张兴以脱贫为主题的大调研系列纪实作品陆续出版，包括《十年一剑》《乡场上下》《大扶贫一线手记》三种七本书在内，可谓皇皇巨著。

　　《十年一剑》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的跨越式发展做了一个基层的全景式扫描。可以说，《十年一剑》是在《乡场上下》《大扶贫一线手记》基础上的升华，同时，三者又形成一个体系彼此印证。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本书，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三种书放在一起，要概括其要旨，就更难了。不过，通读下来，这几本书给人的感受有共性。这个共性，体现在一位知名、资深新闻工作者对纪实作品孜孜以求的新闻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这种情怀“老而弥坚”令人肃然起敬。

　　这种历史意识体现在作者对贵州历史性成就的自觉记录。《十年一剑》序章开宗明义，讲清楚了为什么是十年一剑。而这几段短短的文字，恰恰体现了这种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终于实现了从发展滞后到赶超跨越的巨大转变。……脱贫攻坚实现了历史性全胜。”

　　“创造奇迹，要有一山望着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高的眼光，更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仅仅为一个阶段的战果沾沾自喜，不想向更高的地方攀登，不是贵州人的脾气……”

　　写大事，为时代留痕，是史家和记者都追求的共同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时代著史需要脚力、眼力，更需要脑力和笔力。行走乡村，很多新闻记者、普通作家甚至普通人都做得到，但超越乡村站在贵州发展史乃至更长更宽广的视野下观照、思考贵州巨变，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再如，在讲到贵州工业大突破的成绩时，作者不仅以史家眼光评价这段发展历程，而且豪情万丈的笔调富有感染力。

　　“新时代的贵州像一艘巨轮，驶离了港湾，有了明确导向，闯过千重险难，行了万里路，还要继续破浪向前。”

　　“乘风而行，逐鹿‘云’端；‘云’上筑梦，波涌浪急。一个站上‘高峰’的战略选择——抢夺先机发展大数据，让贵州在中国、向世界展现出不甘落后、先行先试的胆识和勇气，迸发出来的是从未有过的青春活力。”

　　“可我心里却有个越来越清晰的想法：这‘贵州魂’或许真有些像我们在核桃林遇上的微微的风，并没有固定的形状，抚过时也不会有多大响动，但它就流淌在每一个不安于现状的贵州人血脉中，他们默默无言为贵州干的事，积累起来便是无声的惊雷。”

　　“辨方位而正则”。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这当然也是我们认识新闻、报道新闻、做好新闻的依据和经验。

　　报史不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优良传统，是新闻界的自觉追求。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一书所做的序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李大钊在《报与史》一文中论述：“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

　　也就是说，像《十年一剑》这样的作品，不仅本身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意识，也体现了作品自身的史料价值。大量充满泥土气息的基层素材，事例鲜活，跃然纸上。这些文字，无疑为将来阅读或研究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读者提供了民间视角，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官方叙事。

　　在《十年一剑》的后记中，作者夫子自道，“或许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又搞过几十年传媒工作，因此总想让报告文学作品带上一些‘史’的味道。为创作这部作品，相当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参阅一些好的作品和新闻报道上，我把它们看成‘史料’，既启发思维，又言之有据。”实际上，这几本书自身也成为“史料”的一部分。

　　张兴的脱贫大调研系列纪实作品，不仅在以历史眼光写贵州成就方面为年轻新闻记者作出了榜样，也在新闻情怀方面为年轻新闻记者作出了榜样。无论《十年一剑》还是《乡场上下》或《大扶贫一线手记》都是在讲故事，除了文学性以外，有些故事本身就有很强的新闻性。没有故事的新闻是失败的，有故事却没有新闻性也是有缺憾的。难就难在，两者如何结合，对有心人来说不妨学习上述纪实作品，相信会有如入宝山的感觉。

　　以今天年轻人的新闻认识来看，这些纪实作品和新闻的区别是有自己的观察。比如，“过去的十年，如果给它画一个坐标，横轴是发展，纵轴是生态；伴随发展和生态上行的，是和贫困的不断征战，人民的幸福安宁，是原点，也是终点。”其实，这种个体的观察和思考其实本来就是新闻的传统。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就不完全是客观叙事，而是以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征服读者。有见解，有思考，不仅体现个人魅力，也增加新闻魅力。

　　梁启超的写作特点之一是“笔锋恒带情感”，在张兴笔下，我们也能看到他总是流露出深厚的乡土情结。对贵州这片土地，他不仅用脚步丈量，也不仅用大脑思考，更是像艾青眼里噙着泪水一样满怀着赤子深情。

　　这种深情，不仅体现在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在他报道的人物身上，有时又互相渗透难解难分仿佛庄周梦蝶一般玄妙。比如：

　　在中华山村见到五十六岁的毛照新时，这人十分不起眼，就是个朴实的山乡老农民模样。可他有句话都说得很有分量：“我在这里生，我在这里长，别的漂亮话讲不来，但我要对得起这方土地的老乡！”

　　……贵州蝶变，显现着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贵州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与党中央亲切关怀、社会各界鼎力支持融汇一体，便是一曲改天换地、奋斗向前的磅礴乐章。

　　在这几段简短的文字中，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已浑然一体，家国和个人也浑然一体。泾河水，渭河水，最终一起汇入文字的黄河奔流向前。新闻也好，纪实报告也好，文字不是冷冰冰的公文语言，而是带着个体温暖的叙事。

　　更重要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以人民为视角的叙事，不等于纯粹民间的自发写作，而是应当体现出做好政府和民间桥梁的自觉性。在《十年一剑》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担当和文学自觉融为一炉，这种水乳交融的政治自觉随处可见。如：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说明路在贵州人民的心中和生活里，分量比山还重！修路的步子，不能停；交通建设的战鼓还要向天狠擂，敲得天摇地动。

　　“二0二一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最为普遍认可的共识是：修路，是最大的民心和民生工程。为贵州交通大展身手，贵州交通人仍然肩负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正切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一切为了人民！”

　　翻阅这100多万字的作品，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厚重感外，也不禁令人感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奋斗精神是如此厚重。他在《乡场上下》的后记中说：“写完《乡场上下》，只是一个起点。这个伟大时代的‘蝶变’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发现和书写，我们将一如既往，砥砺前行。”果然，《十年一剑》又破空而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退休多年的张兴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一方面密集行走跋山涉水不已，另一方面伏案工作奋笔疾书未已。这么远的行程，这么大的写作量，其强度对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面对壮心不已的新闻前辈的力作，品读再三，深感服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王勃那句名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作者:李卫红,系贵州日报报刊社总编辑、高级编辑[专技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