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丨彭雷：用好奇心读懂大脑

　　彭雷丨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兼CEO，天府锦城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1980年出生于成都。作为连续创业者，职业生涯跨越了互联网、本地生活服务及前沿硬科技领域。2021年，转型进入脑机接口领域。2026年1月，联合陈天桥创立格式塔科技Gestala，成为中国第一家超声波脑机接口公司。

　　在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格式塔公司总部内，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名为“苏格拉底”。隔壁，则是柏拉图、笛卡尔、康德……

　　每个来到格式塔的人都会被这些会议室门牌所吸引：不是数字编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串照亮人类思想长河的名字。“科学的尽头也许是哲学。”45岁的彭雷这样解释。

　　彭雷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石室中学1998届毕业生，中科大本科、香港理工大学硕士、复旦大学在读博士。从大学时代算起，格式塔是他的第六次创业。这家国内首家超声波脑机接口企业，面世半年，就拿到 5.7亿元天使轮融资，刷新中国脑机接口领域天使轮融资规模最高纪录。

　　而在格式塔公司门外的环形广场上，七八块铜牌静静铺展，镌刻着百年以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诺奖得主，员工们叫它 “诺贝尔广场”。排在最后的那一块铭牌，现在是空白。“让我们用未来十五年争取去填上这个空白”，彭雷对自己和团队说。

　　罗塞塔石碑之梦

　　“用最简单的话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叫脑机接口——通过声、光、电、磁四种基础物理手段，尝试对人类的大脑进行读和写。”

　　他把脑机接口的用途视作远近两层：近处，它是医疗器械，用来治病，比如慢性疼痛、中风康复、抑郁、阿尔茨海默症等；远处，它指向一个科学甚至哲学的终极问题——大脑究竟怎么工作，人为什么会产生知识和意识？

　　格式塔公司大楼

　　此前五年，他的第五次创业脑虎科技，走的是电学路线：打开颅骨，把很细的电极丝插进脑组织，读取插入点附近几百个神经元的信号。“它能控制鼠标，也能做语言解码，这些都没问题。”但他的疑问与日俱增，“就算把脑子插成刺猬，你读到的依然是局部。”

　　他相信大脑是作为整体工作的。就像此刻面对面与人聊天，他的前额叶在思考，视觉区在看，听觉区在听，海马体负责记忆的回放，嘴和面部的表情由多个脑区的神经环路共同完成——没有哪一个动作是某个局部单独完成的。

　　1912年，德国诞生了一个哲学和心理学概念叫“格式塔”（Gestalt），意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彭雷的新公司因此得名。超声波可以穿过颅骨，让他第一次看到对大脑“整体读、整体写”的可能性。

　　格式塔的第一代产品预计年底正式发布：一台头盔形态的设备和台车，放在医院里由医生操作，单次无创治疗30到45分钟。已完成的临床初步探索显示，慢性疼痛患者的疼痛评分可以下降约一半，效果维持一到两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肌纤维痛、癌痛……都在适用的患者清单上。

　　也有人问到脑机接口是不是会变成消费电子产品，彭雷把顺序排得很死：“先做严肃医疗、然后居家医疗、最终消费电子，是我们认为合适的脑机接口长期发展顺序，因为没有经过严肃医疗的验证，最终对患者和用户的效果是不能保证安全有效的，这个发展顺序不能颠倒。”

　　彭雷站在格式塔公司的硬币雕塑前

　　“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句话是彭雷最近两年首先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很多人记住的话，也因为这样，他把这枚硬币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了公司的门口一侧。如今英伟达，OpenAI这样的公司在硅基上用算力和模型堆造“AGI，强人工智能”；而人脑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已知的通用AGI，强人工智能——“我们吃一个馒头就能工作一天，只用大约20瓦的能量，就产生了意识。”

　　过去四五年，人工智能的飞速迭代，愈发凸显出AI与神经科学彼此支撑、互为注解的紧密关系。也正因如此，格式塔当下在全球范围内最核心的同行竞争者，是同样于2026年1月新成立的Merge Labs，而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正是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u30FB奥特曼。不难看出，人工智能赛道最前沿的巨头与掌舵人，同样敏锐捕捉到了超声脑机接口蕴藏的战略机遇。

　　他用罗塞塔石碑比喻硅基智能与碳基智能的关系。1799年埃及出土的石碑上刻着三种文字：古埃及文圣书体、古埃及文世俗体和古希腊文互译。语言学家据此破译了失传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彭雷说，硅基有硅基的语言，碳基有碳基的语言，脑机接口将要成为的，就是让两种语言彼此翻译的那块“罗塞塔石碑”。

　　石碑如今所在的伦敦大英博物馆， “是我的必打卡地”——彭雷要亲眼去看看那块石碑。他预测两种智能融合共生的“奇点”，也就是新的罗塞塔石碑建立之日，可能在2035到2045年之间。

　　他常引用康德一句著名的话：“世上有两样东西越思考越令人震撼，一是头顶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研究“人为什么生而为人”，于他而言，合二为一。

　　创办格式塔的第一天，他脱口而出一句话，作为公司愿景：Better Brain for Better Humanity（更好的大脑，为更好的人类）。他解释，“大脑不是可以被简单‘优化’的机器，也不是可以被任意利用的资源，它是人格、尊严、创造力与自由的生物学基础。”

　　还有四条最重要的、关于格式塔文化的解读：

　　Truth over Ego，真相大于立场，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准；Long-term Curiosity，秉持长期好奇心，愿意投入漫长时间探索脑科学未知；Collaborate &Elevate，倡导协作共生、彼此成就，凝聚多元背景的团队；最后一条是Excellence with Humility，以谦逊的方式推动进步，“我们要承认我们不知道什么”。

　　作为科学家的彭雷正在走的这条路，通往的是人类认知的未知边界。他的愿景很明确，而上路时的理念也很清晰。

　　六次出发，一个理由

　　所有身份标签里，彭雷被提及最多的，是“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

　　1998年填报高考志愿，他认定自己要做科学研究，也执意离开生活了18年的成都，选择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里没有北京上海的繁华，但也够沉潜安静；一届只招一两千人，小而精；建校之初各系的系主任，都是中国科学界的巨擘。

　　报到时，家里本来打算让他坐飞机去，他却和同届考上科大的七八个同学约好，一起坐4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就是想透过火车车窗好好看看那些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也体验一把长途旅行的滋味。

　　第一次创业是2001年，彭雷大三。互联网第一波浪潮涌来，他在科大机房里自己买服务器、攒硬盘，做了教育网内的内容社区“博维网”，音乐板块叫“彭彭听吧”。“学生喜欢听音乐，我们就做音乐；喜欢玩游戏，就做游戏；喜欢看动漫，就做动漫。”网站做到教育网最大站点之一，估值一度达百万美元，但大学生第一次创业没有做大，两三年后卖给北京一家公司，得了十几万元——大学生第一次创业能做到这个地步，在当时已属罕见。他揣着这笔钱去了北京，去提升自己的见识和视野。

　　那时彭雷住在西直门，附近新盘每平方米七八千元。后来有人问他，如果穿越回去会不会买房？“也不会。”他答得干脆，“那时学生心态就不是以赚钱为最主要的路，还是想探索新的方向、扩大认知圈。”

　　第二次创业在北京，他做名片网：名片网积累约一百万注册用户、七百多万张名片资料，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名片交换平台；后来成为国内最大的数据库营销公司之一，累计拿到300万美元风险投资。项目最终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融资、组队、运营公司的骨架，他已经完整体验了一遍。

　　大约2007到2010年，彭雷经历了两三年的焦虑症，时常发作。“那是第一次意识到，你的大脑也不一定完全为你所控。”他自己查资料、找专家深聊，慢慢走了出来。从对自己的大脑不信任，到发现可以了解它、驾驭它——这成了他日后研究脑机接口的伏笔。

　　24券团建（受访者供图）

　　2010年他第三次创业，24券团购网上线，只比美团晚11天。后来被称为“千团大战”那一年，1000家公司涌入，前20名都融到了钱。24券一度做到全国第四，2011年销售额超10亿元，累计融资5000万美元，员工最多时4500人。然而三年后，整个赛道只活下一家。“机会对所有人公平，但最终为什么只能活一个？这涉及组织、战略、战术的方方面面。”

　　2012年，彭雷发现消费者用上智能手机，餐饮商家却还无法与顾客数字化连接。于是他主动开辟新赛道，第四次创业，创办“客如云”，为餐饮零售商家做软硬一体的数字化系统——中国餐饮信息化、数字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由他发起。客如云2015年挂牌新三板、次年进入创新层，团队四五千人，商户数十万家。

　　“客如云”时期的彭雷（受访者供图）

　　2019年，彭雷做出又一个主动选择：把客如云卖给阿里巴巴。在这笔交易谈判最紧张的那几个月，高管和员工自愿降薪陪他撑过两三个月，也让他更意识到作为创业者身上的责任，要对几千人的生活负责。最终客如云被阿里巴巴以十亿人民币全资收购，品牌继续保留，他带着约3000名员工加入25万人的阿里，任本地生活资深副总裁——他和马云、蔡崇信一起开会，“看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怎么做战略、组织和文化”。

　　在阿里三年，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次创业。2021年，他认真分析过偶像马斯克手里的赛道：电动车、火箭都已有众多玩家，唯有脑机接口“既包括我熟悉的互联网和AI，又包括我完全不熟悉的生物学和医学，打开的未知窗口特别大”。他和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创办脑虎科技，五年做到国内侵入式脑机接口第一梯队。

　　2025年底，超声波对大脑“整体读、整体写”的全新可能出现，他决定再次创业。2026年1月1日，格式塔在成都成立，是他第六次创业。“对新技术路线赛道的发自内心的兴奋，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此之前，为了弥补知识上的短板，2024年彭雷考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导师是类脑院院长冯建峰。“我懂工程、懂产品、懂商业，但科研能力毕业后就搁下了。”他希望像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那样，成为既懂科研、又懂产业的人。“我现在是一个懂科学的创业者，希望未来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彭雷说。

　　博士第一年课程多，他从早到晚辗转各个校区，同时打理公司；甚至还参加了学院的羽毛球队，和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同学一起打球、讨论论文。“我肯定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但在探索未知上，我和应届生没有本质区别。”

　　“从校园内容，到社交，到本地生活，到O2O，到SaaS，再到硬科技——中国互联网的每一波浪潮，我基本都参与了。”好奇心是发心，韧性是把事情做成的能力。没有发心，看不见机会；只有发心不能坚持，也不行。二十多年里，彭雷几乎都在浪尖，他却一次次离开浪尖，朝更远处游去。“探索未知带给我的震撼，是最强烈的。”

　　“为成都留一个不一样的标签”

　　1998年的绿皮车把彭雷带离成都，二十八年里他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回来。

　　他大学以前的记忆都属于这座城市：从春熙路附近骑自行车去石室上学，天天进出文翁石室古意盎然的红色庙门，校园里有古人留下的碑亭石刻。这所两千多年的学校学风务实，不只看分数，也看重体育、历史和人文，“四中对人本身的重视，给了我很多养分。”

　　1998年，彭雷与同学在文翁石室留影（受访者供图）

　　1994、1995年，他和同学去后子门的成都市体育中心看全兴队和甲A联赛，球市火热，是中学生难得的体验。最近他和初中同学聚会，大家还在感慨：体育是成都的集体精神，球迷文化到现在也是中超的一面旗帜。虽然不算“资格”的球迷，但在彭雷心中，搞科研或许也和踢足球一样，也需要激情、拼搏和忘我的团队精神。

　　当年他执意考出四川，家里也鼓励：“年轻人应该出去看一看。”安稳的底色没有养出安逸，反而给了他一次次尝试新事物的底气。

　　虽然一直在创业，但彭雷其实从未远离成都。做客如云时，他在成都高新区落地了数百人的研发中心，每周成都—上海、成都—北京往返；在阿里的几年，每周成都—杭州往返；做脑虎，每周成都—上海往返。“十多年了，我习惯了每周两到三次航班。”十余年的双城记生活，他在一座座城市间起飞又落地，成都的前面始终有一个“回”字。

　　彭雷从未远离成都

　　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把总部带回了家。多年来，许多朋友都问过他：成都有这么好的安居宜业环境，为什么不在这里做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硬科技公司？他也有这个意愿，所以决定做格式塔时，他就已经想好：这次总部就在成都。但彭雷也很清楚，这不仅是一次乡情驱动的回迁，更是一道必须算得过来的产业题。

　　题目的答案，他条分缕析：华西、省医院、市一医院全国领先的临床资源，川大、电子科大、天府锦城实验室的科研人才，完整的电子信息、半导体、生物医药产业链；更重要的是，脑科学是五到十五年的长赛道，成都安居乐业的底色，能让全球人才沉下心来。

　　他要的从来不是一家“成都的公司”，而是“立足中国，用全球团队、全球股东、做全球业务的硬科技公司”。公司目前约50人，百分之十几是外籍，四位核心高管从美国、以色列、欧洲直接搬到成都。“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城市之间的选择，始终是在大洋彼岸。”

　　2026年6月26日，格式塔成都全球总部暨超级工厂一期投运，16000平方米的厂房里，第一期万级洁净室、GMP厂房、超声实验室、电子实验室、动物实验室、分子实验室、细胞房纷纷就位。一周后，上海NeuroAI创新中心启用，双总部落定：成都主研发与生产，上海主AI与算法，“一个负责把科学变成产品，一个负责探索下一代的智能”。他还规划了北京、香港子公司，以香港为出海起点，走向新加坡、欧洲和美国。

　　格式塔生化实验室（左上）、格式塔超声实验室（右上）、格式塔动物实验室（左下）、格式塔电子实验室（右下）

　　在超声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赛道，他判断中国与美国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做电学时我们起步晚八年，五年时间后大家追到只差三四年；而超声是全新路线，差距可能只有一年半。”他说，“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全球最领先的团队同步竞争。”即便目前仍然是追赶者，即便面前的科研之路还很漫长、还处处隐藏坎坷和未知，但是这一次，彭雷想和家乡一起努力站到世界的最前沿。

　　彭雷小的时候，一环路外还是田；大学毕业回来，天府一街、二街也还是田，如今都长成了产业新城。城市变大了，“好吃的东西还是那些，烟火气也没有变”，成都人开放包容、平和又拼搏的精神也没变。

　　外界常说成都人喜欢安逸，彭雷的六次创业，貌似不像成都人——但他不这么看：“成都有很多面，我可能代表了成都探索未知、创新、拼搏的一面。成都的包容，在于普通人在这里享受烟火，科学家也在这里做最前沿的科研。两者是共生，不是冲突。”

　　他心里最想要的，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一枚不一样的硬科技创新标签。“成都已经给世界留下的标签，是安居乐业、美食之都、熊猫家乡……我希望在脑科学的时代，成都能成为一座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型硬科技城市。”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成都成为全球脑机接口的核心创新城市，让更多海外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到这里做研究和工作。

　　关于成功的定义，他中学时就问过很多人。然而父亲的那句话他记到现在：“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有能力帮助你想帮助的人。”帮助年轻人实现创业梦想，帮助工程师获得财务回报，帮助病人克服病痛，帮助科学家探索未知——“成功不是一个财务数字。”

　　如今周末他尽量留在成都，找家安静的茶馆或咖啡馆坐一坐，或者去河边散步。年轻时一周吃一次火锅，如今到了养生的年纪，一个月吃一次。他说，“同样是一杯茶，你坐在太古里，和坐在上海新天地，体感会有区别。”其实这就是18岁之前的城市，留在他血液里的连接。

　　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标签。彭雷说，他是石室人、科大人、复旦人、科研人、博士生、连续创业者……标签加在一起，会涌现出某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东西。而标签里排在第一个的，永远是一开始的地域属性：成都人。

　　问：科幻电影里那些人脑应用的场景，离我们还有多远？

　　彭雷：大众对脑机接口的理解，有时过于乐观，有时过于悲观。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了解得实在太少，记忆怎么工作、意识为什么分出你我，都还是未知的答案…… 未来三五年，它就是帮助病人获得收益的医疗器械；至于记忆上传、数字永生，可见的未来十年内还不会有。所以像《黑客帝国》《阿凡达》那些电影里的场景，要变成现实还要很久很久。

　　问：从互联网跨到脑机接口，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又应该怎么样去跨越？

　　彭雷：如果我做手机，踩的最多是工程上、营销上的坑。但做脑机接口，很可能要应对的是如今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没研究清楚的机理——你踩的，可能是整个人类都不知道的天坑。它是硬科技里最硬的一种：电子、芯片、材料、医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每一个领域都可能踩坑；还得把理论到现实的路线一条一条串起来，还要组织起人才、找到钱来支撑，这才是最难的环节。

　　我多次回到四中去跟同学们交流，每一次都感到新一代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更聪明、更大胆、更富有创意。硬科技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我希望这些同学能早日成为科研探索领域的同路人，有更多的优秀大脑在成都闪耀智慧。

　　问：回成都，最想做成什么？

　　彭雷：这座城市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可能性。环境的支持、临床的支持资源、产业的支持配套……都在往一处聚拢。剩下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片土壤上真正长出一棵参天大树——那是靠我们自己。经常有人问我，成都还需要为你提供什么？我说不需要了，我思考的是我能给成都带来什么，而不是成都需要再为我做什么。

　　撰文 程启凌 赵雨欣 摄影 王效 设计 李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