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河北学刊》2026年第5期，第99-103页。为方便阅读，微信版文章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获取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作者简介

　　陈育宁，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

　　摘要

　　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天下”的“一体”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研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核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呈现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诸多特征及其宏观与综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思想全新的认识，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体系的框架初步搭建起来。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创新；实际应用；学术体系

　　阅读导引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历史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问题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理论基石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理论核心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主要特征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研究方法

　　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就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所面临的使命。

　　一般来讲，学术活动往往是从某一个问题、某一个观点、某一个专题发端，阐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这种最初学术活动的深入和延伸扩展至一定领域，开始做较系统的研究，渐渐构成这一领域内彼此关联的专门学问。以专门学问作为基础并继续扩展和深入，跨越多个领域，延伸出多个分支学科，即进入分类分系统的研究阶段。当一门学问的系统阐释既有了整体性，又有了明晰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核心要素的支撑下，主题鲜明、思想深刻、结构严谨、逻辑闭环、内容完整，并且显现出其社会应用价值，这便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演进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体系的形成，可谓这一学术规律的典型印证。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并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共天下”的“一体”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与巩固，“共天下”的认识及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而且日益丰富，加之历代先贤、文人学士、思想家的梳理与归纳，逐渐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体系雄厚的思想源泉与历史基础。

　　先秦典籍中，已经有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形成，在华夏族四周分布着被称为戎、夷、狄、蛮等诸多少数民族。随着华夏族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开始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最初观念。这一观念从其甫一出现即牢牢扎下了根。尽管之后经历了多民族漫长历史的复杂变化，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和意识从未发生过本质的改变。“五方之民”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萌芽时期最早的共同称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五方之民”共天下格局和观念支配下，以巨大的魄力和统驭能力将诸侯分权“分封制”改为推行中央集权辖制下的“郡县制”。

　　与郡县制相配套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等一系列举措，维系了大一统疆域内各地的文化交流、交通畅达以及度量衡统一，实现了作为各民族共同体国家内部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司马迁《史记》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官修史书中首次为少数民族立传，视周边民族为统一国家的成员，并作为国家历史著作必定要叙述的对象，开国家正史为各民族立传之先河。显然，“大一统”思想已成为秦汉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基础。西汉宣帝时，大臣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赋予了“大一统”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即加强风俗教化一统，实现政令法规贯通，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深度融汇。

　　唐太宗总结其政治上成功经验之一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明的民族观，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唐太宗决心要结束南北对峙隔离的局面，放弃修筑长城的传统做法，还应铁勒诸姓要求，开通了漠北至长安的大道，北方民族谓之“参天可汗道”。唐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力推行羁縻府州制度，既保留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管理形式与办法，又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这是唐朝的一大创举与贡献。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大一统政权。元世祖忽必烈实行“祖述变通”的革新主张，在地方设立行省，行省长官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这一制度强化了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内陆及边疆的联系，元朝还建立了遍布各个行省的驿站，形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加强了中央与行省、行省与行省之间的联系。这些巩固疆域、加强统一、发展边疆的重要措施，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和强大。

　　史称“康乾盛世”的清前期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观、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的局面息息相关。满洲贵族入关后，将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用了百年时间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一和治理，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喀尔喀蒙古归顺，完成对西北的统一，奠定对西藏治理的格局，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清初设理藩院，制定《理藩院则例》，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民族事务的体制和法律。清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正如雍正所言：“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在这种“视同一体”理念的指引下，维系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发展主流，巩固了国家统一和多民族一体的格局。

　　近代以来，国家与民族的危亡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重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强烈意识到在不断受到外来列强入侵的危机面前，中国各地各民族必须“保国、保种”，必须“合群”联合起来。1902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后来，他又特别解释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辛亥革命实行“五族共和”，孙中山倡导“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具有内在聚合力的多民族统一体，自近现代以来在无数危急的历史关头，展现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联合统一的强烈意愿。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各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从以上中国历史上几个关键时期有代表性的民族意识及其发展趋势可清楚地看出，从“五方之民”到“中华民族”，贯穿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条主线就是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中华一体”思想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问题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理论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大规模调查，由此对中华各民族的基本面貌有了系统、科学、清晰的认识。其中，1953—1979年，组织专家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识别，依法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1956—1964年，组织数千人参与对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社会历史大调查，编写了55个少数民族史志。

　　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引发了对民族诸多问题的理论探讨。学术界在1950—1960年代集中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民族英雄、民族政权问题，民族关系、民族融合问题，统一多民族国家及统一的规模问题，少数民族的贡献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深入，不仅涉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许多原则问题，也紧密关乎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演进基本特征和规律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民族历史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首先是从理论认识的突破开始的。

　　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针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平交往”，还是“相互征战”的讨论，白寿彝、翁独健等认为，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虽然期间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祖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了“内聚力”这一重要概念。

　　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观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宏观的理论概括，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整体观（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核心说（汉族）、过程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理论观点，成为全面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的一把“钥匙”。

　　在“多元一体”理论观点的推动下，学术界将“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展开深入讨论。有研究认为，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自始至终围绕的一个核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五个要素：多源多流，源流交错；共同开发，共同创造；迁徙流动，汇聚交融；经济联系，相互依存；主体民族，凝聚核心。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体”的核心内涵，它表现为一种统一力，包括中华民族整体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同时，表现为一种生命力，包括中华各民族的生存适应能力、危急时刻的抗争力、发展的创新力、独立自主能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最终表现为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国家的强大认同力。

　　悠久历史的深厚基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全国范围民族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后的民族理论突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思想的提出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理论核心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指导下，围绕中华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观点；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019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共同”的重要思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是在全面总结历史传统及认知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其理论核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学术研究发展的路径来看，从“多元一体”“凝聚力”到“共同体”“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的创新大大强化了对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意义的认识，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瞻性意义。

　　以往较多地关注对少数民族个体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为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多民族历史及其现状打下了基础。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入，更加注重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把共同性与差异性、多元与一体、全局与局部紧密结合起来，不局限于对一个民族地区、一个民族的微观研究，不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而是更要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能够脱离统一多民族国家而独立存在。“多元”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相互交融汇合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如果说“多元一体”“凝聚力”的阐释侧重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传统，那么“共同体”“共同体意识”则在承续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强调对于当今民族关系建设和聚集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功能。各个民族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经济互补互惠、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由各民族共建共享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富含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价值共同体，是一个各民族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它以强大的生命力把各民族紧紧团聚在一起，永不分离。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的历史之基、立国之本，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强大的基本保证。所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概念的创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理论核心，更是一条主线。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主要特征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不仅是一个完整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大学术命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而且作为思想智库和政策依据，承担着引导正确解决当代中国现实民族问题、维护国家利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重任，对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解决好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及边疆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方面，均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二，中国传统优秀思想与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理论的统一。“中华一体”的传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根基所在，是这一知识体系的自主核心。在此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吸收世界近代以来关于民族认识的新思想、新理论，从而开阔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增强了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理论的深入研究，在比较和鉴别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史观中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及其歪曲历史真相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企图割裂中国历史、分裂中华民族的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观等。对此，中国学术界应与此明确划清界限，理直气壮地揭露其不良动机批判其错误本质，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权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确立，使中国人民有了更充分更坚定的话语权。

　　第三，从学术圈子走出來，注重发挥其社会功能。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学术研究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紧接地气，注重实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到各族群众的基本认知中，这是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各地各民族从当地和本民族的历史经历中，挖掘出许多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史实，切身的体验和实在的乡土事例使他们认识到：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共同走过的历史道路，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共同的思想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选择。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形成学术体系的必要路径。

　　其一，加强宏观思维。把各个民族的演进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大背景及发展趋势的大视角中去认识，把对个体的研究与共同体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相关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化的；是从实事和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化上，从而得出客观、真实、正确的结论。

　　其二，加强综合研究。概念的创新要与实证和调查紧密结合。历史学的理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方法是学术体系的主干，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是实证与依据的主要来源，政治学则要求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注重发挥其社会功能。众多学科的综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体系必要的支撑和基础。

　　其三，在尊重差异、包容差异的同时，深入挖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增强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在继续深入民族个体的基础性研究同时，大力加强走向“一体”的必然性及其规律的研究；在局部区域、个案典型深入解剖的同时，应注重大背景、大趋势的重要影响及决定性作用。

　　理论的创新和全方位研究不断深入，带来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全新的认识，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体系框架已初步搭建起來。近些年来，已涌现出许多新的成果，包括《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及资料汇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及结合地方实际的普及读物、各类展览和宣教活动，等等。与此同时，学术交流、队伍培养、基地建设均有了很大进展。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只有这个学术体系的不断丰富、完善和高质量发展，才能有力地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