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寒意尚未散尽，贺兰山在晴雪的映照下银装素裹，尽显巍峨。就在这片雄浑的山脉之中，苏峪口瓷窑址——这座沉寂近千年的古窑场，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缓缓揭开神秘的面纱。

　　苏峪口瓷窑址航拍。

　　在这片约4万平方米的遗址上，3组瓷窑作坊重见天日，出土的精细白瓷，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窑火的记忆。这些瓷器意义非凡，不仅将我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的应用时间从元代提前至两宋时期，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更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

　　区内外专家在苏峪口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于2017年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调查中首次被发现。2021—2024年，为了解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探寻西夏陵与西夏寺院出土精细白瓷的产地等学术谜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对编号为Y1—Y6的6座窑炉展开正式发掘，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此次发掘成果丰硕，完整揭露出包含六座窑炉的作坊遗迹。相关成果作为国家文物局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发布，并入选2022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苏峪口瓷窑选址深山的秘密

　　这座西夏的瓷窑遗址，隐匿于苏峪口山口内10公里的半山坡上，占地约4万平方米。即便如今有水泥路面通达，前往此处仍需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相较于位于黄河东岸、水陆交通便利的灵武磁窑堡，这里显得极为隐蔽。那么，西夏窑工为何选择在此建窑？它是否因隐蔽性而成为保障宫廷用瓷供应的关键据点？从交通运输角度看，这里的瓷器又是如何运送出去，运往何方？

　　灵武窑遗址。

　　西夏陵博物馆展示的西夏瓷。

　　自2017年考古人员踏入苏峪口瓷窑址，这些疑问便萦绕心头。2021—2024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谜底逐渐揭晓。

　　“我们在周边发现了水源，还有储量丰富的无精煤矿。在瓷窑址正前方的山体断面处，找到了瓷土矿和石英含量近百分之六七十、接近现代标准的石英矿。”今年2月22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站在窑址前，指着四周山峰介绍道。水源、燃料和原料一应俱全，为窑厂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区内外专家在标本室。

　　在苏峪口瓷窑址标本室，发掘清理出的细白瓷器整齐排列。瓷器类型丰富，以高石英瓷器为主，有碗、盘、碟、盏、罐、瓶、壶、盆等。此外，还发现了瓷质建筑构件、动物瓷塑及佛像等，但数量较少，这或许反映了当时世俗生活对某些器物的偏好。部分出土的高足碗中间有小孔，专家推测可能是插器。这些瓷器器型小巧规整，胎白釉薄，润泽剔透。“以往所知的西夏瓷器多出自灵武窑，属粗瓷，风格粗犷，而此次发现的细白瓷完全颠覆了这一认知，改变了我们对西夏白瓷以及西北地区瓷器的固有看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郑建明表示。

　　区内外专家在苏峪口瓷窑址。

　　北方典型的馒头窑。

　　“从历史角度看，大型瓷窑选址通常是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苏峪口瓷窑址的选址，既依赖自然资源，也可能考虑了政治、军事、交通等人文因素，这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郑建明自2021年起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苏峪口瓷窑址进行考古发掘。他认为，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建筑构件、瓷瓦及众多瓷器来看，其等级颇高。结合地理位置分析，该窑址位于贺兰山，交通不便，却紧邻西夏陵和众多离宫别院，推测其可能是为西夏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口。相比位于黄河边上、交通便利且面向低端市场的灵武窑，贺兰窑专为宫廷服务，可不计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何会选址于此。

　　区内外专家在苏峪口瓷窑址。

　　柴平平在苏峪口瓷窑址。

　　“在窑址区同时发现瓷土矿、石英矿、石灰矿、煤矿与水源等资源，这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尚属首次，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窑业资源组合，这也成为中国窑业一个新的组合，被称作‘贺兰窑’。”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表示，苏峪口瓷窑址首次揭示出宋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构成及工艺流程，对于全国同一时期窑场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重要窑场，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二元配方”改写中国陶瓷史

　　贺兰山上，馒头状的窑炉几乎完整保存，黢黑的火膛、散落的匣钵，以及不远处有序排列的瓷土坑、釉料缸、石英砂坑、草木灰坑，仿佛在诉说着昔日的繁荣。首次发现的石英加工作坊、晾晒烘干作坊、石英煅烧的窑炉，让考古人员惊叹不已，这座构建完整的制瓷工艺流程，揭露了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

　　2021年发掘区工作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瓷土坑清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的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已接近甚至达到现代“高石英瓷”技术标准，是我国“高石英瓷”的最早发现。在最近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煅烧石英的窑炉，实验证明，烧制过的石英更易粉碎。朱存世表示，当地瓷土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工匠创造性地在瓷土中添加石英，提升二氧化硅比例，降低三氧化二铝比例，才烧制出与湖田窑极为相似的产品。

　　项目负责人朱存世清理作坊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通过对出土瓷器的科学检测与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里的瓷器采用了“二元配方”技术，且其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高石英瓷”标准，这意味着我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的应用时间从元代提前至西夏。

　　花口碗。

　　高足碗。

　　瓜棱罐。

　　“二元配方”技术的应用，给西夏瓷器品质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瓷器质地更坚硬，能承受更高烧制温度，减少了变形和开裂风险。瓷器透明度和光泽度大幅提升，釉色附着性更好，烧制出的瓷器表面更加润泽、晶莹剔透。这些高品质瓷器，不仅满足了西夏宫廷和贵族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夏陶瓷业的发展，使其在当时的瓷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碗涩圈叠烧。

　　“我们观察到，用煤作为燃料烧制瓷器的技术在金代才开始推广，而苏峪口瓷窑址在北宋时期就已采用，应该是受到了北方当时最先进的河北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秦大树表示，苏峪口瓷窑址的窑业技术，是南北制瓷技术融合的典范。北方常见的“馒头窑”结构简单、建造方便、热效率较高，煤炭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的高温稳定且持久，为瓷器烧制提供了可靠能源保障。大规模使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有效防止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受到污染，提高了瓷器质量和成品率。

　　“横空出世”和“官窑身份”

　　苏峪口瓷窑址没有前期发展起源和衰落过程，为何“横空出世”？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方，为何会突然出现这座窑址？从出土的各种精细白瓷产品中，能否揭开苏峪口瓷窑址官窑身份的神秘面纱？

　　这种南北技术的融合，反映了西夏与周边地区频繁的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西夏虽地处西北，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南方的制瓷工匠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来到西夏，带来先进的制瓷技术和工艺，与当地制瓷传统相结合，形成了苏峪口瓷窑址独特的窑业技术。

　　考古工作队工作中。

　　在苏峪口瓷窑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能感受到作坊布局合理、工艺精细，每一个环节都展现出极高水准。在标本室，一件盖子上刻有西夏文字的匣钵吸引了众人目光。经查阅，这个西夏字为“白”。“这可能跟西夏的国号叫‘大白高国’有关，同时根据史书记载，西夏人崇尚白色，或许，这跟他们喜爱景德镇细白瓷有很大关系。”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研究员项坤鹏表示，在随后兴起的灵武窑，则明显受到辽、金等北方政权的影响，生产的瓷器风格更富有草原风格。

　　专家还发现一件底部刻有“官”字的瓷器。“有的有‘官’，有的没有‘官’，这是否说明这个窑址是官民两用的呢？”项坤鹏表示，此外，此次出土的瓷制板瓦，四周是素胎，中间施白釉的这种烧造方式很有特点，同时这种板瓦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也有出土。通过这些细节，可以大胆猜测这座瓷窑的官窑身份。

　　苏峪口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与景德镇湖田窑生产的轻薄胎、精细的青白瓷极为相似，属于南方白瓷，与北宋时期深受文人士大夫阶层喜爱的定窑素面瓷器异曲同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从这些细节也可推测，这座瓷窑应该是在北宋和西夏并立的一段“蜜月期”建立，当时西夏官窑与北宋官方联系紧密，甚至有可能是湖田窑的工匠直接参与制作。

　　透光白瓷。

　　在西夏建国30年左右的时间，为何突然出现这座官窑性质的古窑？促使其烧制瓷器的契机是什么？从窑炉和烧制工艺有北方传统工艺的影子，从器物造型和釉料花色又存在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的风格，用釉料密封匣钵口的工艺，到底是来自景德镇湖田窑，还是通过中间北方定窑或者河南周边区域呢？此外，到底是窑工的迁徙带来了技术，还是单纯的器型模仿？这些窑工是主动迁徙，还是被动迁徙而来的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辉提出诸多疑问，他表示，苏峪口瓷窑址的重大发现为我们呈现了西夏瓷独具特点又非常重要的面貌，对中国制瓷史的震撼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疑问也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并继续探索。

　　民族融合：瓷器上的文化交融

　　苏峪口瓷窑址为研究西夏与两宋时期各政权间的文化交往融合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郑建明指出，西夏地处西北，与周边宋、辽、金等政权交往频繁。在瓷器制作工艺上，能明显看到不同文化的交融痕迹。

　　“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和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类型很接近，尤其是高足碗和盏灯，在器型、大小等方面非常相似。但从它的胎、窑型结构等方面看还是有很多特殊性。”景德镇陶瓷大学教师魏强兵表示，这充分体现了技术交流和技术本土化的特性，也就是说西夏时期制瓷技术在和南方交流的时候，根据当地釉料和瓷料的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技术改进。

　　项目工作人员合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苏峪口瓷窑址的瓷器，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反映出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文化交流的趋向统一。”朱存世表示，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对于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记者手记

　　从选址的智慧，到技术的革新，从官窑身份的确定，到文化融合的体现，苏峪口瓷窑址的每一个方面都蕴含着无数的故事。当然，苏峪口瓷窑址还留给我们诸多疑问。正如郑建明所言，苏峪口瓷窑址的发掘工作还将持续5至10年时间。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挖掘和科技考古等手段，关于西夏窑业及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终将被揭开。

　　我们也期待着，苏峪口瓷窑址在发现、发掘、展示的同时，也能迎来属于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让更多人走进这里，了解更多中国制瓷业的辉煌历史。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雪梅/文 见习记者 牛宝林 弥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