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东麓》是宁夏报告文学作家樊前锋继《闽宁镇记事》《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闽宁山海情》之后的又一精品力作。这部作品聚焦贺兰山东麓，将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在一起，细致、全面地展现了宁夏葡萄酒从不被接受到走出国门的发展历史，同时生动描绘出西海固地区、玉泉营农场脱贫致富的成功实践。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一部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奋斗诗篇，同时也是一部西部地区生态发展史，更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西部乡村的致富史和展现“大写的人”的凡人英雄群像图。

　　在冬日酷寒的沙漠戈壁发展产业，并使其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公认的“明星产区”和“新兴国产区”离不开政府的投入与支持，也无法忽视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奋斗者的辛勤付出，“葡萄架下那些星星点点的创新都是由他们——无名的产业工人完成的。”樊前锋用顺畅、诗意、略带土味儿的语言塑造了众多勇敢勤奋的人物形象。

　　第一个出场的谭以智，作为葡萄酒产业的开辟者，在所有人都认为宁夏不适宜种植葡萄，并对他的决定表示反对甚至加以阻挠时，他顶着压力坚持下来，开始在沙漠荒地上栽种葡萄。他不断尝试、查阅资料、聘请专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让这片贫瘠的褐色土地生长出充满希望的紫色果实，并酿出优质的干红葡萄酒。但在那个年代，俘获国人味蕾的是用水勾兑、价格低廉的甜葡萄酒，品质优良、成本高昂的干红葡萄酒并不被市场青睐。

　　直到谭以智退休，他也未能见到中国葡萄酒的春天，农场职工依然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好在依然有人坚守，第一代酿酒师俞惠明，从最开始手动破碎葡萄到用酒抵薪资，当初一起学习的小伙伴都逐步离开，但他从未放弃，始终与葡萄酒厂共同进退。类似的奋斗者在玉泉营农场、在贺兰山东麓的土地上比比皆是，在泥土里打滚的专家张葡萄、勤劳聪慧的西海固妇女马花花、传承葡萄酒酿造技艺的高氏父女……他们是“大写的人”，奉献着自己的一生，用汗水染绿了脚下干枯的黄土地，在坚守与奋斗中酿造出中国葡萄酒的醇郁芳香。贺兰山脚下的历史车轮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蕴含在这些人物背后的是时代的变革、生活的底蕴，就像薛宝琨在《“包袱”的艺术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创造深刻隽永的艺术典型，犹如一枚味道醇厚的橄榄一样，把生活的丰富性寓于单纯的艺术形象之中。”

　　为了更好地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作家往往采用各种各样的叙事手法和技巧来讲述故事。樊前锋在《贺兰山东麓》里采取了创作主体隐匿不见的写作立场，与通常报告文学作品重视采访者在场不同，该作品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以人物视角来展示事件和故事，给读者强烈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在这里，叙述者不再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内置于乡村的见证者。作品虽为非虚构文学，但它具有浓厚的小说特质，作者常常对人物的切身感受和内心活动进行描画，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物内心的感受，同时也可以让读者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建设者的辛勤不易和坚定信心。

　　这部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也独具特色。郭志云认为，“时间型、因果联系型和人物性格型共同构成的纵向的线性时间型结构（线型结构）以及横向的空间型结构（非线型结构）体现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叙事结构形态的丰富性。”从整体来看，《贺兰山东麓》采用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推进的线性结构，贺兰山东边山脚下葡萄酒产业四十余年的沧桑变化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推进，同时又有一定比例的篇幅利用倒叙设置悬念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在全书的开头，作者对玉泉营农场种植葡萄十年后的一场风波进行描写，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引发强烈的阅读兴趣。文章也常以预叙进行铺垫，在俞惠明第一次遇到雄新强时，作者写道：“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他与这个年轻人的故事还只是个开始。”为后来两人的相遇埋下伏笔。此外，在时间流变的线性结构中，也穿插着横向的空间转换。在讲述玉泉营农场的建设时，远在河北昌黎酒厂的八名酿酒师正在刻苦学习，两个叙事空间的不断转换，有力地将两段故事连在一起，传达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对比意义。

　　《贺兰山东麓》作为一部全景式真实展现宁夏葡萄酒诞生和发展史的纪实作品，以紧凑的结构、独立的视角、纪实的手法、饱满的热情记录了时代之变、产业之兴，也让读者感受到催人奋进的创业激情、不懈奋斗的拼搏精神和昂扬向上的蓬勃力量。

　　（北方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杨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