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2024年，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曾长时间占据着当当网和京东图书历史类书籍排行榜首位。

　　有许多细心的岳阳读者发现，这四卷书中，每一卷当中都写到了岳阳。那么，王船山先生和岳阳这片土地有什么不解之缘？他在岳阳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在《王船山》出版一周年之际，岳阳日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作者聂茂教授，一同探寻这部鸿篇巨著背后的故事。

　　【受访嘉宾简介】

　　聂茂：男，湖南祁东县人。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南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数十种，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王夫之的“岳州梦”

　　与《王船山》的“岳阳情”

　　记者：聂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2024年6月，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先后入选多个重要书单和榜单，反响巨大，被誉为“现象级图书出版”热点事件。您是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走红”？

　　聂茂：感谢您的关注。《王船山》能得到读者和学界的认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所谓意料之外，是因为船山先生在大众心目中，知名度并不高，他生前默默无闻，他的家族、亲友及门徒也鲜有发达者，是三百多年来严重被低估的思想巨子、学问大家。所谓意料之中，是因为船山先生在政界、商界和学界有一大批忠实粉丝。小说《王船山》能够“走红”，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这部作品是经过长期学术积累和精心创作的成果。2012年我成功申报了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2016年该项结题成果《天地行人：王夫之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随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王船山先生“书生报国”的精神品格永不过时。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发掘湖湘文化，弘扬船山精神，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这部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王船山》出版后，出版社和相关部门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出版座谈会、作品研讨会等20余场活动，我应邀在湖南、甘肃、重庆等省市进行专题讲座30余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新闻联播以及央视网、新华社、中新社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唐浩明、陈思和、王跃文、欧阳友权、阎真、谭桂林、王泽应等著名作家、学者积极推荐并发表评论文章，国内哲学和船山学的研究大家如万俊人、陈来、王兴国、朱汉民等也都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所有这些，都为作品树立口碑和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记者：岳阳有不少读者是您的“粉丝”，我也拜读了《王船山》，您在这套小说的每一卷中都有提到岳阳，您能介绍一下船山先生和岳阳的渊源吗？您希望这部作品能为岳阳的文化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聂茂：确实，《王船山》每一卷里都有岳阳的故事。岳州、湘阴、临湘等在书中反复出现。第一卷，船山先生数次路过岳州，写下一批诗词；第二卷，船山先生前往湘阴章旷军营，有近20页的篇幅描述湘阴战事；第三卷，湘阴作为整个战局的枢纽之地，反复牵动着船山先生的心；第四卷，船山先生前往湘阴看望老友刘象贤，定下儿子王敔与刘象贤之女刘涵静的婚事。

　　王夫之有着深沉的“岳州梦”，这个梦的精神源头就是屈原和范仲淹。船山先生很小就熟读屈原的著作，首次赴武昌赶考，经过洞庭湖，想起范公的名句激动不已。他后来的“求梦—梦碎、续梦—梦醒”等曲折人生以及强烈的中华复兴梦，其拳拳之心都与此有关。

　　岳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船山先生的思想与湖湘文化紧密相连，岳阳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之一，也是“船山梦”的发源地。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船山先生，感受岳阳的文化魅力。去年12月，我曾在湖南理工学院讲过“遇见船山：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主题讲座，反响较大。作为汨罗“荣誉市民”，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为包括汨罗在内的岳阳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增添一份独特的色彩，让船山精神在岳阳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王船山》还铭刻着感人的“岳阳情”。这部小说的出版方团结出版社是民革中央主管主办的中央级出版单位。作为行业翘楚和出版大家的社长梁光玉先生就是岳阳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本书责任编辑方莉女士也是岳阳人。梁光玉社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大才子，算得上是我的师兄；方莉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但她的本科是湘潭大学，算得上是我的师妹。我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出版50余部著作，跟许多出版社打过交道，像梁光玉先生这样有魄力、有眼光、有前瞻意识和使命担当者，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小说出版前，他先后两次带领出版社分管领导以及编辑、发行、营销等各部门负责人来长沙主动对接，讨论相关事宜。而我与方莉长达两年沟通、交流的“幕后故事”足以写成一本书，她“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既敬业又专业，充分尊重我的创作自由，努力打磨每一个细节。据悉，《王船山》也是该社有史以来出版当代作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出版社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精干团队。这就是《王船山》的“岳阳情”，这份情缘让我铭恩一辈子。

　　文化自信与文史哲的高度融合

　　记者：有不少读者好奇，您为创作《王船山》花费了12年时间，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心投身于这部巨著的创作？

　　聂茂：我与船山先生是同乡，王船山传记立项是契机。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我被这位思想巨匠的担当精神所震撼。船山思想在沉寂两百年后焕发光彩，印证了他“吾书二百年后始显”的预言，这种文化自信自强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往往取决于对其思想巨人的认知深度。”船山先生“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的精神品格，是当下最需要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促使我投身其历史小说创作的动力源泉。

　　记者：在这12年的创作过程中，一定充满了艰辛与挑战。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聂茂：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把文史哲打通，将“文学的温度、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完美融合。

　　船山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要写出生动感人的船山故事，首先就要对其思想内核进行了解与把握，从浩瀚的文献中找到闪光的珍珠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头等难题。船山先生一生著述上千万字，已经出版的超过800万字，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有关船山思想的诠释已成一门显学，即“船山学”，这个体量更大。光是考证“理欲之辨”这个专业术语，我就查阅了10余万字的文献资料。

　　其次是史实的把握。除了船山先生的著作和船山学的史料，有关船山先生的民间野史也是汗牛充栋，我不能漠视，而要多个版本比较、确认并勘误。尤其是南明那段历史错综复杂，船山先生经历了崇祯帝自杀、张献忠入衡、吴三桂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生命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停留在南明，这个小王朝跟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困斗、挣扎和内耗都不会少，却一直不受史家重视，文献有限。我既要发现、还原这一段历史，又要忠于这段史实，写出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船山先生的痛苦、挣扎、无助与迷漓。

　　最后是艺术的表达。如何让哲学思想不显得艰涩，让历史叙事不流于说教，这是小说叙事的挑战，我用“思想的故事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用生动的故事、具体的情节和逼真的场景来体现，通过父子对话、同窗交流、杏坛讲学、师生争鸣来还原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再现一批被埋没的灵魂。

　　之所以花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还有一份教职，教学和科研是我的主业，写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在《王船山》成书的过程中，光是我指导毕业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和学士就有上百人；我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申报各类课题、撰写专业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等，这些都是一个“良心活儿”，来不得半点偷懒与敷衍。

　　从《王船山》到《船山先生》：

　　艺术的基石是“真实”

　　记者：今年5月份，您作为文学撰稿人的4集大型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TV开播，反响巨大。有观众认为，您在纪录片中呈现的船山先生和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有许多不同。您能说说两者的区别吗？

　　聂茂：差异显而易见。首先是表现形式：纪录片恪守“无一字无来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要忠实于历史；小说可以运用文学想象，通过设计悬念和“巧合”的桥段，来推动故事引人入胜。其次是思想内容：纪录片通过声画情景、文献佐证和解说词等讲述船山思想；小说注重悬念、反转和矛盾冲突，比如通过管时求由热血青年变成“杀人魔鬼”来展示船山先生对“人性善恶”的深层次思考；唐克峻由一名书生成长为一名战士、因毒死吴三桂而让自己斩首示众，这种“书生报国，处处可为”的细节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4集纪录片要在160分钟内让普通电视观众理解船山先生，必须高度凝练。而4卷本110万字的小说面向深度阅读群体，可以全景式展现。比如，船山先生参加科举，从赶考路上的见闻到考场中的深描，这些无法在纪录片中体现。小说虚构的朱归孺和琴棋书画等人物，有着很强的文学张力，能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语境。纪录片成功的关键是视觉美学上的创新，通过人物演绎、超高清拍摄与数字动画技术，既保证了历史真实性，又提升了艺术感染力，让船山思想获得了直观呈现。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小说，我都坚持一个原则：“真实”——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真实。就像船山先生说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通过不同方式，最终抵达同一个大写的“人”。

　　记者：纪录片《船山先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呈现了王夫之的一生。您觉得，纪录片的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有什么不同？您为什么会“跨界”去当纪录片的文学撰稿人？

　　聂茂：纪录片与小说创作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小说创作是“加法”的艺术，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如船山先生第一次过洞庭，小说写道：“远远地，就可看见岳阳楼。王夫之站在船头默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千古文章就放在那里……这里跳动着湖湘的灵魂，不变的古楚，人杰地灵，从屈子以来就人才辈出。”这样的描写有较强的代入感，能引起读者共鸣。

　　而纪录片创作是“减法”的艺术，要从海量史料中提炼最具代表性的瞬间，选择典型场景来浓缩人物的一生。纪录片强调的是镜头语言，是画面感，一个镜头，近景、中景、远景，都要“镂空”，不能塞得太满，否则，无法发挥观众想象。观众不能沉浸其中，就会转台或弃看。

　　不是我要“跨界”去作纪录片的文学撰稿人，而是创作、还原船山先生实在太难，该剧组是国内纪录片制作的顶级团队，他们折腾了大半年没有进展，最终找到我。我觉得是件好事，便义不容辞，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这次跨界经历让我认识到，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严肃文学要“出圈”，就要充分利用融媒体技术，革故鼎新。当然，无论如何变化，精神内核不变。“文以载道”的本质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载”的方式。这或许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亟需破解的命题：既要让思想“活”起来、“亮”起来，又要让人物“立”得住、行得“远”。

　　船山精神：

　　“从不放弃”与“永不投降”

　　记者：小说《王船山》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古诗文或准文言文？这是否体现了您某种特殊的创作追求？

　　聂茂：这个问题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痛点。在碎片化阅读“追爽求快”的今天，许多人对老祖宗留下的精美语言不当一回事，他们粗暴地改写，游戏般玩弄，用肤浅的表情包、错乱的谐音和莫名其妙的符号肆意割裂和伤害汉语应有的言与意的统一，我对此深感忧虑。汉语曾经拥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高雅意境、“大漠孤烟直”的万千气象，如今却有了快餐文化流水线上的一堆堆垃圾。

　　我在《王船山》中使用大量的古文、诗词、歌赋、对联和准文言文，不仅是小说表达本身的需要，更是对汉语诗性传统的坚守。我希望借此重建汉语的“雅正”传统。这种“文白交融”，虽然提高了阅读门槛，却让读者感受到：真正的文学语言，可一读再读，意味无穷，既能载道，又能言情；既见筋骨，又显风流。这不是复古，而是要让历经三千年淬炼的汉语智慧，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写完《王船山》，我才真正体味到“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深意。汉语表达的古雅与端庄、隽永与含蓄，“质以昭忠，文以达质”，这也是船山先生秉持“文以复归本性之真”的美学旨趣，我奉为圭臬，藉此实现“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的创作追求。

　　记者：您研究王船山，创作与王船山相关的作品，被唐浩明老师赞为“船山的异代知己与杰出传人”。您认为船山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对湖湘文化有什么影响？您是一位教授，如何在作品中体现船山精神对当代青年的激励作用？

　　聂茂：浩明老师的溢美之词于我是一种鼓励与鞭策。船山精神的核心就是“从不放弃”的创新意识和“永不投降”的血性精神，进一步说，就是“誓为文脉续薪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敢与绝学争熹微”的伟大抱负与万丈雄心。

　　首先是“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创新。船山先生认为：“既然‘六经’选择我来传承，我就要别开生面，发扬光大”。他毕其一生做的就是这件事。他的墓志铭提及张横渠，希冀自己像张载先生一样，用智慧、汗水和心血赓续文脉，传承薪火。这种潜心治学、勇于创新的态度对当代青年克服浮躁、不在“内卷”中躺平具有重要励志作用。

　　其次是“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民族气节。船山先生把生命分成“生活”与“活生”两个维度，前者是绝大部分人的常态，后者是极少数人的担当。这种“活生”，就是船山先生的“活埋”。南明灭亡了，在清政府治下生活的48年间，船山先生从不投降，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放弃对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思考。小说通过船山先生拒绝吴三桂征召等历史事件，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坚守。这种爱国精神和君子品格对培养青年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尤为重要。

　　最后是“天下事，少年心”的家国情怀。船山先生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我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他“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初心，以及通过著书立说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续命的努力。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精神，正是当代青年最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

　　船山精神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曾国藩“扎硬寨、打硬仗”的务实作风，到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担当精神，再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能看到船山思想的深刻烙印。“半部近代史，一群湖南人。”湖湘文化有魂，这个魂，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船山先生及其思想。

　　作为教育工作者、文学创作者，我始终注重将船山精神转化为青年成长的思想养分。比如在描写船山先生求学时，着重表现他在岳麓书院“求真务实”“宰鼠验牙”的治学方法；在讲述他早年抗清时，写他南岳起兵，举起一面义旗，上面是他的血书：“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正是这种血性、勇武和忠诚，使船山精神穿越三百余年时光，依然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沈勇孙丽芳 陈东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