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7月11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表知名学者、王船山研究专家王泽应教授的重磅文章——《<王船山>：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史诗》，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受版面所限，发表时作了删节。现应读者需要，将全文刊发于此，感谢王泽应教授的大力支持。

　　《王船山》：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史诗

　　文/王泽应

　　用啼血文字生动再现船山先生的扛鼎之作

　　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是一代代有家国情怀、有尊道贵德之志和扶危济困之情的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所共同创造并共同发展的，其间凝聚着无数圣贤豪杰、志士仁人乃至匹夫匹妇的心血、泪水和智慧。他们或从天道本源的存在中求得安身立命的价值根基，或从家国天下的关系中索解民族精神的建构，或在困厄痛苦的生存境况中探寻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救治之道，或注目于文明文化的伦理底蕴而作极深研几、阐幽探微的学术研修，正是这一批批、一代代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和动心忍性的奋斗拼搏书写了中华文明自古及今“亘古亘今”的辉煌传奇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不朽史诗。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王船山“身历世屯”，在经历科举梦碎、救亡梦灭之后毅然决然地从事文化救国的神圣志业，隐居偏僻的湘西草堂（含败叶庐和观生居）数十载，在“短襟自寒，朔风摇釭，岁暮薇枯，饥谁与同”（《杂诗》）的艰苦条件下写出了千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其中《黄书》《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宋论》《诗广传》《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楚辞通释》等均可谓守正创新的传世名作。船山著作本质上是“茹苦含辛，守己以贞”的血泪凝聚以及志在振复的根魂铸造，充满着“维人极以安苦学”“故为生民立极”（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的建纲垂统、继往开来之学术特质。

　　聂茂花费12年时间推出《王船山》这一长篇历史小说，是用船山精神写作王船山思想建构、峥嵘岁月以及“厉世磨钝之节坚”的优秀作品，亦是聂茂教授“私淑船山”遥契船山道心并在品读船山诗词作品时“仰而读，俯而思”，与之一起流泪，一起求索，一起为中华文明培根铸魂的价值确证。或者可以说，船山“杜鹃啼到春后”的血泪经由聂茂教授的啼血文字得到了跨越时空的传延，使当代中国的学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王船山。

　　《王船山》这一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相叠加的特定时空下问世，积淀和凝聚着聂茂教授对船山先生“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的文化自信和“吾道五百年后大昌”的高瞻远瞩及其船山精神的深刻领悟和船山魂、船山梦的“庄周梦蝶”式的自我觉解或价值证明，也是聂茂教授与船山为友、懂船山志、释船山魂的惊心动魄或使船山走向现当代的扛鼎之作，其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创造价值堪比姚雪垠的《李自成》、熊召政的《张居正》和唐浩明的《曾国藩》，如果我们坚执地或且从精神魂魄之超拔伟岸特别是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承前启后和守正创新的意义上来品评历史人物对自己所属文明和文化的认同和创化价值，也许船山魂、船山梦、船山精神乃至船山血泪要占有一个特别的高度、特别的深度和特别的广度或者说特别的温度，我们可以从船山“立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以及《船山记》《章灵赋》《九昭》《示子侄》等作品中感受体察那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杜鹃滴血的赤诚、坚执、不屈和勇毅、贞固之人格操守。

　　彰显湖湘文化“道南正脉”的根魂价值

　　我与聂茂教授同在船山出生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后来又在船山访学研学的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彼此因志希船山、问道船山和弘扬船山而结缘。我从哲学伦理学入口学习研修船山，他从船山生平、文学作品入口进而写出了四卷本逾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令我十分佩服和敬仰。

　　《王船山》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认真拜读了，我是带着一份对船山梦、船山魂和船山泪、船山精神无比崇尚的心情读聂茂教授的长篇历史小说的。我自己感觉他的小说跟我的研究不仅有高度契合之处，而且我还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了船山的泪即是聂茂的泪，船山的血渗透到聂茂教授的血管涌流到了21世纪的当代，以至于我认为他超越我而成了王船山的隔代知音，他用近乎还原亦且是伦理移情的方式让我看到聂茂心中和灵魂中的王船山，这恐怕只有真正走进王船山心灵深处的人才能有如此的感同身受，才能有如此的下笔有神。

　　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最敬慕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觉得“你是衡阳人，你就应当研究王船山”，所以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图书馆里系统阅读船山著作进而走上学习船山、研究船山和弘扬船山之路的。在近四十年的阅读研修船山著作中，我真切地感受到诚如陶澍所题写的“衡岳仰止”以及“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乃百世之师”的深刻含义，感觉到我们湖湘文化的“道南正脉”跟王船山思想学术有密切关联。王船山进入岳麓书院游学访学，继承并发展了湖湘学统，并在此基础上经由希周张正学接续孔孟之学，对中华核心道统作出了别开生面的创造性贡献。

　　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称颂王船山为湖南人的“精神领袖”，是吸引“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这一评价无疑是十分确当的。无论是以陶澍、魏源、贺熙龄、邓显鹤等为代表的湘籍经世派，还是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籍洋务派和湘军领袖，亦或是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或是以黄兴、禹之谟、章士钊、蔡锷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有在发现船山阅读船山和弘扬船山精神中走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并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近现代湖湘文化所依托的重要阵地或平台可用“一府两院”来形容，一府是指“船山学社”，两院是指“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船山学社是在郭嵩焘办的“思贤讲舍”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郭嵩焘建有“船山祠”并专门写有《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船山祠碑记》《船山祠祭文》《船山先生像赞》和《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等文章，并留下了“训诂笺注，六经于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的对联，高度礼赞并肯定船山先生的思想建树和道德人格。刘人熙在郭嵩焘“思贤讲舍”基础上创办了“船山学社”并创办了《船山学报》，船山学社祭奠湖南历史上四位杰出的文化、政治领域的名人，第一个是屈原，第二个是周敦颐，第三个是王船山，第四个是曾国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杨昌济先生的影响，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讲，在《讲堂录》中摘抄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以及“三义说”。后来他和杨开慧结婚后住在船山学社，又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发展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

　　船山学说上接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周敦颐“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的理学统绪并作创造性的阐释发展，建立一个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博取新兴质测之学的博大精深、有根有魂且守正创新的思想体系；下开近代以来湖南五大人才群体救亡图存、维新革命之新潮，深刻影响了陶澍、曾国藩、谭嗣同、黄兴、章士钊等人，成为湖南数代行动主义的精神导师。所以我们如果从“道南正脉”，从船山学社祭奠历史上四大名人，再加上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人吸取船山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会发现船山思想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铸就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传奇

　　王船山在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著书，支撑他精神信念并成为其动力源泉的是有一种“仁以为己任”以及“以明道而道大明，以行道而道大行，酌古人之教法而备其美，创未有之功能而极其用”（《四书训义》卷十九）的责任伦理意识，这是一种“己在道在，道因己而在”的弘道意识并赋能他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义务感、责任感和人生价值感，同时他也相信像他这样的弘道体道崇道之人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常以扶清而抑浊，则公诸来世与群生”（《周易外传》卷六），创造中华文明不断攻坚克难而又无往不胜的精神传奇。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犹可追”使船山将自己的著书立说寄望于未来的民族新命的再造，他的“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者，不远矣”的精神信念使得他获致一种如同“夸父逐日”般的攀越力和创发力，也是他“吾书两百年后始显”自立自强和“吾道五百年后大昌”之前瞻意识得以扎根的内在精神源头。

　　聂茂历时12年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后，《湖南日报》第一时间做了一个整版的推介与评论。我应约给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名为《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巍巍船山》的头题书评。我觉得王船山是我们中华正学、中华核心道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值得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反复学习并从此汲取力量的一个继往开来式的重要人物。

　　聂茂的这部《王船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小说道义并重、情理兼容、史思结合，其主要内容既来源于船山思想和船山著作，又带着当代学人的特点弘扬船山思想和船山著作，有着既在船山之内又在船山之外的内外合一之特质。或者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是《王船山》这一长篇历史小说的魂与眼。另外一个亮点或特点就是“立乎其大”，显示出大气量、大格局、大视野、大手笔。聂茂立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对船山精神、船山思想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识比较突出。

　　聂茂所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最大的亮点、令我感到最佩服的地方就是他把船山魂、船山梦、船山精神、船山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历史大势高度地融合起来，展示数代中国人为这一梦想而胼手胝足、不屈奋斗的心路历程。

　　船山先生的《黄书》《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等著作既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诸多理性反思，充满着“哀其所败，原其所剧”的自我批判智慧，但整体上又是充满着高度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的理性乐观主义作品，凸显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激浊扬清、革故鼎新、创业垂统的内在品质和不朽精神。在船山看来，中华民族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厚重的文化、如此卓尔不群的民族精神，如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智慧，绝对不会也必然不会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任何中断或消失，因为不管是历史上的中国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亦或是未来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浸入肌肤、传延到生命本质的民族基因和文化血脉，那就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及“慎始慎终”“以史为鉴”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其“慎终追远”“鉴往知来”的中华文明基因自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流荡灌注，代代相传，不断地陶铸和涵养我们的国魂和民魂。

　　揭释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内置密码

　　王船山在《诗广传》中有一段几乎是心灵告白式的术语，“孰有当迷乱之世，上不获君，下不获民，志勿为之苶，皇然念四国之训乎？隆然谋四国之顺乎？谋唯恐其不訏，而不忧其大而不容乎？犹唯恐其不远，而不忧其深而不逢忌乎？”亦即当一个人上面没有获得天子的授命，下面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戴，所立的志向没有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情不容吝地去上下求索，唯恐自己的谋国之道而不精深高远，丝毫不在乎自己的道广大而不被他人所容，自己的谋深远而遭遇他人的忌讳，此乃自觉自为的价值担当和“舍我其谁”的责任伦理，超越了冯友兰《新原人》所论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上升到一种“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天地境界，这种胸次和性灵，也即是聂茂教授《王船山》所总结和讴歌的“誓为文脉续薪火”和“敢与绝学争熹微”之精神魂魄的真实写照。

　　小说《王船山》凝聚着作者的血与泪，情与爱，再现的是王船山的杜鹃滴血、精卫之泪，船山先生以“天下事，少年心”的雄心传承中华文明，聂茂积12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智血汗传承船山先生的事迹与勋功，两人跨越400多年共有的砥砺奋进与忘我精神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心灵深处的自强意识和情感阀门。由此而言，这是一部有根有魂、有血有泪、有情有义的精神史诗，揭释了华夏文明之所以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与内置密码。船山精神、船山魂、船山梦、船山思想构成小说的主旋律、主心骨、主基调。聂茂通过自己的血泪文字铸造了一个有血有泪的王船山真实形象，把王船山的思想、精神作“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理解，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船山思想、船山精神的价值、境界、风骨，所以感动了无数与我一样的读者。读聂茂写的《王船山》，可以发现王船山的眼泪具化为聂茂的眼泪，王船山的心血贯通至聂茂的心血，二者的同频共振、隔代同传，架起精神传承、思想对话、价值共识的桥梁。这其中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师承关系，而是深契道妙、穷神知化意义上的接榫，是心与心之间的相通，情与情之间的相融。

　　这是《王船山》之所以一经问世就获得大家好评的成功之处。唐浩明先生对聂茂的这部《王船山》评价很高，因为他写的《曾国藩》这个人物其实也是王船山这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家之隔代传人，曾国藩打下太平天国就刊刻出王船山的遗书，而且白天打仗，晚上还在校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也许可以说，聂茂教授的《王船山》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时光的打磨，像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一样，最终成为湖湘文化长篇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

　　聂茂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在向整个社会推介、宣传船山先生这个人物以及船山思想和船山精神的过程中，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道统、中华学统的兴趣提升、关注力加强，进而增强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自信，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认同、拥护，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文明观、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认同及其创造性建构的壮志豪情，此乃船山魂、船山梦和船山精神之所冀望，亦是聂茂这一长篇历史小说贯穿始终的精魂所在……

　　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首批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项，文科基地重大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22部，在《哲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