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波 （湘潭大学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建强教授编著《谭延闿年谱长编》，2021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仔细读来，深有感悟。

　　世人皆知谭延闿。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组庵（祖庵），号无畏、畏三、非庵、慈卫等，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在晚清同、光年间历任陕西、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工部尚书，闽浙、两广总督等职。但这是“正史”笔下的谭延闿，如同填充格子，了无趣味。好在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更加流行，不但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从它运用史料的价值而言，也比“正史”更为原始、直接。比如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涉及时间和史实更细，史料征引空间也更大。具有资料性和学术性互佐的鲜明特色。”[1]全书以《谭延闿日记》为核心史料，辑录范围较编著者之前的《谭延闿文集·论稿》（湘潭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更加广泛。与谭延闿并称“湖湘三公子”[2]之一的陈三立曾说：“风气不同，文体亦异，旧从其旧，新从其新。”本书确能做到这一点，读者除能翻阅有关资料外，还可以看见谭延闿的同时代。

　　一、

　　中国正史和杂史的分途自宋始。宋代以来的历史，是必须连同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之流去阅读的。随着社会的变迁，史学方法也有演变。就“长编”体裁而言，自撰年谱（自传自述）、笔记、日记、回忆录以及某个特定时代存留下来的档案、报刊、口述或访谈、往来的诗文书信、电报等体裁的文字材料，只要有史料价值，新旧不拘，兼收并蓄，内容虽杂，形式亦散，但却让历史人物的形象丰富起来了。

　　先说《谭延闿日记》。谭氏日记存世凡66本（手札），可谓鸿篇巨制，特别是自1913年后从未间断，时间跨度堪称半部民国史。然而，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样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在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例如《谭延闿年谱长编》第756页，辑录了如下一段：

　　(1922年)6月15日……“忽见报及得京电，乃以内务总长浼我。”谓：“心殊愤然，天下不如意事尝八九，此类是也。”吕满来商复黎电事，“即以数语畀之去。”先生谓：“必有人以我为想，亦必有人以我为滑者，我行我素而已。”电谓：“北京黎黄陂先生鉴：国会未能行使职权，合法政府未能统一北廷，任命又不敢承认。”（《日记》）

　　是日，孙中山任命先生为全湘讨贼军总司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6月16日……李抱冰来，“谈久之”。“过醉六，以作拟电示之，意不谓然，乃别起一草，但说事实不言法理。遂至宏群家，见吕、岳、李特生，斜酌电文久之。”晚，“得各处函电，心殊烦闷，欲作书复粵中，竟不成文，可叹。” （《日记》）

　　查谭延闿正式发出“谢拒出任北京政府职务复黎元洪电》（1922年6月22日）”之电文，谭氏措词非常考究，他说：

　　黄陂先生钧鉴：……年来护法旧侣岂无灰心时事，断然弃其主张者，延闿盖尝非之。今闻命而幡然。内既负心，外亦负友，又延闿所不敢出也。公待延闿厚而视之过高，不知其愚顽不足使令。愿遂听其所执，毋更垂顾，以损威严。延闿伏念承公许与十一年矣，五年之役不能赴公之难，尝引以为羞，今又不肯从公，诚知罪戾，而恃公雅度，故敢尽其私。至于法理政谈，海内贤达各有书疏，公所熟闻，非所详矣，因便陈词，敬请钧安，伏维霁鉴。谭延闿谨启。[3]

　　这段文字，正是谭延闿“但说事实不言法理”的真实写照。但电文中未明之真意，诸如“国会未能行使职权，合法政府未能统一北廷，任命又不敢承认”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了。这或许正是谭延闿“我行我素”，“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地方。

　　毕竟，写日记不是在做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真东西。若能读杂书，网罗资料，采铜如山，吹沙见金，始知笔记日记之作，固非蠡测管窥者之视作支流小道。因此，披览《谭延闿年谱长编》，介述引申《谭延闿日记》之余，间以管见略有商订，饶意致，富史料，甚有可传之价值。

　　例如，过去史家在论及为民主宪法牺牲的宋教仁时，就已指出宋教仁南行归湘省亲至宋遇刺之前，国内已有各种危象，“盖均利用宋乡居不能完全有效控制局势”。[4]然而，对于宋教仁积极回原籍展开竞选运动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在《谭延闿年谱长编》中，编著者用谭氏日记为线索，记载了宋氏在长沙之大略，有欢迎之词，私意之美，函问之切，挽联之惜，爰摘录之，以供史家之资取。

　　（1913年）1月4日 ……下午，宋教仁到，先生记述到“日哺，闻碍声。宋遁初至也。上灯，至国民党支部，今日本道腴[5]辈以洪春岩事宴客，遂改为欢迎遁初。凡五席，余与遁初、盛廉生、刘劭襄、钱芍人、周道盈、彭与吾同座。宋风采，言论皆有政客风，非寻常人也”。（《日记》）

　　1月5日 宋教仁来。（《日记》）

　　1月6日 欢迎宋教仁。“宋遁初来，今日全体欢迎也，入座会议厅，凡四十余人。酒半起演说，宋答词条畅深切，可佩之至。”（《日记》）

　　1月5日 宋教仁来。（《日记》）

　　1月8日国民党支部会欢迎宋教仁。先生记述道：“午饭后至教育会欢迎宋遁初，国民学全体会也。自仇鳌以下，到者六百余人。余致欢迎后[6]，宋演说，多客气语，不如黄也。刘彦、欧阳振声相继演说甚久。”“及散，摄影门外，同宋至国民党，仇、周、吴、刘、欧阳之流皆集。”晚十时，客尽去，复与遁初论近势至一时五十分。（《日记》）

　　1月9日 ……晚，宴请宋遁初、刘式南、欧阳俊民等人。“窗外风雨声，听之洒然。”（《日记》）

　　1月18日宋遁初在教育会请客。先生记述道：“凡七、八十人。遁初酒半演说，皆政谈。余与邹麻、郑人康、姚生、范、王槐宣、刘劭先，仇益三相继演说。”（《日记》）

　　1月26日 “饭后，至宋遁初处，谈甚久。”（《日记》）

　　1月27日 “早饭后，至宋遁初处谈。遇劭襄、张斗枢，言与日本人以前械购讼事。”午饭后，“黄銊来，以军刀赠之。”晚八时，“同仇、余至国民党，公饯宋遁初，凡三十人。客散，与仇、周达夫同宋谈。”（《日记》）

　　1月28日宋遁初来辞行……。（《日记》）

　　3月22日，得悉宋教仁遇刺。“今日得电，宋遁初被刺，尚不知生死如何。仇益三来，彭与吾、郑人康、柳聘衣、王荷亭、何陶来、杨性询来，吴劭先来，陈伟丞来，宁调元来，刘大喜来，陈佩弼来，决遣伟成往沪。作函问遁初、克强。”……（《日记》）

　　3月24日早“饭后，得克强电，知遁初绝命，不仅为一省一党惜，甚为闷闷。（《日记》）

　　4月1日撰挽宋教仁联，谓：“本云‘江左赖吾夷。平生自许屠龙技；何人贼来叔，后死终期盖虎牙’。继而改为‘江左望吾夷。涕泪当时成往事；何人贼来叔，苍茫天意竟难知’。（《日记》）

　　4月2日参加国民党支部宋教仁追悼会。……。（《日记》）

　　上述记载，多次提及“宋教仁来”，谭氏与宋氏“谈甚久”。当然，他们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宋教仁在长沙期间所有的演讲和文字，[7]后世秉笔之人，或可推测谭延闿已经知道了宋教仁的战略——“平生自许屠龙技，后死终期盖虎牙”，以议会制民主主义包围袁世凯，抑制其行使独裁权力。以此亦可以解释，谭延闿对国家事务的关怀与参与为何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从宋教仁死前的遗言：“南北统一乃是我的夙愿，诸友切勿因小故相争而误国”，[8]或可以意会谭延闿开始明白了宋教仁的决心——“涕泪当时成往事，苍茫天意竟难知”。进而在“宋案”后的“二次革命”中，仍可从“长编”对谭氏日记的辑录，发现谭氏有一种颇持稳健，见其志节的处事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作为这部《长编》读者的我，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谭氏或许是真正读懂并继承宋教仁遗志的人，也无不可。

　　（1913年）6月11日 与鹤冈永太郎笔谈。与程潜谈赣督开缺事。（《日记》）

　　6月12日 “得李（烈钧）柏（文蔚）电，一言撒手，一主辞职。诊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暨（竖）子真不足与谋也。”（《日记》）

　　6月25日 “开政务会议，议合署办公事，不得要领而散。”（《日记》）

　　6月26日 见日本领事。（《日记》）

　　7月6日 参加李荩丞追悼会，撰联挽之曰：“慷慨故人心，不堪一别殊生死；艰难今日事，料得九原同叹嗟。”（《日记》）

　　7月7日报军械局起火。先生记述道：“登景桓楼望之，黑烟矗天，声如爆竹，其绿气上腾，迸裂有声音，炮弹也。拊肩叹息，湖南储藏尽矣。急下，同颂云布署一切。……” （《日记》）

　　7月9日 同程潜到国军械局。查看大火后情形。……（《日记》）

　　7月10日惩办军械局相关人员。“午，提军械局科员王章耀及一司事，一库丁，斩之辕门外，盖职守所在，应负责任。……三人者为法受刑，亦可哀矣。” （《日记》）[9]

　　7月11日 搜捕军械局火灾可疑人。……先生遂亲自议会说明原因并道歉忱。（《日记》）

　　7月15日 “见日本伏见舰长根津胜造及翻译”。“赵夷午[10]来言出兵事。江西今日来电，十三日已宣布与中央断绝关系矣。”（《日记》）

　　7月16日 至军务司。阅三十一团兵，演说十分钟，兵气肃穆。（《日记》）

　　7月17日看电文，“赣、鄂互称得利，不知利果谁属。鄂乃通电，欲各省日报平安，如前清辛亥八月间事，依样葫芦，思之可笑。”（《日记》）

　　7月19日 见美国舰长，“颇多忠告之言”。同程潜，见冈本武三，“言多怂恿，知其居心不同美人也。”（《日记》）

　　7月21日 开政务会议，凡四十余人。“演说者十数，拍掌欢呼，兴高采烈，然以赵炎午、余岸棱两人言为稳健。”（《日记》）

　　7月22日为日本大河平领事、冈本武三领事作饯，邀伏村舰长、根津翻译、村山正隆作陪。七月二十三日先生不胜感叹，谓：“此行非吾所主张，然自念牺牲此身以卫湖南，家人何辜，而必尽殉之，不如听其自由较为心安理得。”（《日记》）

　　7月25日 宣布与袁政府断绝关系。自称讨袁军总司令。（《日记》）

　　7月26日 计划出征。闻湖口失守。作书复陈梅生。（《日记》）

　　7月27日 见“诸人以湖口失守，大放厥词，然而无救危亡也。”（《日记》）

　　7月30日 见邮政司颜明庆，“所言皆反对日本人意”。（《日记》）

　　7月31日，有感“近日署中纷纷请退职，可笑之至。贪财，怕死，二者必居其一也”。先生总结所撰日记，谓：“右日记一卷，起民国二年元日至七月卅一日，凡七阅月，二百又二日。所记皆起居、晋接之常，风雨寒燠之节。每日大同，了无足纪，盖簿书填委，宾客杂沓，凌晨即起，夜分不休。自辛亥九月以来，几于习惯成自然矣。劳神疲神，以事敷衍，于民于国，两不相关。以今视昔，已觉措施之好笑，更数岁者。维持经画之苦既不可得见，惟余从脞废驰之状，以供人嗤点，不必远征；翻此册已可知也。既无求阙省身力学之勤，复异越缦读书稽古之志，而日于夜阑人倦，自具供招。年来志事，盖可见矣。书此册适竟，正值军书旁午时，外观家园，内览身世，不禁慨然，因书如右。癸丑六月廿十九日四更，无畏自记。”（《日记》）

　　8月2日 闻沪战状颇焦心。（《日记》）

　　8月4日 闻克强有去耗，决遣易象往宁、沪。谓：“今日颇不怡，闻下游消息，不意为竖子所误也。”（《日记》）

　　8月5日黄兴副官黄孟养来晤。“言克强实于廿九日去宁，前敌未败，左右无敌，忽焉褰裳，可怪之至。”“诸人议宁事者纷纷，殊无归宿。”“得港生书，言湘人请兵攻湘事，又桂将攻湘事，吾乃陷四面敌阵，可笑。”（《日记》）

　　8月6日见皖代表段光谦、赣人李容恢、吴舜卿、杨应麟、曾宪谟诸人。得粤电，“知陈炯明又逃，唉，竖子也！”面临危局，殊无上策，先生感到“信知吾党之无人也。然吾遂与此辈缘，又所谓倒绷孩儿也”。（《日记》）

　　8月8日 “葛应龙言江南黄克强事”。（《日记》）

　　8月10日 至龙研仙家久谈时事，“慨叹不已”。（《日记》）

　　8月11日 同汪九、王三谈甚久，先生感叹“牺牲多矣”。（《日记》）

　　8月12日 湘澄、益斋、耀材等“来言取消独立事”。（《日记》）

　　8月13日发布湖南取消独立布告。……先生感叹到：“据事直书，不稍躲闪，以自异程、孙，然愧朱瑞多矣”。一已不见信用于人事小，保全湘民不受踩弥事大，所自慰耳。”又：“张子武遣吴营长携书来，意诚挚可感，所见正与吾同也”。（《日记》）

　　8月14日 “撰致袁世凯电至二时三十分，乃睡。”（《日记》）

　　8月15日 “得鄂电，自省乃为降将，实深耻之。又得南昌急电，心殊怦怦，久之始决，盖个人利害不敌全省祸福也。今日谣云‘不逞者，将于十二时举事’，此亦意中。激烈者愤事中止思破坏，狡黠者欲杀主谋诸人以邀功，不得志者将倡乱以自咨，皆是也。”（《日记》）

　　8月16日 “草电致袁、黎。复黎昨电，颇得意，胜致袁电也。”（《日记》）

　　8月17日 见程璩章、黄培燮，“皆援赣归者，言之愤愧，而无如何”。闻道腴被拘九江，“作书寄黎督解之”。（《日记》）

　　8月21日 见久原仲东，闻“克强乃改名今村常藏，赴神户矣。”（《日记》）

　　8月23日 家人运行李往沪。（《日记》）

　　8月24日 “闻赣招湘兵，领械即溃，沿途大掠，不能援赣而转以祸赣，且将祸湘，闻之愤恨不已。”（《日记》）

　　8月25日 就湘中局势及解决办法致熊希龄电。……是日，先生记述道:“拟电与秉三甚长。” （《日记》）

　　8月27日 夏尚声来，先生谓其：“江西败将也，甚忾慨”。……（《日记》）

　　8月29日晤英领事，“见之桓楼，其人生长中国，语言甚工，久之去，意在议亚细亚设油池地也”。“闻郭人漳至鄂奉令缓入湘，乃大慰。又得黎电，知来意甚坚，复大忧。”先生感叹曰：“日来喜惧之情类如此，真非人境，吾何为而至此者，思之惘然。”（《日记》）

　　8月30日 因“连日不得沪书，甚念，乃电问之。独坐听风声，忽多秋思，取苏诗读甚多，至十时遂睡”。（《日记》）

　　复读并析分《长编》之谭氏《日记》，在“二次革命”期间，谭延闿对“袁氏专恣，褫公上将衔，公不屑介意”的态度，大体符合谭氏致徐世昌密电所言：“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落蒂熟，延闿不居其功”。[11]不过。针对谭延闿这一说法，鉴于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不同，过去人们对谭氏评价也因此不同。例如在大陆，周震鳞、陶菊隐等人认为，这是谭延闿“事前曾经打密电取得黎元洪的谅解，事后又不出兵援助讨袁军”[12]的“两面态度”[13]。台湾有学者如张玉法，则把这一切看成是谭延闿“有为有守，知进知退”的人格风范，“二次革命，身为国民党员，他不能不响应。但私下实不愿意以武力解决问题。故当革命大势已去，即毅然取消独立，并辞去都督职位，不像其他独立各省，战至溃不成军，才落荒而逃。在这种情形下，他在湖南的政治资源没有用尽，所以他在湖南，能够几落几起，曾有第二次、第三次任都督”。[14]

　　本书作者刘建强亦根据这一段史料，发表“论‘二次革命’中的谭延闿”一文，既指出“湖南独立迟缓而取消迅速。自与谭延闿态度消极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缘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又认为“谭延闿在‘二次革命’中有许多表现堪称积极，可圈可点”。[15]在这里，建强教授以谭延闿“发兵胜卷难操，不发兵则义所不许”两难立论出发，辅之以《谭延闿日记》的记叙，纠正了以往论者有失公允地批评谭延闿“敷衍暖味，耍弄两面手腕”的否定态度，进而指出，“谭延闿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公开担当责任，不推卸。不诿过，俨然‘士可杀不可辱’的书生本色，这倒是难能可贵的”。[16]

　　如此阅读理解，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谭延闿”。

　　二、

　　次说《谭延闿文集》。在《谭延闿年谱长编》的编著中，建强教授非常留心与谱主有关资料，并非专为《谭延闿日记》内容进行整理，而是将谭延闿1905-1930年间撰写的内容丰富、真实可信的文字资料，涵盖奏折、咨呈、条陈、政论、专著、演说、谈话、函电、启事、题词、祝辞、祭文等，以年代为纲，按时间先后顺序，予以编排辑录，体现了谱主经历的连续性。

　　李肖聃在其《谭延闿别传》中说，谭氏“诗有集流传人间，文则跋龙腴溪绂瑞所藏《湘贤遗墨》，简洁有致。”[17]后来又在甲申年（1944年）著述的《星庐笔记》中，曾如是说：“武陵陈锐[18]刻《抱碧轩友朋函札》中，有谭（延闿）之尺牍。核其年，方十六耳。其天才绝高，故年未弱冠。即举优贡。使其不奔于宦途。而殚精于学问，其诣岂可量哉？遇世多故，遂令至此，仅得流声于墨藻。擅韵于诗章，谅非素志矣”[19]。此段评论，言谭氏能文，应不虚也。民国二十年七月，《谭延闿手写诗册》影印出版，李肖阅后说，“册中佳句甚多”。这些佳句，在《谭延闿年谱长编》中，大都可以通过谭氏日记线索找到，这样就丰富我们对其诗歌创作背景的了解，便于从更多的侧面来理解谭延闿。

　　例如，《过旧居》云：

　　小极偶然思旧事，孤行何意（间觅）得精庐。

　　房中久閟（罢）离鸾奏，厅事新为旋马除。

　　到眼楼台非故有，冥（伤）心环佩想来初。

　　天台再至真迷路，为问胡麻忆也无？

　　《三月三日作》云：

　　三十年前今日事，一时和泪到心头。

　　洞房帘箔春如旧（故），华屋山丘恨未休。

　　老去也知欢意尽，宵分无复梦痕留。

　　朱颜绿发谁长在，且向人间恣独游。

　　《宿旧闰有感》云：

　　房栊犹是当时旧，事往人亡剧可哀。

　　闵默自伤年荏苒，殷勤还似影徘徊。

　　明灯笑语情如咋，寒雨凄冷梦不来。

　　归旐（施）今宵溯湘水，知余欹枕坏城隈。

　　在《谭延闿年谱长编》的第1228、1003和674页，可知上述三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大致经过。《过旧居》作于1927年2月16日，此处旧居是指，在江西南昌的“顺直会馆，旧日八旗会馆，今七师师部”。《三月三日作》《宿旧闰有感》分别写于1925年和1920年。1918年6月，谭延闿夫人方榕卿在上海病逝，年仅36岁。弥留之际，她留下遗言：请人转告夫君，希望自己死后他不要再找老婆了，专心养育他俩的孩子们。当时，谭延闿也不过只有38岁，正是人一生中最为年富力强之时，但他一直谨记妻子临终前的遗言。此后的每年三月初三，也就是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那天，谭延闿都要写一首诗来悼念亡妻，后来又将历年的诗作精心编成一本《悼亡集》刊行于世。故李肖聃说，“以上各篇多追悼其配许夫人之诗，伉俪之情，形于歌咏，固性情深厚人矣”。[20]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可能辑录资料是从谭氏手札影印而来，辨识字迹或有不及当年读者（李肖聃）的情形，因此，笔者认为，在《长编》辑录的这三首诗中，以下括号内的6个字值得商榷，它们分别是：何意（间觅），閟（罢），冥（伤），旧（故），旐（施）。

　　科举时代，状元最为世俗所艳羡，所谓大魁天下也。谭延闿7岁开蒙，14岁考中秀才，18岁学使江标，举为丁酉科优贡。19岁在广州“从南海人丁伯厚课时艺”。21岁回长沙“从主讲城南书院的刘采九学时文”，二年后中举。此时湖南学风大变，与江标在湖南以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新学考士，有莫大关系。1904年，24岁的谭延闿赴开封参加清代最后一次科举，得中甲辰科会元，“朝考列一等第一名”，名重湖南。《谭延闿年谱长编》关于“课时艺”和“学时文”二段记叙虽简，但很重要。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前，十余年间，取士标准已经鼓励新旧学兼通，1898年府学考试试题已考策论，题目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而谭延闿能在广州和长沙二地，“课时艺”和“学时文”准备举业，说明谭家消息灵通，早与主流信息渠道同步。谭延闿也赶上了“通洋务，晓西学”趋新大潮，他日后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这一点，从《谭延闿年谱长编》悉数记载的科举试题和答卷[21]中，亦可看出。据说，甲辰科考试已改为“策论”，不用誊录。从笔迹就很容易地认出谭延闿的考卷，主考官张百熙在改卷时，“建议录取第一名”，于是，谭延闿成为甲辰会试第一名，俗称“会元”。但是这一传说，并不影响这位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会元的文笔风采。例如，曹孟其就曾如是说“谭延闿会试之文，证据古今，议论条达，宜其冠冕多士”。[22]《中华民国名人传》的作者，亦认为谭氏“有文名，擅书法”，甚至认为，谭延闿在会试第五题中“大唱复仇之义”，“斯时已具有革命思想矣”。[23]

　　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有一大特色，就是编著者十分留心谱主的文集收集，并在辑录时注明出处，这既是史家应有之德性，又于后世方家之研究大有助益。文集资料主要来自二个方面，一是当时湖南和全国各大报刊争相登载的通电文稿。这些刊物主要有《时报》《长沙日报》《申报》《民立报》《民国日报》《顺天时报》《晨报》《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湖南《国民日报》《政府公报》《国民政府公报》等；二是后人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诸如《湘路文电辑要》《湘路危言》《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革命文牍类编》《黎副总统政书（卷1-5）》《熊希龄先生遗稿（1-3电稿）》《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1-8）》《近代史资料》《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湖南文献汇编》《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等。在上述资料中，谭延闿撰写或签署的通电文稿最多也最值得研究。

　　从清末粤汉铁路筹款到三次督湘，从追随孙中山到参加北伐事业，回望谭延闿在民国年代参与的各类大事件，皆离不开“通电”。[24]笔者认为，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按时间顺序将谭氏各个时期的通电电文尽可能地予以辑录。这样，我们或可获得一个“庸庸有度”的谭延闿形象。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他第一个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他既按兵不动，又宣布“湖南独立示谕”；讨袁失败，他不仅立即“取消独立布告”，而且“为阻郭（人漳）入湘”多次致电中央，以示反对；黄兴、蔡锷去世，他通电倡议国葬；重新加入国民党后，他发出“奉命回湘声讨赵恒惕电”，请缨北伐……，依据这些电文，再参考有关材料，不难了解，从辛亥年到南京国府行政院长的十余年间，谭延闿可谓是左冲右突，起伏不定，在那个风云变幻，时局板荡之际，他斡旋于各政治派别之间，从不获咎于人。他与人为善，休休有容，似乎哪个政党或派别都特别买他的面子，他成为各派系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各个阵营来说，他就是不可或缺的“融和剂”，所以，被时人称为“药中甘草”。以上这些，看着似乎负面满满，处世圆滑，其实，在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这也体现了他为官为政的智慧。至少，保障了治下免受兵燹之苦，也使得他成为各方都争取的对象，在全国势力的平衡中，湖南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三、

　　再说谭延闿的人际关系。研究历史人物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资料有两种，一为日记，一为书信。在《谭延闿年谱长编》中，大量辑录了这两种均以手札形式留传于世的资料。其中，《谭延闿日记》（手札本）于2019年影印出版，其他大量手札信息，主要根据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而采辑。除一些收藏家或有提及的大量碑贴诗词集字集句联以及书信手札仍需征集外，《长编》所载，均来自最接近作品原貌的资料，故值此一观。例如，简叔乾（简惕园1884—1961）系谭延闿幕僚，谭氏与之有大量讨论诗词创造的通信，这些通信手札曾经以《谭延闿书燕京旧闻册》为书名，于1927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发行。又如，谭延闿的《庐山诗卷》作品。《庐山诗卷》1926年12月和1927年7月两次于庐山所作，共计二十五首，由谭季辅收藏，谭泽闿题专，并陆续请陈三立、吴敬恒、于右任、曾伋、汪诒书、徐崇立、吕苾筹、张昭芹等九人题跋于后，时间从1928年重阳至1956年中秋，达二十八年之久，原为谭氏世守之物，极为珍贵。

　　谭延闿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故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更重要的是，游园、听戏、美食、临帖等余事之外，风流人物不断出场，实则饱含丰富的史学材料，值得细品和挖掘。与之相比，谭延闿手札往往是写给亲人或者是朋友的书信。在这本《谭延闿年谱长编》中，读者几乎随处都可以发现，谭延闿总是以题诗拟对作书为幸事，勤勉有加，孜孜不倦，赠人笔墨无数。

　　谭延闿的一生，与时偕行，转折颇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际关系。接下来，依《谭延闿年谱长编》，简要列举。

　　初以学董理明德校务，就开始与“坚苦真诚”的明德学堂人物如龙璋、龙绂瑞、胡元倓等认识，并知晓明德教员中的黄兴、吴绿贞、张断、周震鳞等革命派人士，抱同情的态度允经止学堂举行华兴会成立大会，与会者近百人。后以翰林庶吉士在湘举办新学，任长沙中路师范学堂（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监督，先后创办第一女子学堂，湖南中路公学，公立中等学学堂，与张鹤龄、俞明颐、王先谦、俞蕃同、陆鸿逵、朱剑凡、俞浩庆、陈炳焕等故交，亦师亦友，公私两宜。

　　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谭延闿积极响应，于次年（1907）在长沙与杨度、刘人熙、廖名缙、梁焕奎、范旭东、徐佛苏等多人组织成立“湖南宪政公会”，率领湘省绅士上书朝廷请开议院和国会。又筹设湖南省谘议局，并选为议长，曾熙为副议长，重要成员有陈炳焕、刘润珩、罗杰、冯锡仁、易宗夔、汤鲁璠、唐右桢等。期间多次与曾熙等联名具呈岺春蓂，继而与王先谦联名粤汉铁路事宜，并为湘省铁路事又被举为代表入京，过武昌时，见湖广总督陈夔龙，到京城后，与张之洞交涉。期间还专程去奉天（沈阳），见过徐世昌。1909年5月31日，熊希龄致电谭延闿介绍彭允彝、欧阳骏声、刘彦等。

　　1911年5-10月，谭延闿在北京《帝国报馆》和松筠庵等处活动，辛亥北行日记多有记载：“偕汝霖访枚长”，“同汝霖赴松筠庵”，“始识刘崇佑”，“见陈介石，浙江议长也”,“宁调元来，偕步至帝国报馆”,“雷奋、孟昭长（常）互相辩论”,“汤、梁诸人开审查会”,“是日并见杨廷栋”，“出至宪友会，见孙洪伊，乃赵曼仙招”，“赴中央教育会……，张元济任主席”，“至湖南馆开会，……最名者黄次如，龚枚初”。

　　武昌军兴，黎元洪出督鄂军，湖南响应。新军队长焦达峰、陈作新杀巡防统领黄忠浩，身任正副都督，立宪派不服，拟发动抗争，谭延闿力劝以大局为重。嗣立宪派人唐乾出面，主张军民分治，以延闿为民政部长，各司司长、次长有龙璋、左学谦、陈支玮、周可均、陈润霖、何衢、洪荣圻、刘武，仇毅，粟战时、陈安良、易宗羲等。未几，同盟会人谭人风、曾杰等见军政部，参议院相继成立，大削都督之权。待湖南省都督焦达峰被杀，谭延闿继任都督，与之相关者有陈树藩、梅馨等。

　　从正式都督湖南到1920年第三次督湘失败以及沪上居住期间，谭延闿与之往来的人物，包括通电往来人物增多，择其重要者有老朋友黎元洪，同年张其煌，好友姜济寰（咏洪），以及谭人风、陈其美、蔡锷、梁启超、李烈钧、唐绍仪、黄铖，赵风昌、宋教仁、杨昌济、杨德邻、程颂云(程潜)、赵恒惕、唐生智、陆荣廷、熊克武、张溥泉(继)、吴稚辉、蔡元培、章行严（士钊）、章太炎、石陶钧（醉六）、皮宗石、黄士衡、宾步程等。

　　1922年重新加入国民党后，谭延闿追随孙中山，并开始与中共党人交往，包括林祖涵（伯渠）、瞿秋白、徐特立、李富春、李六如、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董必武、李隆郅（立三）、方维夏、肖劲光、夏曦等。随后又与汪精卫合作，与蒋介石结盟，这一期间交往人物中，主要的胡汉民（展堂）、杨庶堪（沧白）、江孔殷（少泉）、仇鳌（亦山）、周震鳞、朱执信、古应芬、陈炯明、廖仲凯、何香凝、谭平山、邓演达、宋子文、宋美龄、傅秉常、孙哲生（科）、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徐谦、陈友仁、吴铁城、杨希闵、刘震寰、朱培德、何健、鲁涤平、李石曾等。

　　李肖聃曾说，“谭起世家，以翰林参军事。都督湖南，司令广州，主席国府，军府武人戢戢听其使令。谭亦广纳众流，……而相与安之。而故交老人，若汪诒书、徐崇立、陈毓睿、黎承礼、吕苾畴辈，皆依之以生”。[25]

　　上述曾与谭延闿多有交往的晚清民初人物，大致可分官界、政界、学界和益友四个方面，无论他们与谭延闿交往是短暂的，还是私谊是长久的，无论他们多么形形色色，各有各的故事，但他们都与谭延闿一样，同处一个正呈现一种中西杂陈、新旧并存的过渡现象的社会。因此，当我们去阅读《谭延闿年谱长编》，扑面而来的是谭延闿与他同时代人的交往，随时可见的其中人事之概略与大要，大之为晚清及民国史事拾遗补阙，小之亦可资美食及书画绮闻雅趣。他们中，有广闻能文之士，或曾为大府僚佐，参与密切；或交游广泛，熟知风云诡谲；或徜徉市井，采风听歌，洞晓民风；他们中，有故旧同门同乡，或革命有功勋，或立宪有人望，或失旧职伴食谭氏，有的实心任事，有的反戈一击，有的不避劳怨；他们中，或传统或现代，或激进或保守，或为政或为学，抑或两种趋时态度集于一身，皆让人印象深刻，留恋不止。

　　那是一个激烈变动大时代，就像有一中一西两辆对驶而过的火车经过，而谭延闿正处在两列火车对驶的交会区中。在这个交会区，产生了纷杂万状的思想变化，或如陶菊隐所说，“综观谭（延闿）的一生，由一个文人成为地方军阀。由君主立宪派变为国民党元老，忽‘左’忽‘右’，忽汪忽蒋，堪称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26]抛开陶菊隐可能的特定话语不论，仅从思想矛盾与冲突来看，谭延闿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交会区。随着时代脉络中的历史人物的地位不同，两列火车对驶的交会区域也会不断转换，历史人物思想复杂性的意义也随之转换。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通过建立谭延闿与他同时代的人际交往谱系，使得我们在回头重新审视谭延闿思想轨迹时，或许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向读者强烈推荐建强教授编著的这本《谭延闿年谱长编》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谭延闿年谱长编》是研究谭延闿以及相关人物和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该《长编》最大的优点是辑录的史料真实。历史人物的研究史料倘若“失真”“失实”，必然会导致对历史人物及相关历史研究的“失误”。古今无绝对的完人，有其长亦有其短。他人的或毁或誉，是否公道，自为另一问题。但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大量谭氏《日记》和《文集》的辑录铺陈，或许是对谱主生平的全面纪录。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谭延闿常在不意间流露出书墨快意人生，其中牵涉其亲朋故交、军政同僚，多及当世名流。且文字内容有其真情实感，遣词用典恰切。所记政局动荡，北洋裂变，督湘省治，国府行政，所谈京朝故事，沪上戏剧，诗词书法，美食甘饴皆成笔趣。

　　第二，历史人物的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作为国内顶尖谭延闿研究的学者，在《谭延闿年谱长编》中，一个可以观的谭延闿形象跃然纸上，离不开编著者理性客观地记录。谭延闿以世家子早居馆阁，以翰林参军事，以湖南议长参与革命，丰功伟绩，嘉言懿行，固然要尽量收入，他的缺失，与时人的批评，亦不遗漏，更不为之讳饰，即令是关于他的私人生活。他我行我素，动辄与人方便，在他是直道而行，在人则目为“圆滑”。他虽以诚待人，仍往往受人反噬。他之所以三次督湘，终不得安于湘省之位，不能久任国府主席，排挤倾轧构陷他的，除了他的侍从部下，曾经受过他的德惠的程潜、赵恒惕外，尚大有人在，此为他不能施展怀抱的重大原因。当年，“长沙姜济寰泳洪，……常称谭延闿‘天远已无山可隔，潮来真见海横流’之句，以为奇绝，并举古诗之类此者相况，延闿大惊。”[27]在我看来，奇绝的是有了这部《谭延闿年谱长编》，之后于谭延闿研究，或许真的可以做到“天远已无山可隔，潮来真见海横流”。

　　第三，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在则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淹没无传。这一现象，鲁迅也有一说法，大意是一个朝代越长，好人越多，朝代越短，奸雄越多。原因也是文饰。以此观之，由于谭延闿去世较早的缘故，以及时局的分化和分裂的原因，于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节点上，一些与谭延闿同时代的人，他们在追忆谭延闿或讲述有关谭延闿的事件经过时，剪裁去取掩饰皆有，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相对较多，渐渐良史亦有不当的地方，受到了限制。加之，的确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史料，不是秉笔之人所能亲眼看到的。这也是读者在阅读《谭延闿年谱长编》时，需要小心计及的地方。

　　综上，《谭延闿年谱长编》，所记动关政史资料，治国闻者，所宜览观。与后世之氏所记共览，可见大凡矣。特作此书评，以为推荐。

　　程波

　　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于长沙荟芳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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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履安：“序”，载《谭延闿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湖湘三公子清末民初湖南三个著名人物陈三立、谭嗣同、谭延闿的合称。陈三立（1853年－1937年），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同光体赣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长沙浏阳人，清末百日维新著名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谭延闿年谱长编》中，谭延闿与陈三立（散原）的交集多有记叙，与谭嗣同的交往只有一处记叙，时间是1895年10月29日，“复泛舟至楚宝，与谭复生谈。上灯后，复生来舟，谈半时许。”参见《谭延闿年谱长编》第17页。

　　[3]刘健强：《谭延闿文集·论稿（下）》，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页。

　　[4]吴相湘著：《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5]周震鳞（1875-1964），字道腴，湖南长沙人，早年入两湖书院。1903年在长沙与黄兴、刘揆一、章士钊、秦毓鎏、宋教仁、陈天华、彭渊洵、翁巩、柳聘农、胡宗畹等人创立华兴会，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中国同盟会湘支部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湖南都督府筹饷局总办。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护国战争。1921年后，任湖南劳军使、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长、国民政府委员。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在湖南随程潜起义。

　　[6]谭延闿说：“宋遁初先生频年奔走国事……建造民国，实为我国之大政治家”。对宋教仁推崇备至。说他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人物可比”。参见刘健强编著：《谭延闿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页。

　　[7]宋教仁在长沙留存下来的文字主要有《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1月8日）、《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1月9日）、《湖南蒙学会成立大会演说辞》（1913年1月11日）、《湘省提倡国货会农务总会工业总会商务总会木业公司联合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1月17日）、《曲园宴会演说辞》（1913年1月23日）。参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5-455页。

　　[8]【日】子安宣邦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王升远译，生活读书新知2020年版，第26页。

　　[9]受袁世凯遣派，向瑞琮、杨宏图等贿买军装局王章耀、喻直三、涂寿远等人纵火，损失步枪约11000枝，子弹约300万发。极大地消弱了国民党人的反袁力量。谭延闿和赵恒惕在给李烈钧的回电中说，军棋子弹尽行被焚，不能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惭愧。参见刘健强编著：《谭延闿文集·论稿（下）》，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页。周震鳞却认为，这是谭延闿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讨袁，便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军械局。参见周震鳞著：“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10]赵恒惕（1880～1971） 字夷午，号炎午。湖南衡山人。

　　[11]《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长沙，1959）。参见张朋园著：《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43页。

　　[12]陶菊隐著：“记谭延闿”，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4页。

　　[13]周震鳞著：“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14]张玉法著，《近代变局中的历史人物》，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15]刘健强编著：《谭延闿文集·论稿（下）》，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680页。

　　[16]刘健强编著：《谭延闿文集·论稿（下）》，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1页。

　　[17]李肖聃撰，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179-180页。李肖聃此处所指的谭延闿文，笔者疑是指“题龙萸溪所藏先友手札”，写作时间是“壬戊十月十二日，灯下”，正式发表于《学海》，1943年第7期。题文参见《长编》第774页，另查壬戊十月十二日是公历1922年11月30日，《长编》辑录在1922年10月12日，似不妥。另参见《谭延闿年谱长编》第1369-1373页，还全文辑录谭氏发表于湖南《国民日报》1928年8月15日-25日的“为《乡贤手札题跋》，共24篇“。笔者认为，谭氏“题龙萸溪所藏先友手札”和“为《乡贤手札题跋》，共24篇“应是指同一件事，因为完成与发表时期不同，导致《谭延闿年谱长编》编著者辑录时的时间顺序也不一，需要进一步考订。

　　[18]陈锐(1859-1922)，字伯弢，一字伯涛，号袌(bào)碧，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人。尝学诗于邓弥之王壬秋。雅好为词。追摹二晏周柳。

　　[19]李肖聃撰，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8-180页。

　　[20]李肖聃撰，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53页。

　　[21]资料显示，那一年甲辰恩科会试顺应时势，废除八股，改考史论五道、时务策五道、经义三道。查谭氏答卷，缺时务策第五题：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以下是殿试试题：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三、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谭延闿年谱长编》第46页，据谭氏日记有如下记叙：7月4日入保和殿参加殿试。先生记述道：“寅正起，雨甚，……冒雨入至中左门，凡会试名次属单数者左入，反是入中右门。湘人王仲蕃在左。辰正点名入，例当随读卷大臣谢恩及跪接题纸，以雨故免。题问察吏、强兵、理财、选士，皆极庸腐，稍整齐之，已正始写，至末正已毕。五半开，书甚劣，又前后大小不匀，甚懊恼，徘徊不愿复书，仅乃完卷，已申正矣。”先生感叹到“吾尝谓殿试犹强盗之斩首，女子之破瓜，皆一而不能再，虽误无可悔今日之事是已。”

　　[22]曹孟其（1883-1949），教育家。原名惠，字孟其。长沙人。曾任湖南都督府秘书、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后投入慈善教育事业，创湖南省孤儿院，任院长。参见《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19页

　　[23]贾逸君编：《近代名人传》（原名《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刊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83页。

　　[24]通电通常由明码电报拍发，或是发给多个接收人，以众多的受众为目标，或是被刊登在报纸上广为人知。如果“通电全国”，等于是要把犀利的电文，一口气发送给全国各大报馆机构以及全国重要政治人物。因此，电文内容必须十分考究。辛亥革命后，“通电”往往是民国精英们人物间的暗战博弈，随后又成为“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的“杀敌利器”。再往后，公开的通电，就是表演，给媒体和舆论看的表演。把其中学问用到极致的人，典型者莫过于吴佩孚。当代许多学者更有共识：通电是“公共的”，“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25]李肖聃撰，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19页。

　　[26]陶菊隐：“记谭延闿”，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6页。

　　[27]李肖聃撰，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