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铜印 牵出钓鱼城“战时药房”

　　重庆合川钓鱼城，悬崖之上的山脊间，一片被荒草掩埋了700多年的建筑遗址，正随着考古队员的手铲一点点显露真容。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批看似寻常的瓦砾瓷片中，一枚边长仅4厘米的铜印，竟以全国唯一考古出土的身份，牵出一段关于南宋战时医药制度的鲜活历史。正是这枚小小的印章，让考古人员意识到：钓鱼城大草房遗址不仅是一处佛教建筑群，更可能是一处与军队医疗密切相关的“药房”。

　　11月7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大型考古文博历史类栏目《考古公开课》再次把课堂搬到重庆，聚焦钓鱼城遗址。

　　荧屏之外，钓鱼城还有哪些没说完的秘密？11月8日，记者专访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袁东山。他说，一个藏在钓鱼城遗址中的南宋“战时药房”，正随着这枚印章和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的推进，渐渐浮出水面——“这是钓鱼城遗址首次发现宋元（蒙）战争时期的宗教设施和医药设施，它的发掘出土，填补了南宋军事医疗制度研究的空白。”

　　一枚印章揭开南宋药政一角

　　“熟药”二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或许陌生。但在宋代药政制度中，“熟药”却是常见词，指的是经过炮制加工的膏散丸丹等中成药，与未经加工的“生药”相对。

　　袁东山说，北宋以来，朝廷在京师及各路设“熟药所”，专门制备、出售标准成药，以保证药品质量、防止假药流通。南宋时期，这一制度在战时前线是否得到落实，此前一直缺乏实物证据。

　　大草房遗址的发掘，让这一空白得到填补。出土于遗址第3层的一枚“经验熟药”铜印，是全国唯一出土的宋代熟药所印章。“经验”二字两解，一指所制方剂为国颁“经验方”中成药，另指为熟药所许可。印面九叠篆书规整严谨，字间朱砂痕迹依稀可辨，说明这枚印章曾被实际使用——加盖在药品包装或处方之上，既是质量凭证，也是官方监管的标记。

　　与铜印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批用于熬制中药材的铁罐。铁罐虽锈蚀严重，但器形清晰可辨，显然是用于煎煮、炮制药材的实用器具。

　　印章与铁罐共存于同一遗址，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这里曾进行过有组织、有标准的成药制备。更值得注意的是，牌坊础石下出土了十余枚余玠治蜀期间铸造的“淳祐通宝”当百铜钱。袁东山说，淳祐年间（1241—1252年）正是合州迁治钓鱼山、战争日趋激烈的时期。铜钱与铜印同出，将这套医药设施的使用年代锁定在了宋末元初的战火之中。

　　寺庙里藏着一个制药作坊

　　大草房遗址的主体建筑群是一组自下而上、沿轴线布局的高等级建筑。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琉璃瓦当、滴水和脊饰构件，部分脊饰上刻画有铭文，其中“潼川府”“荆湖北路”为地名，“飞轮藏”三字则直接点明了建筑的性质——佛教转轮藏经殿。而遗址内出土的琉璃脊饰上的“玉兔月下捣药”高浮雕纹饰，则与医药主题暗合。

　　一处佛教转轮藏经殿，为何会出土熟药所印章和熬药铁罐？答案藏在宋代寺院的社会功能之中。

　　袁东山说，宋代佛教寺院远非单纯的宗教场所，许多寺院兼办药局、施医施药，僧侣中不乏精通医理者。钓鱼城作为战时城池，医疗需求迫切，寺院承担制药、救治职能顺理成章。

　　大草房遗址出土的石碓、水池、水井等加工类遗存，也佐证了这里曾进行过粮食或药材的加工处理。

　　石碓由前操作间、Y字形石支架和后操作间石臼组成，结构完整，可用于舂捣药材或谷物。水井开凿于基岩之上，井内出土了大量板瓦残片及石磨、铜壶、铁斧头、青瓷碗、白瓷碗、陶钵等生活器具，说明此处曾长期有人活动。

　　宗教空间与制药作坊在同一遗址内共存，本身并不奇怪，真正特殊的是它出现的地点与方式，在钓鱼城这样的战时前线，寺院的医药功能被纳入后勤体系，与官署的药品监管、军队的医疗需求紧密衔接，形成宗教设施与医药场所的复合体。

　　袁东山说，这是南宋末年战争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大草房遗址区别于其他寺院遗址的关键所在。

　　遗址窥见一座山城的自给自足

　　大草房遗址的价值，不止于一枚铜印或一处作坊。它将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钓鱼城何以能坚守数十年？答案，或许就藏在这处遗址的布局之中。

　　袁东山指着地图说，大草房遗址北侧的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衙署所在地，出土过大量官文书和行政遗物。也就是说，铜印“经验熟药”所代表的药品监管职能，很可能与百步之外的衙署直接相关——衙署以官印手段监督药品质量，寺院僧侣负责具体制备，军队提出需求并参与分发。

　　军队、行政、僧侣、医药，4个系统在这片悬崖下的缓坡上形成了紧密的协作网络。

　　这种“军、政、僧、药”四位一体的模式，打破了彼时的社会分工界限。军队不再只是消耗药品的一方，而是参与到分发与管理环节；衙署不只发号施令，还以官印手段介入药品质量监管；僧侣既主持宗教活动，又承担制药与救治；作坊则按“经验方”制备膏散丸丹。

　　资源在城内循环整合，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这正是钓鱼城能够长期扼守的根本原因之一——它不只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是一座功能完备的山城聚落。

　　如今，大草房遗址的发掘资料还在整理之中。那枚“经验熟药”铜印上的朱砂痕迹，历经700余年仍未完全褪去，仿佛在不停地诉说：在战火煎熬中的钓鱼城，曾有一群僧人一边诵经一边捣药，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撑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要点攻防战。

　　（文/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