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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情”纳入体检筛查 让青少年不再独自承受抑郁

来源:科技日报2021-11-2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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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确实可以帮助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及早进行干预,也能让青少年在和抑郁症孤独痛苦的对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开学前一周的周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对父母说:“能不能带我看一下心理医生。”

  心情低落,长时间发呆,无原因流泪……她已经和这些症状交手了数月。当时,何琳得了急性胃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让她终于决定求救。

  经检查,何琳确诊了抑郁症。

  “我没什么感觉。爸妈有点惊讶,他们觉得我平时挺活泼的。”何琳回忆道。

  前段时间,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时指出,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来说国内儿童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1%—2%,青少年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2%—8%。为提升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将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是覆盖面最广、可操作性较强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当了十几年精神科医生,沙莎接诊过太多患抑郁症的孩子,了解他们的无能为力、不由自主。“他们需要医生,需要专业人士,保护他们,为他们发声。”

  小别扭还是心理问题?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学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做过一些对中学生的心理评估。“我们不仅做测试,还一对一做访谈。我们发现,现在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比例确实不低。”他说。

  一个被经常报道的数字,是《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给出的——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不过,抑郁情绪并不等同于抑郁症。沙莎说,抑郁症的确诊,需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精神科医生执照的专科医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精神疾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们在心理上又额外承受了更多压力。

  从接诊情况来看,沙莎也切实感到了疫情的影响。

  隔离,居家学习,网络的过分使用,日夜颠倒……这些扰乱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节奏。成年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疫情对孩子心理的冲击。外部环境的剧烈冲击或隔离,可能让孩子体会到更多的担忧和恐惧。而青少年处在生理和心理双重生长发育阶段,思维以及心理发展的不均衡,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准确表述自己的内在体验,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或行为问题,严重的还会陷入某种偏激状态,很难自主走出。

  “疫情对青少年抑郁症的作用因素,还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沙莎说。

  抑郁症目前还是依据现象学诊断。徐凯文介绍,抑郁症有一些常见症状,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行动迟缓、语速变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若每天大部分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且持续两周以上,就需要引起注意。

  媒体人张进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患抑郁症时的感受——脑袋像灌了铅,昏昏沉沉;胸口火烧火燎地难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犹豫畏缩。

  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同样有类似症状。沙莎说,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的症状特点——烦躁。

  “如果你问抑郁症患儿为什么会自残自伤,很多人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很烦。”沙莎说。

  那团叫人烦躁的、捉不住摆不脱的东西,压在孩子心头,流窜在他们体内。有时划伤自己,他们才觉得能释放一些,能好受一点。

  有些孩子会出现躯体上的症状,比如腹痛、头痛。抑郁症常见的表现是失眠、食欲减退,但有些青少年则表现为暴食、嗜睡等反向躯体症状。

  他们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记忆力也可能会下降。“有的孩子会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感觉不到自己和环境的区别,觉得麻木和不真实。”沙莎说。

  青少年在抑郁中,还可能合并焦虑症状,容易感到紧张、害怕。

  “特点多而且杂乱,合并症也很多。”沙莎介绍。所以,当一切初露端倪时,很难被察觉,也可能被误读。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间。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上网课,其实并没有听进去,只是发呆、神游。她不出门,不想动,父母也只是说一句,你怎么变懒了?

  孩子的变化,容易被当成叛逆期到了,被误解成逃避学习的小花招。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看孩子的社会功能是否遭到损害。更简单来说,就是看他们是否还能正常完成学业,坚持上学。

  厌学,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普遍出现的症状。

  徐凯文说:“几乎每天都有家长找到我,说孩子有一段时间不上学了,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下心理咨询。”

  不过,能将孩子厌学和心理问题关联上的家长,已算是难得。对抑郁症没有认知的父母,面对不愿上学的孩子,可能会变本加厉地斥责、批评,反而雪上加霜。

  有问题的孩子背后,多是有问题的家庭

  何琳并不知道自己发病的诱因是什么。事实上,对于抑郁症的病因,目前科学上并无定论。只能说,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之有关。

  从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无法快乐起来的境地。

  发呆时,一些过去的画面在她脑海里重演。那已经是她上小学时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没做完作业,爸爸气到踹东西、摔盆。乒乒乓乓,声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无法和脾气急躁的父亲单独相处。每次只要妈妈一出差,她就会发烧。

  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后,何琳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受到了伤害。

  从业二十多年的陈清是何琳的心理咨询师。

  他反复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要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必须连同父母的问题一起解决。

  “难点在于,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陈清说。求助他的很多家庭,亲子关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孩子和父母的沟通几乎中断,甚至互为仇敌。

  陈清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情绪是会传染的,孩子会承接来自父母的情绪并放大它。对成年人来说尚可忍受的焦虑,到了孩子这里,可能会压垮他。

  陈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树。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叶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风暴雨,可能被打落几片树叶,但等风停雨歇,它照样能茁壮成长。但如果这棵树本来就根基不稳,病病殃殃,一场雨,一阵风,就可能刮倒它。

  根基,是从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幼年成长阶段家庭的照顾和关爱有较大关系。

  “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其实是很敏感的,他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爱不爱他。如果家长对孩子常常是强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热讽,长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会丧失安全感。”陈清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出来的心理之树,更有可能被挫折压垮。

  徐凯文同样表示,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其实源于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家长和孩子成长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经验来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无异于“刻舟求剑”。

  徐凯文讲了一个让他唏嘘的案例。

  孩子自杀未遂,父母求助于徐凯文。一开始,徐凯文没找到什么明显问题。父母看起来非常关心孩子,为了照顾他,还提前退休,专心陪伴。

  但这孩子总觉得绝望,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

  进一步了解后,孩子终于跟徐凯文提起一个细节——我这么大了,爸妈进我的房间前,都不会先敲门。

  在徐凯文的鼓励下,孩子尝试跟父母提出了“敲门”的要求,结果断然遭到拒绝。大家一起当面沟通时,父母依然无法理解这一诉求:“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进自家房间怎么还要敲门?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爸妈进我房间,也从来不敲门啊。”

  徐凯文明白了,这么小的事情,孩子都无法掌控,所以他觉得人生不是自己的,干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对孩子已经是过度控制了。”徐凯文说。

  过分关注或者过分忽视,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郁症患儿家长的教养问题。

  过分关注,是孩子出了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脱离掌控,父母就十分紧张,担心孩子误入歧途或出危险。过分忽视,则是对孩子的疾病体验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病是装出来的。他们说孩子“娇气”“不勇敢”,说“别的孩子都没事,怎么就你有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不像你这样脆弱?”

  除了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抑郁症阳性家族史、个人先天性格气质、学业压力、朋辈竞争、暴露在不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负面信息下或是长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

  徐凯文特别解释了学业压力。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我们一直把成绩当成评价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仿佛一个学生自尊的全部支撑,就是成绩。”徐凯文说,当成绩成为唯一标准,孩子就会不断遭遇挫败。“他们会觉得,一旦我成绩不好,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什么都不行,就躺平了、瘫倒了,当垃圾了。”

  国家已经提出了“双减”政策,减轻孩子过多过重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徐凯文直言这是“德政”。“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压力。哪怕一个成年人,如果他长期睡眠时间、游戏和休闲时间得不到保证,长期处在过高的期待下,照样会出问题,更何况是孩子?”

  从筛查到治疗,家校医携手,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

  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确实可以帮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及早进行干预,也能让青少年在和抑郁症孤独痛苦的对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量表筛查是比较常规的方式。要选择规范的、经过信度效度检验的适用于青少年人群的量表。为了保证重要信息不会遗漏,我们也会让家长参与到调查中来。”沙莎说,抑郁症量表会涉及多个维度的测量,如情绪、躯体、睡眠情况等相关因素,也会问到自杀的意念与行为。“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我们需要把已经有自杀想法的孩子标记出来,防范风险。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在筛查时,让这些问题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来。”

  家校沟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议,做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尽量让家长“知情同意”。学校告知家长筛查的内容和意义,如果家长有质疑和顾虑,学校可以联合专业机构答疑解惑,在告知阶段消除一些误解。

  “对筛查结果的应用,要注意保护青少年隐私。”徐凯文提醒,心理健康状态测评结果的知情范围,应该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师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知识,给孩子恰当程度的关心。“特别要明确的是,不要因为筛查结果对孩子产生歧视和偏见。否则,以后大家不会如实填写量表了,筛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凯文强调。

  筛查,是筛查孩子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带孩子就诊。

  别把抑郁症看成绝症。它需要被重视,但也不要被它吓倒。根据整体的数据,一半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沙莎说,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应进行的是综合治疗;要用药,也要开展心理疗愈;治疗孩子,也要把家庭纳入,对家长进行宣教和辅导。“最理想的情况,是由家庭、学校、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组成联盟,从用药情况到心理治疗情况再到日常生活情况,全方位地跟踪关注患儿,并针对患儿的康复情况和康复策略进行密切沟通。”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与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数量都不足。

  家长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孩子配合治疗。

  如果孩子需要用药,要尽量做到足量足疗程治疗。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药物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有时副作用会先于治疗作用来到。家庭要成为孩子的后盾和支撑,帮孩子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治疗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药的依从性。

  “家长还要对自己的教养方式进行评估,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沙莎说,如果是过度控制,那就放松一点;如果是过度忽视,那就更关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带着爱去支持,也带着爱去限制。要让爱在家庭中流动起来。”

  当孩子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复课复学。“学校要信任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当医生为孩子开出复学证明,就意味着经过审慎评估后,孩子已经可以重返校园。沙莎说,学校不必过分焦虑与担忧,与家长保持沟通,给予患儿持续有效的关注即可。

  此前在做心理治疗时,陈清为何琳做了家庭关系修复。全家人一块儿接受了心理咨询,父亲为曾经的暴脾气向何琳道了歉。

  “我给生病后爸爸妈妈的表现打9.9分。”何琳说,爸爸的改变尤为明显,他脾气收敛了许多,给了自己更多关心。1年多来,何琳能感到,父母在尽量让她开心,也在尽力了解她。

  现在,何琳身上的抑郁症症状已经消失,她重新拥有了快乐的能力。

  “我们不要把抑郁症看得那么重。”何琳想对跟曾经的她一样处境的同龄人说,“用平常心对待,这些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何琳喜欢跳舞,喜欢书法和画画,还想抽空学一门乐器。在最近的朋友圈里,她为闺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业,讨论番剧,也发自己的照片和短视频。她展示着属于她这个年纪的鲜活的青春,还有无限的未来。(采写:记者 张盖伦 策划: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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