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存典籍到延续文脉——张志清做客杭州国家版本馆谈古籍保护

　　古籍的流转，往往伴随着辗转与损耗。泛黄纸页、漫漶墨迹，虫蛀、水浸留下的痕迹，都是时间留下的印记。流传至今的典籍，既承载着古人的文字与思想，也凝结着一代代人搜集、校理、守护的心血。如何妥善保存这些珍贵版本，让典籍所载文脉绵延不绝？

　　11月4日下午，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讲座（学术）第十六期开讲。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志清，以“古籍保护的历程和新发展”为题，系统回顾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发展历程，梳理近二十年来的重点实践成果，并立足文化基因传承视角，阐释古籍系统性保护的全新理念。

　　杭州国家版本馆供图

　　从甲骨、简帛到写本、刻本，中华古籍的载体形制不断演变。讲座上，张志清以敦煌遗书唐太宗书《温泉铭》、元刻本《梦溪笔谈》、明代彩绘本《江西全省舆地图说》等一批珍贵文献为例，生动展现历代典籍丰富多样的形态及其承载的厚重文化记忆。

　　然而，古籍在长期流转中始终面临损毁风险。纸张酸化、霉蚀、虫蛀，叠加水火兵燹的冲击，都可能导致古籍残损乃至散佚。摸清古籍家底、改善存藏环境、抢救濒危典籍，由此成为古籍保护的核心课题。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启动，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进入统筹规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张志清介绍，近二十年来，全国共有2861家单位参与古籍普查，登记古籍273万余部、另1.8万函；国务院先后公布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3026部；全国建成20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累计修复古籍450万叶。从古籍普查登记、珍贵古籍名录建设，到濒危典籍抢救修复、专业人才梯队培养，一套较为完备的古籍保护体系逐步形成。

　　杭州国家版本馆供图

　　在一次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中，辽宁省图书馆所藏宋刻本《扬子法言》引起专家注意。通过对版式、行款和刻工姓名的比对，专家确认其为南宋淳熙八年台州公使库刻本。这一发现重新揭示了该书的版本身份，也为考察宋代台州公使库刻书及“三子”版本流传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云南迪庆，一批残损的藏文典籍则经历了一场细致的修复。古籍保护工作者采用当地狼毒草浆接续破损纸张，经过多年努力，于2018年完成2285叶藏文典籍的修复。其间开展的修复培训，也使传统技艺在当地得到传承。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古籍保护的方式不断拓展。“中华古籍资源库”等数字平台持续建设，大量珍贵文献得以向公众开放。昔日深藏库房的善本古籍，如今可以跨越地域，呈现在读者案头。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古籍保护、资源转化与活化利用方向。“古籍系统性保护”已经成为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向。

　　然而，古籍保护，仅仅是让一部典籍完好留存吗？

　　在张志清看来，古籍并非静止的文物，而是在持续阅读、整理、阐释过程中不断延续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保护古籍，既要留存其纸墨、版本、装帧原貌与历史痕迹，也要重视典籍在传承脉络中形成的内在文化关联。

　　《李太白文集》的流传就是典型例证：从唐代魏颢、李阳冰搜集编集，到宋代学者校勘刊刻，再到元明清历代笺注考释、近现代持续研究，李白诗文经过上千年接续整理，形成今天所见的文献面貌。历代学人的工作，不只是保存前人文字，也不断丰富后世对经典文本的理解。

　　张志清用“文化基因”阐释这一传承逻辑：文明的延续，不是简单、固化的复刻，而是在持续选择、整合、创新之中保持脉络连贯。据此，古籍系统性保护包含三个相互支撑、有机联系的层次：保护“物的系统”，保全古籍的物质本体、版本信息与历史遗存；保护“关系的系统”，搭建古籍与学术研究、大众阅读、学校教育、数字技术之间的联结；保护“生成的系统”，依托持续研读、考辨与阐释，推动传统文化不断生发新的时代内涵。

　　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为古籍保护开辟了新空间。借助文本识别、知识标引、数据关联，散见不同文献中的知识脉络得以重新勾连。张志清同时提醒，技术只是手段，并非古籍保护的终点。核心目标是依托这些知识关联催生新的认知、思想与创造，而不是简单把古籍从实体库房平移至数字库房。

　　“系统性保护的最高目标，是保存一种‘继续发生的能力’。”在张志清看来，古籍保护既要守护先人留下的物质遗存，更要维系典籍持续生成文化意义的生命结构。

　　纸墨终有朽坏之时，但文字承载的思想与智慧，能够在一代代人的研读与创新中生生不息。守护古籍，既是留住历史根脉，更是让中华文明持续焕发活力、不断生长。

　　通讯员 季子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