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良渚博物院临展厅，124件琮及琮式器从全球39家收藏单位汇聚到一起。有的高不及掌心，有的通体近半米；有的满刻神人兽面，有的光素得像一块方柱；有的一直在良渚，有的辗转至大英博物馆……它们，共同撑起一场“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

　　办展方用“起、合、承、转”四字串场：起是良渚创琮，合是鼎盛成制，承是龙山、商周、古蜀的流播与改写，转是汉以后入文房、成审美。看似只展一种玉器，实则把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陶片开始的那条考古线，又重新捋了一遍。

　　小时不识“琮”

　　如今的观众一眼就能认出玉琮：外方内圆、中通贯孔、四角刻纹。但历史上它曾长期“有名无器”。《周礼》已载“以黄琮礼地”，可只载礼制，未附形制；汉代学者依托儒家经书给玉琮赋予了“琮之言宗，八方所宗”的礼制内涵，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干脆根据想象把琮画成扁平八角，离真正的筒形琮越画越远。清代乾隆收了一堆古玉琮，却当成车舆或抬杆部件，赐诗叫它“辋头”“杠头”。

　　转折在晚清。学者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把传世筒形古玉与文献互校，才让“琮”这个古名重新落到了实物上。

　　此次特展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吴大澂旧藏九节琮，高26.7厘米，器身还留有泥金题记；更有意思的是，它通体墨黑并非玉色本真，而是清代人为追求玉以黑为美的人工涂染所致。一件器物身上叠着史前制玉、后世改制、清代做旧三层故事。

　　但吴大澂只正了名，没定准年代。真正把琮“放回”良渚，要靠考古。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墓葬出土玉琮，与良渚陶器同坑，首次用地层证明：这种器物不是西周才有的，也不是传说，而是五千年前的良渚遗物。

　　腕上的“宇宙”

　　良渚早期，琮更像镯。浙江官井头、上海福泉山、余杭瑶山一批镯式琮，圆筒微鼓，四凸面初生，孔大可穿臂。策展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在展览现场提及，良渚早期有大量的琮以戴在手上为主，而且大部分戴在右手。

　　此前关于良渚时期镰刀的考古发现，90%以上的镰刀适合左利手使用。良渚文化社教专员潘嘉平大胆猜测：“良渚时期参与农耕收割工作的先民可能90%都是左撇子。”也许良渚人也和我们一样，爱把首饰戴在低频使用的手上，避免磕碰。

　　展厅里，还特地用一个独立柜展示了玉琮作为玉镯使用的功能。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龙山时代玉琮，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形制风格差异明显，却在出土时都作为手镯佩戴在手臂上。这也说明，玉琮从诞生之初就兼具的臂饰属性，并没有随着文化传播和形制演变而消解，反而跨越了地域与文化，在不同史前文化中得到延续。

　　神王之琮

　　圆筒形是玉琮初始的形态，后来在圆筒外侧慢慢伸出四个凸块，从扁弧形渐渐变成等腰直角三角形。正是这四个凸块，构成了玉琮“外方”的造型。而规整的神人、兽面纹样，就琢刻在这四个凸面上，以转角为中线，左右对称分布，这些特殊的神徽纹样让玉琮拥有了鲜明的神权属性。

　　神人兽面纹是玉琮上的重要形象，也是良渚社会共同敬奉的神灵图像，反映了当时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着高度一致的信仰体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在开幕式上回顾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的考古历程，把反山称为“战略性发掘”：1986年出土的那批材料，让“以玉琮、玉璧、玉钺为代表，神权王权合一”的礼制系统有了实物骨架。

　　有意思的是，琮并不总那么“规矩”。海宁朱福浜一座普通村落墓出土了一件玉琮，墓主按等级本不应使用，这件玉琮的兽面“鼻子”很特殊，是平行交叉几何线刻画，全良渚仅此一例。

　　“这只能解释良渚晚期这个礼制已经‘礼崩乐坏’了，礼制的边界不再像从前那样不可逾越。”赵晔提到，出土自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浙江海宁佘墩庙遗址等地的几件“双子琮”，是人们将原本多节的玉琮横向切半，重新打磨射口。“这说明玉料是极其珍贵的资源，即便是高等级的玉琮，也会被改制再利用。”良渚人不是把琮当石头，而是当成可分割的“神性份额”。

　　不敢忘“乡音”

　　特展入口左侧，特地设置了一面“琮谱”主题墙：琮在良渚时期就开始往外辐射，龙山时代进一步扩散，商周时期延续发展，汉代以后逐渐丧失礼制功能，最终蜕变为怀古和审美的文化符号。

　　琮跨越地域与时代的传播、赓续与重构，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绵延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玉琮的造型和纹饰发生了明显变化：良渚时期繁复精细的神人兽面纹逐渐退化，线条简洁的弦纹琮开始在长江、黄河流域大范围流行。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黄河中游陶寺文化等地虽流行素面方琮，也有少量素面方琮添加了弦纹装饰。

　　简简单单的几道横线，跨越了数千年时光和广阔地域，成为玉琮文化传承中最持久的印记之一。

　　最出戏的是“远端改写”。来自成都金沙遗址的十节玉琮，主体是良渚晚期风格，射口却加刻了一个独有的人形符号，似古蜀祭者。四川广汉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琮，四面均刻有装饰的几何纹，其中相对的两面加刻了神树纹。神树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神树极为相似。

　　展柜前，几名观众纷纷蹲下身子，仰头观察玉琮上的刻符。游客吴星终于找到了那个金沙玉琮上的跳舞小人时，不由得笑出声：“这琮就像是有了四川口音！明明还是那个玉琮，但表情变丰富了。”

　　从琮见文明

　　“明星文物固然是我们认识琮的重要部分，但如果没有制作不太精美、体量不太大的琮，制作水平高的琮也显示不出来，它是一个整体。”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提醒，希望观众可以无差别地来看待每一件展品。

　　在“琮谱”上，可以看到双线并行的叙事——从良渚到清代，纵看形制、纹饰、功能怎么变；横看琮如何分布，最东山东、最西甘肃、最北河套、最南广东；细看草鞋山“名实对照”、吴大澂“文献正名”、反山瑶山“出土情景”、三星堆金沙“在地重刻”。徐天进认为，一器可贯古今：琮不是单线进化，背后每个阶段都对应一套政治、制度、信仰语境。

　　这一叙事逻辑，也对应着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年来的考古历程，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发掘研究，反山、瑶山、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等重要发现，不断刷新我们对五千多年前早期中国的认识。

　　今天，玉琮不只是一件神秘古玉，更是我们理解良渚文明的关键密钥。方向明特别提到“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把古城、王陵、水利、玉器放在早期国家框架里讲。换句话说，特展表面展琮，底层展的是“如何用一件器物证明五千年”。“‘琮谱’不是选美，是把不同省份、不同年代、不同残缺程度的琮都请回家。”赵晔说。

　　供稿 | 区融媒体中心 良渚遗址管理区微融媒体中心

　　记者| 濮玉慧

　　编辑 | 吴燕

　　一审 | 周颖

　　二审 | 杨兰

　　终审 | 贾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