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全绳

　　上半年，笔者在辨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之分野时，友人曾推荐屈金星评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崔文魁先生赋作的文章。当时精力集中于“分野”一文的写作，只觉得“新边塞辞赋”一说值得商榷，未及深究。八月份“辨析”一文终稿后，研究“新边塞辞赋”便提上日程。本文试图就“新边塞辞赋”的提法与文体命名，作一些平实的讨论。

　　从网上看到，屈金星是在2025年发表的评论中，将崔文魁的创作置于“当代新边塞诗派”谱系中论述的。换言之，“新边塞辞赋”是“新边塞诗”语境的化用。

　　笔者在《“边塞诗”与“新边塞诗”分野之辨析》一文中，已对“新边塞诗”的提法有所质疑。理由很明确：当代所谓“新边塞诗”恰恰缺少“塞”的内容——没有关隘、烽燧、要塞的军事防御体验，没有“塞”的隔绝性与征戍的被迫性。因此笔者主张将这类诗回归“新边疆诗”，而非“新边塞诗”。

　　这意味着，以“新边塞辞赋”命名崔文魁的创作，同样需要重新审视。“新边塞诗”若不能成立，在其谱系上形成的“新边塞赋”便失去了逻辑前提。

　　应该充分理解，“新边塞辞赋”的概念创新具有值得肯定的意图，即为一位扎根边疆的辞赋创作者寻找文学史定位。然而，命名的冲动如果先于学理的辨析，就容易滑入当代文坛常见的“贴标签”“提口号”之弊。“新边塞辞赋”这一表述，至少衍生出三个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第一，辞与赋有没有区别？第二，古代有没有边塞赋？第三，“新边塞赋”新在什么地方？本文试图围绕这三个问题作些辨析，并在辨析的基础上，对崔文魁创作的文体归属提出更为审慎的命名建议。

　　一、辞与赋在汉以后的区别

　　“辞”与“赋”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常被混称。刘熙载《艺概》谓“古者辞与赋通称”，《汉书·艺文志》亦将屈原作品列入“赋”类。但这一混称状态在汉代以后逐渐解体，二者在文体功能、句法形态、美学旨趣上形成了可以辨识的分野。

　　首先，是渊源与功能之别。“辞”的本源是“辞令”，即外交场合的语言应对之术。《左传》所称“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晏婴，齐之习辞者也”，均指向言辞的机敏与修辞的自觉。屈原将这种“娴于辞令”的素养转化为书面表达，“发愤以抒情”，遂成楚辞。因此，辞的核心功能是抒情，其美学旨趣在于情感的婉转与意象的寄托。而“赋”的核心功能是体物。《文心雕龙·诠赋》定义赋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铺”是其根本手段，“物”是其基本对象。赋的渊源可追溯至《诗经》“六义”中的“赋”法，经荀子《赋篇》的“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至汉大赋的“极声貌以穷文”，形成了一条以铺陈摹写为核心的文体脉络。

　　其次，是句法与体式有别。 辞（骚体）以“兮”字句为标志性特征，句式相对整饬，承续楚地歌谣的韵律传统。赋则经历了从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变。散体大赋“韵散结合”，以四言、六言为主而杂以散文句式，结构上多设主客问答，篇幅趋于宏阔。刘熙载谓“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正是指出了辞重声韵节奏、赋重辞采铺陈的差异。

　　再次，是汉代以后的辞赋自别。 费振刚指出，“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汉代以后，辞的典范形态被锁定为楚辞传统，而赋则沿着体物铺陈的方向独立发展。此后历代论者所谓“辞赋”，多为沿袭汉人旧称的宽泛用法，并非严格的文体同一性判断。简言之，辞主情而近诗，赋主物而近文；辞是“说”的艺术，赋是“写”的艺术。

　　综上所述，以“新边塞辞赋”指称崔文魁的创作，在字面上将“辞”与“赋”并置，实际上沿用的是汉人“辞赋”连称的宽泛用法，并未对二者作严格的文体区分。这一用法在传播上固然便捷，但在学理上失之笼统。崔文魁的创作以赋体为主，其文体归属的讨论，应当以“赋”为核心概念展开，而非以“辞赋”这一含混的合成词一笔带过。

　　二、古代有没有“边塞赋”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个层面：有没有以边塞为题材的赋，与有没有作为公认文体的“边塞赋”。

　　从扒疏文献看，以边地、征戍、塞外生活为题材的赋作确实存在。唐代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是最典型的例证。该赋以“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云”开篇，铺陈征夫边塞转战之苦与思妇空闺独守之怨，“边沙远杂风尘气，塞草长垂霜露文”“沧波积冻连蒲海，白雪凝寒遍柳城”等句，边塞地理意象密集而鲜明。此外，汉代以降的纪行赋、征旅赋中亦不乏涉及边地的篇章，如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等，虽非专写边塞，但边地风物与行役之感已构成赋作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并不等于存在一个可以称为“边塞赋”的文体范畴。原因有三：

　　其一，“边塞”的文体意义是在诗歌谱系中生成的。“边塞诗”概念的成立，依赖于盛唐高适、岑参等人形成的创作集群及其风格共性。“边塞诗派”的命名本身即是后世文学史对唐代诗人群体的追认。而赋的文体谱系中，从未出现过一个以“边塞”为共同标识的创作集群或风格流派。赋的分类传统（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咏物赋、纪行赋等）以体式与功能为依据，不以题材地域为分野。

　　其二，赋的文体惯性与边塞题材之间存在张力。 赋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本，其篇幅体量、结构方式更适合对都城、宫苑、山川、物象作静态的、穷形尽相的铺陈。边塞生活的核心体验——征战的突发性、边地的流动性、征人思妇的情感张力——在本质上是抒情性的，更适合诗歌的凝练表达而非赋的铺张展开。骆宾王《荡子从军赋》虽然将边塞题材引入赋体，但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以“情”维系全篇，接近骚体赋的抒情传统，而非典型汉大赋的体物范式。

　　其三，“边塞赋”缺乏文体的自我命名与理论建构。一种文体范畴的成立，通常需要创作者的自觉、批评者的命名、经典文本的积累三者互动。“边塞诗”自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李益“边塞诗最佳”始，经现代文学史的系统建构，才形成了稳定的概念。而“边塞赋”从未经历类似的概念化过程。骆宾王并未以“边塞赋”自名其作，后世论者也未将其归入一个名为“边塞赋”的文体类别。因此，“古典边塞赋”作为一个文体概念确实是不存在的。

　　更为关键的是，“塞”在古典语境中有明确所指。《说文》释“塞”为“隔也”，《广韵》释为“边塞也”。其地理语义指向的是长城沿线及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关隘、障塞、烽燧体系。秦始皇“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此“边”与“塞”互文见义，共同框定了一个以军事防御为核心功能的带状区域。由此可见，“塞”的专属含义包含三重规定：其一，地理上的临界性——塞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其二，功能上的军事性——塞是屯兵、戍守、烽警的防御前沿；其三，心理上的隔绝性——塞是“关内”与“关外”、“我者”与“他者”的分界。

　　正因如此，“边塞诗”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才具有内在的规定性。盛唐边塞诗的核心意象——玉门关、阳关、轮台、交河、高昌、楼兰、天山、阴山——无一不是具体的塞防地理坐标。高适“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情感张力恰恰来源于塞的隔绝性与征戍的被迫性之间的冲突。没有“塞”的军事防御属性，就没有“边塞诗”的苍凉悲慨。

　　因此，如果古代不存在作为文体的“边塞赋”，那么“新边塞赋”这一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对应物。“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没有“旧边塞赋”，何来“新边塞赋”？以“新边塞辞赋”命名崔文魁的作品，在逻辑上跳过了“古典边塞辞赋”，这是命名沿革的悬空。

　　三、“新边塞赋”新在何处

　　尽管“古典边塞赋”未能成为文体事实，“新边塞赋”却可能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成为一个有效的批评概念。视崔文魁的赋作为“新边塞赋”，实际上已经从文体层面完成了对“新边塞赋”的初步界定。然而，这一界定是否成立，取决于它能否经受“塞”之语义边界的检验。

　　（一）创作主体的“在场性”

　　古典边塞诗的创作主体，无论是高适、岑参还是王昌龄，本质上都是边塞的过客或观察者。他们以“入幕”“从军”“出使”的方式短暂置身边地，其边塞书写始终带着“他者”的视角——边塞是一个被观看、被想象、被抒情的对象。“新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如昌耀、杨牧、周涛，虽在西北边地生活多年，但其身份仍然是“诗人-栖居者”，文学身份优先于生活身份。

　　崔文魁的创作则呈现出不同的主体姿态。他首先是一个兵团人——扎根兵团基层十余年，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屯垦戍边是他日常生活的实质内容而非文学想象的素材，然后才是一个辞赋创作者。屈金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差异，将其概括为“铸剑为犁”的生存哲学向“铸剑为笔”的文学创造的升华。这意味着，崔文魁的边塞书写不是对边塞的“再现”，而是边塞生活的“自我表达”。这种在场性使他的赋作摆脱了古典边塞书写中常见的“代言”结构，获得了一种根植于生活本身的直接性与可信度。

　　（二）精神内核从“苍凉”到“建构”的转移

　　古典边塞书写的基调是苍凉悲慨。征人思乡、关山阻隔、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些经典意象承载的是一种被动承受的边塞经验：个体被置于边疆，在远离故土的孤独中体验生命的有限性。

　　崔文魁的赋作则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走向，“当代屯垦戍边事业被置于千年戍守的宏大叙事中”，《北屯赋》以“铸边陲以丰碑兮，壮赤胆于昆仑”收束；《地窝子赋》则将兵团初创时期的艰苦转化为“冬暖夏凉”的美学意象。这是一种主动建构的精神姿态：边塞不再是需要忍受的荒凉之地，而是需要建设的家园；屯垦戍边不再是牺牲，而是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使命担当。用屈金星的话说，崔文魁的创作完成了从“苍凉意境”向“家国气象”的情感内核跃迁。

　　（三）赋体功能的扩展：从“体物”到“记史”

　　赋的古典功能以“体物写志”为核心，体物是手段，写志是归宿。崔文魁的赋作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发展出一种新的功能维度：以赋记史，使作品“成为记录兵团精神的青铜铭文”。

　　这一现象表明，赋体的铺陈特性，在崔文魁笔下转化为一种历史记录的功能。《北屯赋》《西北之北赋》《地窝子赋》所书写的对象，不是传统赋作中的宫苑、山川、物象，而是兵团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军垦第一犁”“抗洪守土”“地窝子”的初创艰辛。赋的铺排在这里不再是修辞的炫示，而成为一种见证与铭刻的方式。这使得崔文魁的赋作获得了一种接近于“史诗”的品质：它既是对过去的记忆保存，也是对当下的精神凝聚，更是对未来的价值传递。

　　（四）文体融合的自觉实验

　　在文体层面，崔文魁的创作实现了汉大赋铺陈排比与边塞诗苍凉意境的自觉融合。其作品以赋的体量容纳诗的意境，以赋的铺陈承载边塞的精神。

　　古典边塞诗的精粹在于凝练与含蓄——四句或八句之中完成意象的凝聚与情感的迸发。赋则要求展开与铺张。崔文魁的做法是以赋的框架结构组织边塞意象群，使边塞诗的典型意象（大漠、关山、烽燧、雪原）在赋的铺陈中获得展开的空间，同时以边塞诗的情感张力约束赋体容易滑向的堆砌与空洞。这种“赋骨诗魂”的文体融合，是“新边塞赋”在形式层面最值得关注的实验。

　　（五）“塞”的语义边界与命名的困境

　　不难看出，上述四个维度的分析，恰恰暴露出“新边塞赋”这一命名的内在困境。

　　兵团屯垦戍守的区域，与古典“塞”的地理范围有重叠也有差异。重叠之处在于：兵团团场多沿边境线分布，部分团场直接毗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具有明确的边防功能。霍城、塔城、阿勒泰等地的兵团团场，其“戍边”属性与古典“塞”的军事防御功能具有历史延续性。差异之处在于：兵团的核心使命是屯垦，即以农业生产方式实现“稳边”“固边”，其空间形态是团场-连队的定居网络，而非线性分布的关隘障塞。“屯垦”的“屯”字，本义是“聚集”“驻扎”，其空间逻辑是面的占据而非线的防御。这与“塞”的带状防御逻辑有本质区别。

　　因此，崔文魁赋作所书写的对象，更准确的定位是屯垦戍边生活，而非古典意义上的“边塞”。将其命名为“新边塞辞赋”，在修辞策略上借用了“边塞诗”的历史光环，但在学理层面造成了概念的混淆。

　　离开“塞”的专属含义，赋应该是边地赋、边疆赋、边陲赋，不能以“新”的名义泛化“边塞”的历史背景。“新边塞诗”这个概念本身是有边界的。“新边塞诗”之“新”，在于创作主体的当代性、精神内核的建构性、语言方式的现代性，但其“边塞”的地理规定性和历史记忆不能被无限稀释。如果“新边塞赋”所书写的对象是屯垦生活而非塞防体验，那么冠以“边塞”之名，就是对“边塞”历史语义的挪用与泛化。

　　四、命名的建议：从“新边塞赋”到“屯垦戍边赋”

　　也有文友认为，既然“边塞赋”不够准确，可否以“边地赋”“边疆赋”“边陲赋”取而代之？笔者认为，这样命名，仍有瓜田李下之嫌，试作如下辨析：

　　“边地赋”——“边地”强调地理的边缘性，与“中原”“内地”对举。其优势是包容性强，可涵盖一切以边疆地区为书写对象的赋作；其局限是过于宽泛，缺乏功能规定性。

　　“边疆赋”——“边疆”是现代国家地理学概念，强调主权管辖下的边缘区域。与“边地”相比，“边疆”具有更强的政治地理色彩，与兵团“维稳戍边”的当代使命更为契合。但“边疆”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概念，用于古典赋作会产生时代错置。

　　“边陲赋”——“陲”本义为“危也”，引申为“边缘”“边疆”。《左传》有“君之在边陲”之语。“边陲”偏于空间描述，缺乏“塞”的军事功能指向，也缺乏“疆”的主权意识。

　　笔者的建议：如果要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为崔文魁的创作寻找一个准确的文体命名，“屯垦戍边赋”或“兵团赋”比“新边塞赋”更为确切。“屯垦戍边”四字精准概括了兵团生活的核心内容——“屯垦”是生产方式，“戍边”是政治使命，二者结合构成了兵团人独特的存在方式。以“屯垦戍边”命名赋体，既避免了“边塞”的历史语义绑架，又比“边地”“边疆”“边陲”更具功能规定性和历史具体性。这一命名，既守住“戍边”与“塞”的历史连续性，又标明“屯垦”对“塞”的功能性改造。这或许比“新边塞赋”更能经受学理的检验。

　　五、命名的方法论反思

　　“屯垦戍边赋”的命名，表面上只是为一个辞赋创作者寻找文体归属。但它示范的是一种批评的方法论，其意义超出了崔文魁个案。

　　当代文坛的命名冲动，大致有三种病灶：

　　一是“以新为贵”。 仿佛只要冠以“新”字，就天然获得了创新合法性。“新边塞”“新写实”“新状态”“新古典”“新红颜”……“新”成了一个无需论证的前缀。但“新”必须有“旧”作为对应物，必须有与“旧”的实质性差异作为支撑。没有“旧边塞赋”，何来“新边塞赋”？这是命名的逻辑失据。

　　二是“以借为便”。 借一个现成的、有历史光环的概念，稍加改造，就套用到当代对象上。“边塞”自带苍凉悲慨的美学资本，“新边塞诗”自1980年代以来又有一定的批评积淀。借来一用，传播上省力，辨识度也高。但借来的概念与对象之间是否匹配，往往被忽略。

　　三是“以评为建”。 批评者急于为对象“建立文学史地位”，命名先于辨析，口号先于学理。一个创作者刚冒出来，就急着封“代表人物”；一种风格刚露苗头，就急着定“流派”。这种“以评为建”的冲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的越位。

　　因此，辨析路径应该是对这三种病灶的逐一纠正：先追问概念的历史语义，再检验对象的实质内容，最后给出与对象匹配的命名。这不是“立新说”，而是“正名实”。具体而言：

　　命名之前，先做语义考古。 “塞”是什么？它在地理上指向什么？在功能上规定什么？在心理上意味着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才能判断一个对象是否有资格使用“边塞”之名。

　　命名之前，先做对象分析。 崔文魁的创作究竟是“边塞书写”还是“屯垦书写”？“屯垦”与“塞防”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只有把对象分析清楚，才能给出与之匹配的命名。

　　命名之前，先做谱系检验。 赋的文体谱系中，有没有“边塞赋”这个类别？如果没有，那么“新边塞赋”的“新”是对应什么而言？只有把谱系检验清楚，才能避免命名的悬空。

　　这三条，说起来是常识，做起来却需要抵抗命名的诱惑。在一个人人都急于贴标签、提口号的时代，愿意先做语义考古、对象分析、谱系检验，再决定是否命名、如何命名——这本身就是一种批评的诚实。

　　总之，屈金星以“新边塞辞赋”描述崔文魁的创作，并将其置于“新边塞诗派”谱系中论述，这一批评实践的意义可能超出屈金星本人的预期。“新边塞诗”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其命名逻辑本身是开放的：它从“边塞诗”的古典传统中提取“边塞”的题材规定性，以“新”标记时代与精神的转换。当“新边塞”的谱系从诗扩展至赋，被扩展的不仅是文体的边界，更是“边塞”这一文学母题在当代的表达可能。

　　然而，命名的开放不等于命名的随意。当代文坛的乱象之一，正是以“新”的名义不断制造概念、贴标签、提口号，而缺乏对概念历史语义的尊重和对文体边界的审慎。崔文魁的创作是否足以支撑“新边塞赋”作为一个稳定的文体范畴，尚需更多创作实绩与理论对话来检验。但至少，他让我们看到：边塞从未老去，只是需要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言说方式。而批评者的责任，不是急于为这种言说方式命名，而是耐心辨析其与历史传统的连续与断裂，在命名之前先完成学理的清理。

　　与其说“新边塞赋”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文体概念，不如说它是一个需要被替换的批评修辞。崔文魁的创作实绩，应当在一个更准确的命名框架中获得理论正名。这个命名，笔者倾向于“屯垦戍边赋”——既守住“戍边”与“塞”的历史连续性，又标明“屯垦”对“塞”的功能性改造。在概念泛滥的时代，命名的节制本身就是一种批评的诚实。

　　而这一替换的逻辑前提，已在笔者《“边塞诗”与“新边塞诗”分野之辨析》中完成。前文清理“边塞”的语义边界，指出“新边塞诗”应当正名为“新边疆诗”；后文在此基础上前推一步，完成“屯垦戍边赋”的命名。它不是孤立的命名冲动，而是有前提、有边界、有对象的审慎判断。

　　命名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在命名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概念的历史语义是什么？对象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命名的逻辑前提是否成立？这三问，或许比任何“新”字标签都更有力量。（作者系原成都军区副政委，陆军中将，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