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魏徵曾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具言地域文化对文学风格之影响。崔文魁作为一名当代赋家，长期投身于新疆兵团的法治建设，遂使其辞赋作品中，既呈现出边塞生活的新气象，又展示出“文”“法”相融的文体实践风格。其辞赋一方面将汉大赋的“义尚光大”与边塞文学的雄浑相结合，一方面又将当代兵团的精神文化收拢于笔端。这种辞赋创作实践，无疑在兵团的文化建设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一、从“他者经验”到“地方书写”：边塞书写的现代转化

　　边塞诗自古有之，边塞赋则罕见。其实，即便是包括高、岑在内的古之边塞诗人，也更多是以他者的经验来反映边疆生活，真正以参与者身份创作的诗歌少之又少。著名学者萧驰曾引译过西方“地方之诗”的概念，所谓“地方之诗”，乃是指“在特定地点、时间的历史经验”，以此类推，崔文魁的辞赋同样可视为“地方之赋”，具有鲜明的当代边疆特色。

　　首先，在崔文魁的辞赋中，体现出了诸多兵团建设的人、事、象。如《西北之北赋》云：“争入湍流，男女老少相接成墙；负土疾走，汗水泥浆浸透征衫”，乃是对边疆抗洪之“人”进行刻画；再如《新疆全民阅读赋》中的“牧区毡帐，马背图书传佳话；乡村邻里，车载文库送幽香。至若阅读之旅：穿独库天险，吟边塞诗气贯长虹；访白杨哨所，诵军垦信泪湿衣裳”，则是针对新疆地区的“阅读”之事进行书写。至于边疆独有之意象，更是遍布于其赋作之中。

　　其次，在崔文魁的辞赋中，具有一种“扎根”的人文关怀。古典边塞诗的核心意象，往往是他者眼中的征人、烽火、白骨、胡尘等，而崔文魁的边塞书写，却完成了从“旁观”到“扎根”的写作转化。如《西北之北赋》中描写兵团人“不领军饷，身着素装，七十年本色未移；垦地荒原，筑城沙漠，一腔血初心如故”，这种和平年代的戍守，不再是“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旁观与悲悯，而是“献青春而子孙兮，怀贞悫以报国”（《北屯赋》）的时代传声。

　　二、边塞赋的功能拓展——“文”与“法”的深度融合

　　崔文魁辞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将“法治建设”纳入边塞文学书写，进而拓展了这一文体的精神内涵。如《北屯司法行政赋》《兵团司法行政赋》等作品，皆论法理于辞赋，看似跨界，实则是一种深度融合。

　　一方面，崔文魁将对“法”的理解转化为赋体中的文学思想。如其曾在《兵团司法行政赋》中写道：“法者，国之植也，而民之命也”，这种对法治的理解，实际上是与传统边塞文学的“安边定远”主题一脉相承。但在古代的边塞诗中，更多强调的是“军事安边”；而崔文魁笔下的“普法有道兮，冬培训而夏宣讲；治理依法兮，百业兴而万民康”，则是重在强调“制度安边”。他将“依法治疆”的当代实践，转化为“如飞鸟之双翼兮，互为辅弼；似车辇之两轮兮，实难相分”（《北屯司法行政赋》）的高站位理解，进而将边疆的法治精神与文学精神熔于一炉。

　　另一方面，崔文魁以事为证，通过辞赋载体完成法治实践的文学叙事。如《兵团司法行政赋》中有长达数十句的实践铺陈，堪称当代法治赋的创格：“且看一师六策熔金开玉局，九州社矫争荣光；二师首辟云径传法韵，排行榜上冠群芳；四师调解品牌‘石榴籽’，典型案例再无双；五师公服惠民立圭臬，西北五省属其强；六师奠定格局‘大普法’，全国案例有一章；十师七字俚语播法种，万人唱法声名扬；十二师丝路法盾护开放，涉外法治展新芒。十四师‘昆仑山下古丽花’，枫桥经验彻边疆。”这种铺陈，既是对汉赋“东西南北”方位铺叙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兵团法治实践全景式的文学记录。类似的，《北屯司法行政赋》中的“进校园，施法泽于青衿；进连队，洒法慧于农户；进机关，宣法义于要冲；进社区，播法仁于百姓；进团场，传法理于干群；进企业，布法道于职工”，亦用排比的句式，铺展出法治宣传的立体图景。

　　三、文章合为时而著：边塞赋的“当代性”探索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言“文章合为时而著”，作为一名当代辞赋创作者，崔文魁的边塞赋同样也面临着如何“活化古今”的文体反思，而其探索路径恰恰值得关注。

　　其一，对汉赋“铺张扬厉”的继承与改造。前人评价汉赋，常言其“铺张扬厉”，今人作赋亦往往难免于此。但崔文魁的铺陈，并非一味炫博，而是主要服务于兵团主题的呈现。如《玉带河赋》中“夏至则水波潋滟，绿柳牂牂；冬来则飞雪漫舞，银蛇琼琼”的四季铺叙，《额尔齐斯河赋》对沿岸物产的罗列铺陈，既体现了刘勰所说的“体物写志”，又是对当下边疆风貌的真实描摹。

　　其二，援古典意象入时代叙述。崔文魁辞赋学古而不泥古，并善用传统意象来表达兵团精神。如《地窝子赋》中的“永夜怜星月，终天少日光。陋室何妨，娶娇娘兮共一床；凄凉无惧，许此身兮做胡杨”，虽是使用古典文学中的常用意象，却能清晰看出是在书写当下而非摹古；再如天山、昆仑、大漠等边塞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在崔文魁赋中亦常有出现，但这些意象，并非来自空洞的想象，而是立足于边塞实际，为当代兵团的时代叙述注入一种苍茫雄浑的美感，并使古老的边塞语汇焕发了鲜活的生命力。

　　其三，语言风格的多元表达。今人作赋，语言太雅则有泥古之弊，太俗则又有空疏之患；过于质实则乏美感，过于绮丽则少厚重。而崔文魁的辞赋语言，既有“莽莽西北，浩浩边疆。驼铃摇碎星霜，大漠漫卷苍黄”（《旺源驼奶赋》）的典雅，也有“半碗黄沙半碗风，半个百姓半个兵”（《西北之北赋》）的俚俗；既有“法剑凌空，光寒天山邪祟胆；明镜悬世，辉映边城公道心”（《方略领航赋》）的雄浑，也有“情侣依栏，摄婚纱于虹桥；孩童逐浪，放纸鸢于帝青”（《玉带河赋》）的清新。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恰与兵团的地域文化风貌相互呼应。

　　余论

　　崔文魁的辞赋创作，可以说是当代边塞文学的一个范本。一方面，他吸收了汉大赋的铺陈与边塞文学的刚健，为兵团精神找到了相互契合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他又将和平年代的边疆治理、法治建设、文化润疆等要素纳入辞赋叙事，使这一古老文体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当然，崔文魁的创作也存在值得讨论之处，如其部分作品存在主题先行、概念化表达、行政术语赋体化等倾向。此外，如何在辞赋的宣教功能与文学自律之间保持平衡，或许仍需继续探索。但总体而言，其以十余年的笔耕，在“西北之北”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坐标中，为赋体文学的当代实践做出了独特贡献。

　　作者：张思桥（系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培训部进修班导师，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