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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北随州广水市人。我们那个市,是个县级市,通铁路,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京广线的车,到了广水,都要停下来,加水,加油,才能爬过武胜关。后来铁路绕道大悟,广水的人气大受影响。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我们广水那里的一个镇的企业里,那家企业是做灯具的。第一个岗位是汽车维修。第二年,被调去跑采购和销售。不到二十岁,扛着一箱子的灯具样品,在全国转。那会儿一个月工资40元,我就买晚上的车票,在长途车、火车上坐个通宵,省下住宿费,可以自己得。第二天一早到了目的地,也不休息,直接去推销。
1998年,刚到深圳,胡桂梁(右二)与同事游览世界之窗。
当时谈了个女朋友,在铁路工作,是国企,铁饭碗,她家瞧不上我在乡镇企业,嫌我没前途。一急之下,我决定当兵。
1985年10月25号入伍,11月5号,就被分配到连队,驻防广西边境对阵越南的前线高地。新兵训练时,第一次练习投掷实弹。手榴弹的爆炸范围是15平方米,我扔出了55米,站在原地,想看看爆炸的情形,教官一脚把我踹倒了。投弹之后必须卧倒,避开飞溅的弹片,这些规范动作都是在战场上救命的。我不敢马虎,训练一丝不苟,最后得了银质嘉奖。
后来的一次行动中,我的右膝盖膑骨碎了,鉴定为七级伤残。服役期满,我放弃上军校,选择回老家,被安排到供销社工作。
1997年,单位不行了,员工下岗,大家都在找出路。广西信托在深圳龙华有个桂发酒店,需要一名司机。分管酒店的是一位战友。1998年,我就来了深圳。在酒店包吃包住,月薪1200。你看,我刚来深圳,住的是酒店,有独立的房间,有空调。
第二年,酒店让我负责员工招聘、后勤管理的事情,迎来送往,看起来还不错。因为债务问题,酒店抵押易主。我换了一家单位,在西丽的艺舶电子公司当保安,这是一家生产一次性相机的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在艺舶公司工作照。
没文凭让我很吃亏,到所有单位,都得从头开始,从最初级的职位干起。你去找工作,填表,没文凭,你说自己能干啥。后来有机会我就报了电大的大专班,拼命学,最终拿到了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这个文凭,后来办积分入户时,整整加了60分。积分满100就可以入户深圳,我的分数是124。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了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鹏城奖,这个荣誉也只能积20分。做义工时间、到深时间,每一项加分,都不如文凭加分这么力度大。
艺舶公司的保安,薪水还是1200。我老婆在家带孩子,有两个儿子要养,收入不能断。第二个月,原来的司机家里有急事,离职了。情急之下,厂长问我,你不是会开车吗?我就顶了司机的位,任劳任怨,白天晚上,随叫随到。月末拿到工资单,还是1200。我拿着报纸的招聘信息去找厂长:厂长啊,深圳的司机月薪多少?当着他的面,我打招聘司机的广告电话,没有低于1900的。厂长给我加了工资。
2020年1月7日,在深圳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报到现场,胡桂梁接受记者采访,关注涉及梧桐山片区4.2万人出行的大望桥拓展工程。
那会儿我也成了的士司机。代表报到那天,我穿着的士司机的工作服就去了,结果成了五届人大代表里第一个报到的。记者们把我团团围住,有人问,胡代表,你最关注什么?我最熟悉的是的士司机群体,他们一直被三个问题困扰,停车难、吃饭难、上厕所难,我就说,建议建一批的士驿站,解决这个群体的诉求。
这个问题,我盯住不放,最后,政府在彩田路社保局对面、梅林加油站、罗湖体育馆对面的延芳路上,建了一批的士驿站。延芳路建驿站太不容易了,建成区,没有地,寸土寸金,罗湖区人大把这列为年度重大民生问题督办案,协调了十个地方,才落实了这个地址。后来,深圳的士全部换成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也就是司机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的士驿站完成了使命。
说实话,刚当上代表的时候,我很缺乏经验。参加的第一次培训,杨剑昌、肖幼美来给我们上课,怎么写议案。全国人大的专家也来培训我们,还到浙江大学学习。市人大2015年换届,我连任了。经过一届的学习与实践,我也知道如何当好一名人大代表了。
一名人大代表应该怎么讲话、怎么提议案?如果你关注的是个案,就不适合作为议案。应该针对普遍性的问题、涉及的群体比较广、问题比较突出的现象来提议案。确定了选题,一定要调研。有的问题存在,政府应该解决,但你要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了解政府的运作,部门的分工,尤其是部门的事权,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大。你还要关心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全国人大的培训里说的,与党委同向、与政府同力、与人民同心,一点没错。
梧桐山社区大望桥拓宽的事就是这样,关乎一个片区的发展,事权涉及了数个政府部门,一直不能形成合力。代表提了议案,部门作了答复,解释为什么卡壳。说实话,对这个答复,我可以打基本满意,但是,我最后还是打了不满意。这个不满意的目的,是促成相关部门召开专题座谈会。会上,我们关注此事的人大代表到了,水务局、规土局、前期办,各个部门把卡壳的理由都说了一遍,很委屈,说胡代表,不是我们不想办。我说,从内部来看,政府部门各有分工,职责清楚,在老百姓看来,你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就是政府。老百姓认为,这么真实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政府不作为。最后大家商量出了一个解决之道,由发改部门牵头,将这件事列入深圳市的年度重大民生项目计划里,所有难题迎刃而解。
调研、座谈、下社区、写议案,我参加的代表履职的这些指标,不敢说第一,那也是名列前茅。深圳的出租车管理条例里曾经有一条,乘客不系安全带,处罚司机。这个不合理,司机提醒之后,乘客不执行,司机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盯了3年,这一条终于撤销了。宝安一条路,修通几年都没通车,我们关注,半个月搞定了……
2020年,胡桂梁(左二)参加罗湖区人大阳光预算调研现场。
对于深圳的包容度,我打高分。这里的办事效率,对待户籍、非户籍人口的态度,公务员的服务意识,都是很好的。深圳的效率,我举个例子:社区停电了,你打热线电话,那边不仅告诉你原委,还告诉你在抢修,大约几点能来电。到了时间,电真的来了。
担任第6届市人大代表这五年,是我来深圳这些年,感觉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五年。
有人误以为,我做这些事是有报酬的,不然哪儿来那么高的热情。不管是同乡村支书还是人大代表,都是没有报酬的。不怕大家笑话,如今,我固定的收入,是每个月的4000多元伤残抚恤金,这个钱不用交税。来深圳这些年,我错过了4次买房的时机,现在住在龙华的一套63平方米的公租房里。
1986年春节,大年初一,刚刚入伍的我和班长廖建平、战友任少辉三人出发去阵地。我打头,班长断后,在路上,踢到一颗地雷,三人就地卧倒,大脑一片空白……
万幸,那是一颗信号雷,只是预警,不伤人。
这件事之后,我整个心态变了,不太计较了,人活着,比啥都重要。比起牺牲了的战友,我安全地回来了,有父母可以尽孝,有妻儿陪伴左右,可以享受现在的生活,我很知足。(吕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