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刘鹏

　　1995年初，随着青海省委表彰杰桑·索南达杰，各级媒体和各路人马（为何说是“各路人马”，只因动机各不一样），开始关注可可西里。各种报道也逐渐面世。

　　到了2005年，各种文字消息和音视频充斥诸多平台，臆想断章取义者多，但对“野牦牛队”和已经开展的颇有声势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民间环保活动，人们其实也是不甚了了。于是，“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们，邀请有代表性的志愿者，撰写亲身经历，以正视听。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这本《亲历可可西里十年·志愿者讲述》，当时在全国一些城市举行了义卖，对扩大民间环保活动的影响，对人们了解可可西里，了解长江源和藏羚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联书店出版的《亲历可可西里十年·志愿者讲述》

　　作为亲历者，本人应邀撰写了《可可西里的发轫之作》一文，对“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这项中国开创性的民间环保活动的缘起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奠基做了客观和较为详尽的书写（当然在保护站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容后再说）。现将这篇旧文从书中摘出来，供看官一读：

　　长江源、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扎巴多杰、野牦牛队、环保志愿者、青藏铁路、“绿色江河”……

　　1995年开始，上述词语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从现有的记录上看，这些地方和这些地方的野生动物此前从来没有这样引起过世人的关注，世人也从来没有像近十年来这样关注在长江源和可可西里旷野上的人和事。

　　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

　　说到可可西里，不能不提到索南达杰——一位用自己的生命唤起社会各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可可西里生态环境重视和关注的壮士。

　　杰桑·索南达杰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他自1992年7月23日到1994年1月18日英勇牺牲的544天中，12次带队进入可可西里，调查治多县所属的5万多平方公里可可西里地区的草场、矿产资源，保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野外工作总天数达到354天。

　　客观地说，索南达杰当初进入可可西里，主要目的是调查资源，为治多县的脱贫致富，经济发展找一条新路子。当他看到不法分子疯狂盗猎藏羚羊时，对盗杀行为与生俱来的厌恶和一个国家干部的职责，使他在后几次进入可可西里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与盗猎分子的斗争上。

　　1994年1月15日和16日，索南达杰率领的工作组，抓获了两个盗猎团伙共20名枪杀藏羚羊的犯罪分子。缴获吉普车4辆，卡车4辆，小口径步枪10支，改装半自动步枪1支和近两千张藏羚羊皮。1月18日，在太阳湖西侧，疯狂的盗猎分子伺机抢夺了武器，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的枪战中，击毙了一名犯罪分子后中弹，英勇牺牲。

　　索南达杰牺牲以后，当地干部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995年2月15日，中共青海省委决定，授予他“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光荣称号，号召全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向索南达杰学习。

　　平心而论，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索南达杰为了藏羚羊与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行为，甚至有些人猜测，索南达杰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虽然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也知道应该保护野生动物，但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保护，有时会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然而，英雄和先知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往往启迪着后人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当时就连索南达杰也不知道藏羚羊皮的真正用途和价值，都以为盗猎分子只是要藏羚羊皮。两年后才从国外传来的消息中了解到：实际上，藏羚羊身上最值钱的是羊绒，羊绒是欧美、阿拉伯王室贵妇公主所围的名叫“沙图什”的豪华围巾的原料。这种围巾，在克什米尔地区生产。

　　1996年6月3日，国家环保局、林业部联合发布了追授杰桑·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的决定。这是国家为首个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而牺牲的县委书记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褒奖。

《可可西里的发轫之作》

　　“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启动

　　1994年9月，在听到索南达杰事迹后，数次进入长江源和可可西里探险、考察、拍摄，亲眼目睹当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摄影师和江河探险家杨欣，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沿着索南达杰的足迹，开创民间生态环保事业，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从1994年底到1995年春，杨欣在深圳查阅大量资料，广泛走访有关专家、学者，制定了“保护长江源，还我大自然”活动的5年计划。他计划在长江源区、可可西里地区进行4次自然生态环境综合考察，逐步在沱沱河流域，当曲流域，楚玛尔河流域和通天河流域建立4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与当地政府部门一道，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野生动物进行强制性保护。当时，他得到了深圳世纪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平的支持。

　　1995年项目启动，这年春天，杨欣与他的朋友王毅来到西宁，为开展活动游说有关部门，以取得政府的支持。当时他们住在青海省交通厅招待所9楼。王毅的同学王斌（即“长江源”纪念碑的设计者，《藏地牛皮书》的作者）当时在那儿租房办文化公司，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杨欣和王毅找了不少部门，陈述开展保护长江源头自然环境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时所有的单位都在口头上表示大力支持，可都不出红头文件。一时间，他们在西宁的活动陷入了困境。

　　这也难怪这些单位。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都是由政府来做，没有任何个人或民间组织搞过或提出要搞大规模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何况是在长江源头建立保护站，开展科学考察。杨欣找到了时任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的我和新华社青海分社记者陈畅鸣。在我们两位的协助下，杨欣找到了当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尹克升。尹书记听了杨欣的计划后，表示大力支持，并给省政府办公厅打了电话。在尹书记的支持下，很快，青海省环保局和省农林厅联合下文，支持这项活动。

　　1995年6月6日，活动的组织者在交通厅招待所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保护长江源，还我大自然”活动启动。这个会上，几位记者提出活动名称应是“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谁拿走了，“还”在逻辑上不通，而“爱我大自然”从意义和逻辑上更为贴切和严谨一些。杨欣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从那天开始，“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环保活动就正式定名了。

　　1995年7月，杨欣到北京，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司的帮助和组织下，召开了由原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以及郭方、张允孚、李渤生、陈昌笃、张立成、冯柞建等十几位著名科学家参加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环保活动的座谈会，成立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了专家意见书。

　　专家意见书指出:“长江源区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环境不仅影响青藏高原，还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实施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对这项由民间倡导发起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表示大力支持，并尽最大努力帮助这项活动的开展。”专家们对新闻媒体的宣传提出了具体希望，还写道：“建立自然环境保护站有很大的科学潜力”“建议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总结经验，促进长江源区自然环境保护区的建立，建立健全长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规加强管理和检查，制止日益猖獗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科学规划放牧，开展小规模的生态旅游，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并以保护长江源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进程”。

　　之后，杨欣回到深圳，开始筹备第一次对长江源区的考察。

队员老兰在描写奠基碑

　　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

　　1996年初，深圳市政府为“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筹委会赞助了资金，用于第一次对长江源区的考察。1996年5月9日，我和陈畅鸣到达深圳参加“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首次考察的活动出发仪式。一到深圳，我们就感受到了深圳市民对这次活动的热忱。5月11日上午在深圳大剧院广场举行出发仪式时，不少市民自发地参加，争相在横幅上签名。他们对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现状的担忧和认知程度，使记者们感到惊讶。这里面除了杨欣等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外，与深圳这个中国最早开放城市人口的整体素质，人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参与度，有着极大的关系。

　　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在1996年5月12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中写道：“‘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从深圳启动，标志着由民间人士倡导，政府支持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在中国正式起步。”

　　5月11日，考察队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这支考察队中，有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研究所、青海农林科学院等单位从事植物生态、动物生态和环境化学方面的专家，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社、工人日报社、法制日报社、中国环境报社、北京青年报社、羊城晚报社、深圳特区报社、深圳商报社、深圳晚报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队长为杨欣，副队长是青海省环保局的杨帆和深圳市环保局的雷志洪。人民日报的孔晓宁和我是记者召集人。在西宁的三天时间里，记者们一边采访，一边适应高原的气候和海拔，并检查身体。几位负责人一边组织采访，一边进行最后的准备，还在西宁定做了一块“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奠基石碑。

　　5月14日中午，青海省环保局在西宁青海宾馆门前广场为考察队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在领导和群众的祝福声中，考察队的6辆越野车驶出西宁市，疾驶在青藏公路上，奔向长江源头！

　　考察队翻越日月山，过倒淌河，翻越河卡山、长石头山、江路岭，车队一路奔向西南。草原接着草原。一片比一片广阔；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初到青海的考察队员们兴奋不已，惊叹不已。

　　5月16日，考察队中午在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的县城吃午饭，这里海拔4200米，许多人开始头痛，吃不下饭，大家初步领教了高海拔的厉害。当天，考察队翻越了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的分水岭——海拔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山口，到达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麻莱县县城。曲麻莱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县。县城离通天河也就三四公里，可那里守着长江没水喝，县城的人们要买水喝。整个县域草场退化，风沙肆虐，在那里采访，大家心情很沉重，更感到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必须加大，保护的步伐必须加快。

　　5月18日，考察队到达治多县索南达杰生前工作的地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怀着敬意到索南达杰的家里，看望了英雄的父母和家人，并和索南达杰生前的战友座谈。

　　5月19日考察队前往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这一年春季，玉树遭受了特大雪灾，我们在行进的途中，遇到了成堆的牛羊尸骨，景象惨不忍睹。牧民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牛羊，失去了牛羊的牧民，立即就会陷入贫困。在一户只剩下两头牛，八只羊的牧民帐篷里采访时，看到空空如也的帐篷，我们二号车里所有的记者都自发地掏出了钱，让主人买些食品和药物。

　　5月20日，考察队和玉树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座谈。经过特大雪灾的切肤之痛，领导们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这次雪灾，全州共损失牲畜一百一十多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经过这次雪灾，大大促进了玉树州的草原“四配套建设”，季节性畜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是后话了。

　　在玉树，我们认识了扎巴多杰。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的妹夫，在索南达杰牺牲后，本来在州人大工作的他，主动要求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来到了西部工委，恢复了西部工委的工作，创立了野牦牛队，直至意外身亡，成为继索南达杰之后又一位长江源区的环保英雄。

　　5月23日，是此次考察活动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天。清晨5点，车队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出发了。天大亮时，我们看见了两只狼。这是个好兆头。当地人认为，狼是男人的保护神，清晨遇见狼是吉兆。在曲玛河乡吃过简单的午饭后，车队开始从东边沿着楚玛尔河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以前没有路，只有淘金者的手扶拖拉机压出的一条在高寒草甸中和荒漠中隐约可见的小径。越野车在楚玛尔河边连片的直径在两米左右的草墩子上艰难地颠簸着，我计算了一下，一小时只能行进七八公里。

　　虽然我以前也多次到过可可西里地区，但真正深入无人区这还是第一次，车行到高处的开阔地时，极目望去，草甸、丘陵、荒漠、湍急或平缓的河流、远处若隐若现的雪山尽收眼底。天低，云舒，鹰飞鷲盘，藏野驴列队奔跑，远处依稀可见几只形影孤单的藏羚羊在荒原上徘徊，给人以摄人心魄的雄浑壮美之感，而我们汽车的轰鸣声，又打破了那里凄美的寂静。

　　在蹚过七八条河时，我们发现，这些河其实就是一条河，我们是沿着河的两旁在行走。大约有三次，几辆车陷在河里和泥潭里，都是大家用准备好的一条拔河绳拽出来的。在草甸上，河里大约折腾了10个小时，我们才走到比较硬实的戈壁滩上，心里算是松了一口气。万幸的是，好在过河时没有下雪，不然车陷在河里面，是很危险的。而车队刚刚走上硬路时，冰雹夹杂着雪霰就劈头盖脸打了下来，等我们走到五道梁兵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17个小时我们走了380公里路。

　　24日到达沱沱河，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镇。我们采访了水文站，了解到长江源头的水量在逐年减少。25日，考察队到达唐古拉山兵站，最后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山口，考察队举行了一个小仪式，向山神致敬。

　　从唐古拉山返回时，我们遇上了一场大风雪，短短10分钟，积雪就达到了半尺厚，像什么“燕山雪花大如席”之类的诗句根本无法形容那里的雪。当时我在开车，刮雨器打到最快挡都刮不及，雪就像瀑布一样匀速地倾泻下来，看到路上遇雪而颠覆的大小车辆，同车的两个女记者都快吓哭了。而我们的车，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比后面的车早到了两个小时，等他们到来时，我们已经号好了房子。高原上就是这样，勇气加经验才能成功。

　　5月27日，是为索南达杰保护站奠基的日子。此前，在扎巴多杰的建议下，又经过我们的考察和论证，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选址确定在青藏公路2998公里处，这里是可可西里最好的草场，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汇聚的清水河从旁边流过，同时扼守住进入可可西里最主要的两条路口。

　　10点钟，奠基仪式正式开始，我们把一块写有“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奠基”字样的奠基石立在基坑里，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每人轮流撒下了一锹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奠基，标志着中国民间在长江源、在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环保事业从零公里开始了伟大的起步！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发轫之作！

刘鹏作为媒体代表奠基后留影

　　（刘鹏：生于20世纪50年代，锻工出身，当过大学教师，曾供职于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退休前任光明日报青海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多年来一直关注青藏高原的环保事业，是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奠基人之一。）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万玛加、王雯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