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汤汤，出洞庭、过岳阳，一刻不息奔流向东。在武汉的最南端，长江入汉，第一个迎接它的，便是武汉经开区。

　　武汉经开区因车而建，因车而兴，建设史只有34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如沧海一粟。

　　长江文化源远流长。这首时空交织的壮丽史诗，在武汉之南的长江左岸，留下了极易被忽略的历史印迹。

　　从汉阳人头盖骨化石，到天兽御尊，再到赤壁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与滔天赤焰……

　　循着这些印迹，在浩如烟海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发现、解读长江S形大弯怀抱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密码。

　　汉阳人头盖骨化石让武汉人类史上溯到一万年以前

　　1954年，一场特大洪水冲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盘龙城。

　　在这个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中，出土了大玉戈、青铜大圆鼎、青铜钺、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3000余件精美文物，仿佛触摸到数千年前的华夏文明。

　　这一发现，把武汉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达到3500年。因此，盘龙城被誉“武汉城市之根”。

　　盘龙城“重见天日”43年后的1997年，汉南区环保局干部毛凑元不经意的一次发现，把武汉的人类史向前推进到一万年以前。

　　这一年的1月上旬，毛凑元在长江边的纱帽江滩上晨练时，捡到了一些“怪石”，其中，就包括一块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汉阳人头盖骨化石

▲头盖骨的复原图

　　经贾兰坡教授、吴新智教授、胡承志教授、吕遵谔教授等古人类学家、考古专家鉴定，这块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的主人系女性，生活在距今约一万年——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北京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1933年发现）[1]四川资阳人（距今七千年，1951年发现）[2]的时代相当，但形态特征更接近现代人，是长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接近现代人的人类祖先，填补了湖北省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因其发现地纱帽属大汉阳地区，专家、教授遂以考古的命名规则，将其定名为“汉阳人”。汉阳人头盖骨化石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系国家一级文物。

　　作为“武汉最早的市民”，汉阳人从哪里来？

　　从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梳理的湖北古人类迁徙路径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发现的“建始人”（距今约200万至250万年，属人类的早期成员），到十堰郧县发现的“郧县人”（距今约80万至100万年），与陕西蓝田人（距今65万年至80万年，1963年发现[3]）的年代相当，再到1956年在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发现的“长阳人”（早期智人，距今约20万年，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与北京猿人末期年代相当），以及结合在襄阳金鸡咀发现的距今约20万年左右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荆州鸡公山发现的距今约4.3万年—6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专家认为，湖北的古人类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与迁徙的关键空白，为研究现代人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说明长江流域同样存在悠久的史前文化，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古文化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专家据此还认为，湖北境内的古人类在进化中经历了本土演化与迁徙的过程。他们走出洞穴，走进山林，再沿着清江、汉江一线向东向南迁徙，经恩施—十堰—襄阳—宜昌—荆州—武汉的古人类迁徙廊道，来到了江汉平原。汉阳人可能是迁徙至江汉平原的湖北古人类的“后裔”。他们在长江之畔的汉南纱帽周边，渔猎耕作、繁衍生息。

　　天兽御尊见证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对话与交融

　　源自武汉经开区的国宝级文物，还有一件名为“天兽御尊”的青铜器。与汉阳人头盖骨化石一样，它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广为人知，在汉南纱帽发现的天兽御尊相对无闻。

　　1954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冲刷出了盘龙古城，但是，对它的考古发掘则是在20年后的1974年。

▲国家一级文物“天兽御”尊

　　天兽御尊的发现，比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早了近10年。

　　新华网2014年2月播发的新闻《废品站里捡回商代天兽御铜尊》，介绍了天兽御尊的发现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大概是1965年，汉阳区文化馆一名馆员，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这件铜尊。后经专家推断，铜尊应该是出土于汉南纱帽山一带，属商晚期文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把文物当作废铜烂铁卖并不稀奇。文博工作人员常去废品收购站“捡漏”，淘到商周青铜器不足为奇。

　　此尊高37.1厘米、重6.6千克，形制喇叭口、长颈、微鼓腹，高圈足、觚形。圈足内铸铭三字“天兽御”，“天兽”是族氏名，“御”是祭祀的意思。

▲商周青铜器上的“天兽”铭文（资料图）

　　此尊因此得名，也与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黄帝产生了联系。

　　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著名者有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部族，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部族。

　　在那个尚未完全走出蛮荒的时代，部族之间战争频繁。比如，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胜；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黄帝又胜。“从此，黄帝集团势力日盛，黄帝成为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4]

　　黄帝姬姓。史学家、考古学家认为，“天”是黄帝一族最重要的图腾，“天兽”则是黄帝一族中以兽为图腾的同族。《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曾率领以熊、罴、貔、貅、豹、虎为图腾的六支军队与炎帝作战。

　　我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认为，“天兽”族徽，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兽类族徽是由黄帝族中以兽为图腾转化而来的。[5]

　　据此说，天兽御尊的主人当属黄帝一族的后裔。

　　黄帝统一中原后，帝位先后传到尧、舜、禹手上。炎黄尧舜禹，史家称为“五帝”。

　　由尧帝始，三苗部族为乱。尧、舜、禹三帝连续征战，三苗为禹所败。此后，三苗一部留在长江流域、融入部族，一部南迁、进入云贵高原，形成了现在的苗族。中原华夏部族的势力范围拓展至长江流域，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融合、演进。

　　由禹始，在公元前21世纪、距今约4000年以前，中国进入了史书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真正的朝代、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

　　“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6]。由夏以降，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华夏大地进入青铜时代。

　　公元前17世纪，商灭夏，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商。商帝殷姓，是姬姓的子姓。据《河图运录》记载，殷姓始于后稷，后稷是帝喾（音kù）与姜嫄所生。司马迁依《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载，认为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商周时期，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和宴飨，礼器种类繁多，包括鼎、簋、爵、卣、尊等。尊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作盛酒之用，常用于大型祭祀、宴飨活动。

　　商人敬神崇鬼且喜饮酒，礼器以酒器居多。天兽御尊的持有者，作为黄帝后裔，把“天”“天兽”族徽铸于铜尊上，以示身份尊贵。

　　天兽御尊铸于何地，因何现身于汉南纱帽，已不可考。专家推测，或与商王武丁征伐荆楚有关。

　　公元前1251年，商晚期，武丁继王位。武丁四方征伐拓疆域，商王朝进入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

　　据《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意思是，商王武丁率诸侯征伐荆楚之地，突破荆山天险，深入江汉平原及长江流域，最终击败江汉荆蛮。

　　古人征伐，必祭祀、宴飨。武丁征伐荆楚，想必随军携有包括天兽御尊在内的礼器，以备祭礼、宴飨之用。武丁征伐，兵马倥偬，恐因战事繁忙、军情紧急而遗落此尊，并流传至今。

　　此说虽为推测，但也佐证彼时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因战而融”，交织与融合中造就中华文明。

　　黄帝，又名轩辕。相传黄帝大战蚩尤，蚩尤作法，战场生雾，黄帝造指南车，大胜蚩尤。

　　轩，是一种前顶较高、后面带有帷幕、两侧有窗的坐车，后来也泛指车。辕，指车前驾牲口的直木。借轩辕之义，后人又称黄帝为“轩辕氏”，名其居住之所为“轩辕之丘”。

　　天兽御尊与轩辕黄帝关联千丝万缕，且天兽御尊出土于武汉经开区。千百年后，武汉经开区因车而建因车而兴，仿若冥冥注定之使命。

　　文化再发现绕不开的纱帽山与大军山

　　发现汉阳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天兽御尊，绕不开踞于长江左岸的一座小山丘——纱帽山。

　　纱帽山海拔37.82米，面积只有区区4000平方米，东临长江，与江夏金口镇隔江斜对。

　　在纱帽山周边，不仅发现了汉阳人头盖骨化石，出土了天兽御尊，还于1964年发现了商周古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凿、陶网坠、陶纺轮、陶鬲、陶豆、陶板瓦、铜斧、铜矛、铜蟠螭三连环、卜骨、鹿骨、狮骨等100余件文物，其中，完整的有20余件。1983年，纱帽山遗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时间跨越到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纱帽山又一次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从今洪湖乌林至江夏金口长达一百多里的长江沿线，“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7]。在这个被称为赤壁之战的以少胜多战役中，孙刘联军同仇敌忾，曹操率败军取道华容退守襄阳。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江水篇》，记载此战：“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在郦道元的笔下，纱帽山名为百人山。

　　宋淳熙间，李巽作《南楼记》云：“郡之西南八十里近赤壁，与百人山对。”同治年间注《长江图说》亦载，百人山就是纱帽山，东南距赤矶山江面三里多路。

　　赤壁之战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初步奠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一年，是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的第二年。诸葛亮“隆中对”，献计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战略走向现实，他本人也成为智慧与谋略的代名词。

　　经过历代文学的修饰和演义，赤壁之战成为浓缩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的大舞台，对后世影响深远。

　　除汉南纱帽山外，在武汉经开区的军山区域，还有大军山、小军山、设法山等地名，以及擂鼓墩、诸葛城等三国历史文化遗迹。

　　大军山海拔197.3米，立于长江左岸，位纱帽山以北，与长江右岸的江夏赤矶山隔江对峙。大军山、纱帽山、赤矶山以犄角之势，扼守长江入汉的第一道门户。

　　明嘉靖《汉阳府志》寥寥数语，道出大军山的得名由来：“小军山在县治西南五十里，与大军山近。吴魏相战，陈兵两山之间，故以大、小军名。”大战之前，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峙，明嘉靖《汉阳府志》视大军山为其中一方的大军驻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载：“昔周瑜与黄盖诈降魏武（曹操），大军山地也。”在郦道元看来，大军山是黄盖向曹操诈降之地。

　　大军屯兵之所也好，黄盖施计诈降之地也罢，史料记载以及擂鼓墩、祭风台等三国遗迹，让大军山与1800多年前的赤壁之战千丝万缕。

　　擂鼓墩，位于大军山半山腰。传说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在山腰摆设几百面大鼓，于浓雾中擂鼓，让曹军误以吴军偷袭，弓箭手放箭“箭雨”铺天盖地，吴军获箭矢10万余支。

　　诸葛城，相传赤壁之战前，刘备兵败，诸葛亮于大、小军山和设法山之间的高地筑土城，屯兵拒敌。

　　设法山，众山环抱之中的一座小山，传诸葛亮执羽扇登此山，设“三计”破曹：反间计，误导曹操斩杀最懂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与庞统合谋“连环计”，致曹操令以铁链和木板连接战船；草船借箭，诱获曹军10万余支羽箭。大战前，诸葛亮于山顶筑台，观天象、借东风，助周瑜火烧曹军。

　　依此，此山得名“设法山”。“天不设法，地不设法，只有人设法。”设法山之名，蕴含着超凡的东方智慧。

　　往事越千年，三国古战场上的鼓角铮鸣已远。大军山所处的军山新城，跃向创新高地。大军山脚下的西瓜地上，“长”出了大学园区——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武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

　　眼下，武汉经开区正在筹建大军山公园和军山江滩公园，将充分挖掘山水林湖等自然资源，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挖掘长江文化时代价值，打造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武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的“后花园”，“师生员工将沐江风、嗅花香、闻鸟语，在山水林湖间工作、学习和生活。”

　　从汉阳人的神秘足迹，到天兽御尊的精湛青铜铸造技艺，再到三国时期“浪花淘尽英雄”的金戈铁马与鼓角铮鸣……武汉之南的这片土地，留下了由远古而来的历史印迹，同时见证着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织、融合与演进，见证着华夏文明的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在时代的演进中，历史与文化焕发新生。因车而兴的“中国车谷”，正从“武汉首位女市民”所揭示的文明源点出发，在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中迈向“世界车谷”。轩辕黄帝造车的古老基因，为此注入现代工业血脉。三国古战场的决胜气魄，正激荡着“二次创业”的豪情与决心。在时代的演进中，历史与文化裂变新生。因车建、因车兴的“中国车谷”，在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中迈向“世界车谷”，书写从文明源点到创新高地的新篇。

　　这，也许正是武汉经开区文化再发现的要义。

　　参考文献：

　　[1][2][3][4]《中华文明五千年》，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5]《黄帝名号的由来》，作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光明日报》2024年03月30日 11版

　　[6]《美的历程》，李泽厚著，三联书店，2012年10月

　　[7]《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汉纪），司马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