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万发

摘要：红山文化玦形龙长期被学界定名为“玉猪龙”，“猪首原型”成为主流认知，后续又有单一熊首说、蛴螬说、蚕原型说、胚胎论、整体猪图腾论等多种单一原型判断相继提出。本文从形制细节、生物比对与文化逻辑三个维度展开考证，认为玦形龙并非任何单一动物的摹写：既非传统观点所主张的猪首，也并非整体为熊首，更非蛴螬、蚕等生物的直接造型。其首部是以鸮类面盘为整体框架，嵌入亚洲黑熊的水滴形鼻吻与獠牙，搭配龙蛇式窄吻口部的复合结构，躯体承袭蛇类蜷曲构型，整体是“鸮-熊-蛇”多重神圣元素叠加的神性造像。“猪首说” 的核心误区是将鸮面盘周缘误判为猪耳、将熊类鼻吻混淆为猪鼻；单一熊首说则过度放大鼻吻的兽类属性，忽略了面盘的鸮形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辨析玦形龙的“玦形”并非对耳饰玉玦的功能模仿，而是蛇类盘蜷形态与史前天极宇宙观结合的产物，并结合天文考古材料补充其星象信仰内涵。厘清玦形龙的复合原型与形制本质，不仅利于定名，也为理解红山文化的信仰体系、神权符号系统，以及早期中国龙形象的演化脉络提供新的认知基础。

一、引言

红山文化玦形龙(图一)是中国史前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龙形象之一，因学界多认为其首部为猪首造型，故长期以“玉猪龙”为通用定名，相关研究也多围绕猪崇拜、农业祭祀等方向展开。但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与器物细节研究的深入，单一猪首原型的矛盾日益凸显：器物的面盘结构、鼻孔形态、口部特征均与猪类生物特征存在明显偏差。围绕玦形龙的原型问题，学界已提出多种不同观点：单

一原型说包括熊首说、蛴螬说、蚕原型说等；复合论则提出“兽首 + C形/玦形身躯”的组合判断，另有观点将其与眼镜蛇形象相关联，相关讨论始终未有共识。既往研究多倾向于从单一动物原型解释玦形龙造型，或仅笼统提出复合概念而未拆解元素确切的生物学构成与文化逻辑，也多忽略对“玦形”的形制本质作出清晰合理阐释。本文认为，红山文化玦形龙并非单一动物原型，我们既否定传统的 “猪首说”，也不认同 “整体为熊首” 的单一判断，同时对蛴螬、蚕等其他单一原型说总体持商榷态度，蚕为龙身只是少数。玦形龙造型总体是以鸮面盘为主体构图框架，嵌入熊类鼻吻元素，搭配蛇类口部与蜷曲躯体，同时结合宇宙观的星相学维度，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红山文化的玦形龙是多种神圣生物及其象征星相的复合体。这一神性造像所谓“猪耳”“猪鼻”均为对复合元素的误读。下文将逐一辨析各类单一原型说的误区，结合考古遗存佐证其元素构成、信仰内涵与玦形成因。

二、“猪首说” 五官与面盘的生物特征矛盾

“猪首说”的核心依据是将器物首部的两侧凸起判定为猪耳、前端短吻判定为猪鼻，但从生物学特征与器物构图逻辑看，这一判断存在三处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是其难以成立的核心依据。

(一)“立耳”非猪耳，一个被误读的鸮面盘结构

猪的耳朵为独立软组织器官，形态下垂或直立，与脸颊、额头存在清晰的生理分界，不会与脸颊连成完整的连续构图。而红山文化所有玦形龙的首部两侧凸起，均与额头、脸颊呈平滑连续的弧形，共同构成一个上端略高耸、整体近心形的完整面盘单元，不存在独立“耳朵”的结构分界。这一造型特征显然不符合猪类的头部生理结构，反而与鸮类(猫头鹰)的面盘轮廓高度契合——鸮类面盘由羽毛构成圆形视觉区域，头顶短耳羽与面盘边缘自然衔接，形成连续的轮廓线，与玦形龙的首部外缘结构完全对应。将面盘周缘误判为猪耳，是 “猪首说” 最基础的构图认知偏差。

(二)玦形龙横向水滴形鼻孔形态与猪类生理特征相悖

鼻部是判定兽类原型的核心依据。猪类具有特化的肉质鼻盘，外鼻孔呈横向卵圆形，鼻孔边缘圆润，吻部整体前凸臃肿，长度占面部比例较大。而红山文化正统玦形龙的外鼻孔呈横向水滴形(横置逗点状)：一端收窄略尖、一端圆钝膨大，成对分布于短阔敦厚的吻部前端，吻部长度占面部比例极小，整体短而敦实，与猪类鼻型、吻部比例完全不符。进一步从物种比对看，辽西、冀北史前时期分布的本土兽类中，具备横向水滴形外鼻孔的物种主要集中于马科、猪科、熊科、鹿科四类：马科动物鼻孔为斜向水滴形，吻部狭长；鹿科动物鼻孔小而圆，吻部纤细；猪科为卵圆形鼻孔加特化鼻盘；只有亚洲黑熊(俗称黑瞎子)的外鼻孔为典型横向水滴形，且吻部短阔敦厚，与玦形龙鼻型比例完全匹配。熊类狭长的鼻道结构是适应北方低温、防尘、呼吸保水的演化特征，也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生态环境完全对应。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所藏以及苏阳遗址等发现的红山文化斧柄端兽面装饰(图二：1)，翁牛特旗博物馆也藏有同类器物(图二：2)，以往常被视作带有猪鼻元素的玦形龙兽面，实则其鼻孔仍为标准横向水滴形，本质是熊鼻元素的简化构图，并非猪鼻特征。

(三)玦形龙口部结构与猪类阔口特征不符

猪类口裂宽阔，吻部两侧开口延伸较长，呈现典型阔口特征。而红山文化玦形龙的嘴巴为窄长开合式结构，口裂窄、吻部收束，更接近蛇类或龙形的窄吻特征，与猪类阔口结构差异显著。

综上，玦形龙的面盘轮廓、鼻孔形态、口部结构均与猪类生物特征存在本质矛盾，“猪首” 定名缺乏形制基础，相关文化解读也随之失去逻辑前提。而其他单一原型说也普遍存在同类问题：或仅抓住局部形态特征推导整体原型，或忽略造像的复合性与神性属性，均无法完整解释玦形龙的全部造型细节。

三、玦形龙首部以鸮面盘为核心的基础造型

玦形龙首部并非单一兽首，而是以鸮类面盘为框架、熊类鼻吻为核心兽类标识、龙蛇口部为重要特征的复合结构，各类元素在造型上自然融合，共同构成神性龙首的视觉主体。其中鸮面盘(包括眼睛是，其他同)是玦形龙首部的整体构图基础。

(一)鸮形玉器的直接比对依据

鸮是红山文化极为重要的神鸟符号，正如叶舒宪等学者所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主体原型即为鸮。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多件鸮形主题玉器(图三：1、图 三：2)，为辨识玦形龙的鸮元素提供了直接比对的关键材料。这些玉器为独立的鸮形构图，眼部均为标准水滴形，面盘轮廓呈圆润的心形，其造型特征与玦形龙首部高度契合，可作为生物种类判定的明确参照。在牛河梁遗址还有一件所谓龙凤组合玉器，其中有一部分是鸮首卷尾龙，这更利于证明玦形龙之首有鸮元素。

(二)水滴形眼与心形面盘的造型同源

红山文化几乎所有玦形龙的眼睛均为标准水滴形，这一造型并非猪、熊等兽类的眼睛形态，却是鸮类眼睛的典型艺术化表达。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两件鸮形玉器，其眼睛均为水滴形，眼部比例、轮廓走向与玦形龙眼睛完全一致，二者存在明确的造型传承关系。玦形龙首部整体呈现“上端略高耸、下缘圆弧收束”的心形轮廓，这与短耳鸮等鸮类的面盘+短耳羽的整体轮廓高度吻合(图四)，鸮类面盘为圆形，头顶的两簇短耳羽向上凸起，共同构成上端微耸的心形外轮廓，与玦形龙首部外缘的连续弧形结构完全对应。所谓“猪耳”，实质是鸮面盘上缘的短耳羽与面盘边缘的一体化造型。

(三)鸮元素的广泛适用性与文化代表性

利用鸮面元素构制神性人兽面的设计逻辑，在红山文化中并非孤例，具有广泛的文化代表性，是红山文化神性造像的通用母题。牛河梁遗址还出土有正面神兽面玉器(旧称“Y 形器”)(图五：1)，其首部造型与玦形龙首部完全一致，面盘轮廓、水滴形眼、短阔鼻吻均无差异。同类器物在辽宁省博物馆也有收藏(图 五：2)。这类器物下部带有柄形线段，其形态与红山文化蚕形玉器的身部特征相近，可视为 “鸮首蚕身” 的复合造像，进一步印证了鸮面元素在红山神兽造像中的通用性。

巴林右旗博物馆所藏的鸮元素人首玉器(图六)，则是典型的鸮面与人面融合造像：其以人面为基础，面盘轮廓融入鸮的特征，将神鸟属性与人的神性相结合，是红山文化“人鸮合一”神权形象的重要物证。此外，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主体原型也多为鸮，从独立鸮形器到神兽面、神人面中的鸮元素，再到勾云形器的抽象鸮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鸮符号体系。可见鸮信仰是红山文化神权系统的核心组成，鸮元素是神性造像的通用构图母题，这为玦形龙以鸮面盘为核心框架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背景。

(四)商代器物的传承佐证

商代玉器中存在大量带有明确鸮面盘元素的玦形龙、C 形龙，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有关玉龙(图七：1、图七：2)即属于典型代表，其面盘轮廓明显继承有红山文化的鸮元素传统。商文化与红山文化存在明确的文化传承关联，商代鸮面玉龙的存在，不仅为追溯玦形龙的鸮面原型提供了长时段的谱系证据，也为探讨商人玄鸟氏王族与红山文化统治人群的联系提供了器物线索。结合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玄鸟”字形、泉屋博古馆铜鼓的商人玄鸟鸮图腾等材料可证，商人玄鸟氏以鸮为图腾无疑，这一文化传统的源头正可追溯至红山文化。

四、熊鼻吻的兽类属性与权威象征——兼辨单一熊首说之失

在鸮面盘的整体框架内，玦形龙的鼻吻部分嵌入了亚洲黑熊的造型元素，这是龙首兽性内涵与权威属性的核心来源。但熊元素仅为局部嵌入，并非龙首整体，这也是本文与单一熊首说的核心区别。

(一)熊元素的形制依据与文化背景

如前文所述，亚洲黑熊的外鼻孔为典型横向水滴形，吻部短阔敦厚，长度占面部比例小，与玦形龙鼻吻的形态、比例完全契合。同时，成年黑熊面部短圆的结构，可与鸮形圆形面盘自然融合，形成“神性面盘+权威兽鼻”的复合造像逻辑，这是猪类长凸吻部无法实现的造型适配。熊在红山文化中是明确的高阶圣物，相关考古遗存丰富：牛河梁等遗址发现有熊下颚骨、泥塑熊爪；郑家沟遗址积石冢出土有彩绘泥塑熊首(图八)；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藏有身披月熊形披肩的蹲踞式神人玉器(图九)；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蹲踞式神人兽神像(图十)，其头戴勾云介字形羽冠，饰有圆形北极星符号，神人赤足下伏一兽，兽首有角与双耳，前肢掌部呈现明显的熊爪特征，整体为熊躯、牛角、熊爪、猪嘴的复合神性形象。这些遗存共同证明，熊崇拜是红山文化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熊的文化层级与玦形龙作为高等级玉礼器的属性完全匹配。另有少数高等级玦形龙出现四獠牙造型，这并非猪类齿式特征，而是熊类标志性的原生齿式。獠牙是勇武、力量的符号，高等级器物独有的四獠牙设计，应是巫王阶层垄断世俗权力的具象标识，依托熊的生物特性与星象象征，强化王权“天人合一”的神圣性。

(二)对单一熊首说的辨正

学界已有郭大顺、叶舒宪等学者提出“熊首龙”的认识，上海博物馆也藏有被定为“熊首玦形龙”的红山风格玉器(图十一)，唯该器无明确出土信息，具体性质尚需商榷。本文认同玦形龙包含熊元素，但不支持“整体为熊首”的单一原型判断。以往熊首说的核心偏差，在于将首部外缘的鸮面盘轮廓误判为熊耳，过度放大了鼻吻部分的兽类属性，忽略了水滴形眼、心形面盘等典型鸮类造型特征。实际上，熊元素仅以鼻吻、獠牙的形式嵌入鸮面盘框架之中，龙首的整体构图逻辑、视觉重心均以鸮面为核心，鸮的神性面盘是主体，熊的兽类鼻吻是局部嵌入，二者是主从关系的复合叠加，而非单一熊首造型。同理，蛴螬说、蚕原型说、胚胎论等其他单一原型判断，均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蛴螬说仅抓住躯体蜷曲的形态特征，完全无法解释首部复杂的鸮、熊元素；蚕原型说仅依据部分带柄神兽面的身部形态，便推导出诸多玦形龙原型为蚕，既无法解释正统玦形龙、新石器时代至于商周时期卷尾龙的蜷曲躯体为何没呈现蚕形(不否认商周确实有少数蚕身龙)，也忽略了首部的兽类与神鸮特征。这些单一原型说均未能把握玦形龙“多元素复合”的本质属性。

五、躯体构型与玦形体现蛇类原型、循环再生秩序的信仰

玦形龙的蜷曲玦形躯体，其生物原型为蛇；而“玦形”的形制选择并非对耳饰玉玦的功能模仿，而是蛇的盘蜷形态与史前宇宙观、玦的符号内涵相结合的产物。

(一)蛇类原型的形制与内涵依据

蛇类通过蜕皮实现形态更新，在史前信仰中被视为永生、再生的象征；同时蛇可出入地下与地表，被认为具有贯通天地阴阳的能力。玦形龙首尾相对的蜷曲结构，正是对蛇类自然盘蜷形态的艺术化提炼，其文化内涵直接承袭了蛇崇拜的复生与贯通属性。从文化传承看，商代大量卷龙、玦形龙均延续了“蛇身+鸮面盘+龙嘴巴”的构图逻辑，龙身的蛇类属性非常明确，这也反向印证了红山玦形龙躯体的蛇原型。红山文化中还发现有少量卷尾龙身神鸟，其首明显为鸮形；那斯台遗址还发现有 C 形鸮造像；同时牛河梁也发现所谓的龙凤组合玉器存在以玦形龙首为首的卷尾龙造像，这些材料均可证明玦形龙的龙身属性与蛇类原型。

(二)玦形的文化内涵与非耳饰属性

既往研究常因玦形龙的环状缺口形态，将其与作为耳饰的玉玦相关联，甚至认为其是“龙形玉玦”，属于耳饰的一种。但从出土情境、形制比例与功能属性看，二者存在本质差异，玦形龙绝非耳部佩戴之物。

首先，从出土位置看，红山文化玉玦多出土于墓葬死者耳部，是明确的耳饰；而玦形龙的出土位置多位于墓主胸部、腹部或手中，属于握玉、佩玉类的高等级礼器，与耳部佩戴的功能完全无关。 其次，从形制比例看，玦形龙首部厚重突出、躯体蜷曲环绕，整体造型重心在首部，缺口仅为龙首与龙尾之间的空隙，并非玉玦那种均匀环形、缺口对称的设计。其形态本质是盘蜷的龙形，而非“做成龙形的玦”，二者的设计逻辑完全不同。玦形龙之所以采用“环而有缺”的造型，核心是观念层面的符号融合，而非实用功能的延续：其一，与蛇的盘蜷生态自然契合，首尾相对的环形本身就是蛇类休息、蛰伏的典型姿态，是对生物形态的写实性艺术提炼。其二，承载着天极宇宙观与循环信仰。环形象征天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缺口则象征通道、界限，是龙沟通天地、贯通阴阳、至于北极星上帝之帝休场所功能的具象化表达。其三，承接了玉玦的符号内涵。玉玦在史前本就具有通神、决断的象征意义，玦形龙借用玦的 “开闭” 意象，强化其作为神权法器沟通人神的功能，是符号意义的借用，而非器物功能的延续。

六、猪首龙传统与玦形龙的分野

本文否定玦形龙的猪首属性，并不意味着红山文化不存在猪首龙。恰恰相反，辽西地区史前文化中存在清晰的猪首龙传统。

(一)前红山文化的猪首龙传统

兴隆洼文化祭祀坑中发现有“猪首+陶片+石块”构成的C形龙遗存(图十二)，赵宝沟文化陶尊上刻画有明确的猪首龙(图十三)、鹿首龙形象，部分鹿首龙还搭配神鸟元素(图十四)。这说明猪首龙是辽西地区自兴隆洼时期就已存在的传统龙形，其特征为长吻、兽首、C形舒展躯体，与玦形龙的短吻、玦形蜷曲结构差异显著，二者从起源阶段就分属不同的造型系统。

(二)红山文化的两类龙形象

红山文化的三星塔拉C形龙(图十五：1)、故宫博物院藏傅忠谟旧藏C形龙(图十五：2)、东拐棒子沟C形龙(图十五：3)，均有明确的猪元素。其造型部分延续了赵宝沟文化以来的猪首+C形长身传统，与玦形龙造型体系有所区别，但二者在文化哲学意义上存在共通性。简言之，红山文化同时存在两类龙形象：一类是C形躯体的有些猪元素的龙，多少继承了一些本地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猪首龙传统；另一类是玦形蜷曲躯体的复合造像龙(旧称“玉猪龙”)，以鸮面、熊鼻、蛇嘴、蛇身为核心元素。

(三)周边文化的参照

凌家滩文化的四獠牙有角有鬣C形龙(图十六)、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C形玉龙(图十七)，均为兽首加C形躯体的构型，与红山猪首龙系统更为接近，而与玦形龙的鸮面复合体系差异明显。

七、复合造像的信仰内涵与天文图式

玦形龙的多元素复合并非随意拼接，而是红山文化生物崇拜、星象信仰与神权体系共同作用的产物，每种元素都承载着特定的神性内涵，且与史前天文学认知深度绑定。

(一)各元素的神性与星象对应

鸮，作为玄鸟类神使，具备夜视、广视的神性，是沟通天地、传达神意的媒介，对应神权的认知属性，同时也是核心图腾之一。从星象角度看，鸮的夜行属性与北方夜空的观测相呼应，是古人认知中连接人间与北极天界的神鸟，承担着 “天极使者”或者上帝使者的功能，与北极星崇拜直接相关。熊，具备冬眠-苏醒的再生特性，同时勇武有力，是地祇、王权、生命力的象征，对应世俗权力与再生信仰。更重要的是，熊与大熊座以及北斗七星有对应关系，是中国史前星象崇拜的核心传统之一。米脂县武郁渠遗址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中，已发现表现大熊座的星象图，可见以熊喻包括北斗七星在内的大熊座崇拜传统渊源极早。红山文化的各类熊图像，既是古人对生物特性的认知升华，也是星象崇拜的具象表达。特别是熊的冬眠苏醒可以对应北斗的周年视运动，象征天地循环、王权永续。蛇，以蜕皮象征永生，以盘蜷象征天地循环，以出入地下象征贯通阴阳，是宇宙观与生死观的载体，同时在玦形龙体系中也对应东方苍龙星象。苍龙七宿的周天运行，是古人判断时节、安排生产的核心依据，蛇身龙形正是苍龙星象的生物化表达。

(二)天极中心的宇宙构图

红山文化已具备成熟的天文认知，牛河梁遗址的三环圜丘已被证实为史前祭天的圜丘，对应二分二至的太阳运行轨迹，该圜丘——昆仑丘的上端中心即相当于北极。这样的圜丘整体体现了“天圆”宇宙认知与北极中心的宇宙观。玦形龙的环形躯体与中心组合，正与这种天圆观念相呼应。这三种元素的叠加，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围绕苍龙—北斗星+大熊座——北极-天极模式构建的宇宙符号体系：鸮为天极使者，居于面盘中心，对应北极中天；熊即拟合包括北斗在内的大熊座环绕北极运行。整体三者依托玦形龙构型，构成天界的核心坐标。运用于礼仪制度，则共同构建出“天人合一、天地贯通、死生循环、四时秩序、神授、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完整神性符号，与红山文化“坛庙冢”一体的神权社会结构高度匹配。玦形龙作为高等级随葬玉器，是巫王、贵族阶层身份的标识，也是其沟通天地、执掌权力的神圣信物。整体而言，玦形龙综合生物崇拜与星象信仰，围绕北极中心，构成“苍龙+大熊座+北极星+氏族图腾+天使鸮”的复合意象，集中表现了红山文化时期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价值认知。

八、结语

红山文化玦形龙“猪首说”的形成，是对复合造像元素的整体性误读：将鸮面盘边缘误判为猪耳，将熊类水滴形鼻吻混淆为猪鼻，忽略了躯体的蛇类原型与星象内涵。而单一熊首说、蛴螬说、蚕原型说等观点，也均因陷入“单一原型” 的思维局限，未能把握玦形龙的复合造像本质。从形制细节、生物比对与考古遗存互证来看，其“玦形”并非对耳饰玉玦的功能模仿，而是蛇类盘蜷形态与天极宇宙观结合的产物，是龙形神性的具象表达。玦形龙是鸮面盘+熊鼻吻+蛇嘴巴+ 蛇身的复合神性造像，是红山文化鸮崇拜、熊崇拜、蛇崇拜三大信仰系统与天文信仰系统融合并符号化的结晶。纠正“玉猪龙”等各类定名与认识误区，不仅是器物命名的调整，更意味着对红山文化信仰体系的重新认知。这一认知也为理解中国古代龙、熊、鸮组合文化传统的源头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探讨早期中国龙形象的多元演化路径，以及早期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天地齐物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基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