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万发/文

一、引言

晋侯墓地一座国君墓随葬多件早期玉器，其中一件商代蹲踞式玉人造型独特、神格鲜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图一)。该玉人作标准蹲踞姿态，头顶饰螺角，腰携苍龙，图像结构与符号配置均指向商代最高等级的神信仰。既往研究多将此类神人视为巫觋、祖先神或一般神灵，未能揭示其与北极、北斗帝车、上帝信仰的内在关联。本文立足考古材料，结合天文考古、神话学，对该玉人的神格、图像逻辑与宇宙论内涵重新阐释，以期利于商代至上神信仰与早期宇宙观研究。

本文的基本认识是，晋侯墓地出土的商代蹲踞式玉人，是商代至上神信仰与天文宇宙观的重要物证。本文明确该玉人并非巫觋，而是商代上帝(北极天帝)的具象造像。其螺角象征通天与生命本源，并基于螺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以及璇玑北极的通天造型，把海螺与上帝拟同化；腰侧苍龙标示东方星宿，标志神人处于苍龙、白虎之间的天极中枢位置(白虎省略。商人图像系中，白虎有省略的，有不省略的，诸多龙盘中白虎是省略的，少数保留)；商周蹲踞式神人髀枢部位的菱形、圆形+十字形、离火形等符号，主题都是北极、北极星的图像表达，这也印证了“髀象斗魁”的上古宇宙—人体合一的观念。

图一

蹲踞姿态本身则模拟北斗环绕北极运行，体现“帝居天极、乘斗巡天”的核心信仰。本文结合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商周青铜礼器等跨时空材料，系统构建中国史前至商周“北极—上帝—斗极”一体的宇宙观与图像谱系，纠正既往“巫觋携龙”等误读，为重建商代神权政治与信仰体系提供关键图像学依据。

二、螺角的象征体系——通天、生殖与上帝之角

晋侯墓地商代玉人头顶饰螺角，是解读其神格的首要符号。从生物学观察，角锥形螺无论陆生或海生，均具备极强繁殖力；陆生者兼具冬眠夏眠，生命力尤为坚韧，其螺旋上升形态，契合“螺旋通天”的原始宇宙思维，成为连接天地、通达天界的视觉符号，正是上古用以象征上帝生殖力、生命力与通天神性的理想符号。从巫术类比思维看，神人头顶螺角，如同螺体出于螺壳，喻示神人有螺一样的生命力、生殖力和神圣性，而这恰好是时人对于上帝认知的本质特性。换言之，螺的螺旋通天符特征，拟合北极璇玑，可以用来表现天盖之端，自然可以用

来表现北极星神，象新石器时代上帝的介字形冠主体一样。这一北极璇玑造型与神人组合，也在视觉上表现出神人自天界降临一般。螺角并非普通装饰，借助牛羊角螺旋通天的特性可以判断，这一玉人以螺为角，或是整体拟合螺，是可以体现上帝“化生万物、统摄天道”的神性的。西周时期依然有这种竹笋形螺角和蜗牛形螺角的蹲踞式神人(图二：1)，本质意义都是借助于该种生物顽强的生命力、生殖力、再生力，体现上帝的本质和天道的本质。其实三星堆文化诸多有触角的龙、神兽(图二：2)，也是借助于这种蜗牛一类有两个触角生物的这种神力，三星堆文化有些神兽额头有独立角(图二：2)，也应是借助于一些类似角蛀犀金龟等一类生物的的头角、背角或者颚角设计的，因为这类生物的生命力、生殖力以及一些变换生长等特性，让人们认识到其具有的神圣性。一些金龟类生物触角甚至也对于三星堆神兽面的设计产生影响。这体现了古人的齐物论思想。

三、腰携苍龙的星相意义——居于苍龙白虎之间，位当天极或斗极

该玉人腰携苍龙，旧多释为“巫觋携龙，张远山先生解读为上帝降龙，这两者都有讨论或者完善的地方。确切地讲，这实则属于天文—神话学图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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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家坡墓地）

图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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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

商代苍龙纹对应东方七宿，与西方白虎星宿共成天区东西两极。神人处于苍龙、白虎之间，与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居龙虎之间的宇宙构型完全同构(图三)，亦与商周“龙食人”“虎食人”母题中人像的天极属性一脉相承。此种星相位置说明，该神人并非普通神灵，只能是居于天极中央、统御四方的至上神——上帝。商代信仰以北极星为上帝之居，以北斗为上帝之车，二者合称“斗极”。此玉人正是“斗极合一”宇宙观的图像呈现—上帝居天极之中，乘北斗之舆，巡行周天、节度四时。汉时期西王母居于龙虎座，也是这一星相学意义的体现。

图三

这里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厘清。首先该腰携苍龙的图像结构，显然实际省略了白虎，中国古代苍龙白虎组合的中心往往是重要。苍龙与白虎属于古代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对应四方方位与五行秩序，是天之四象的核心组成，象征宇宙秩序与神圣权威。苍龙、白虎作为方位符号，可以表现之中物象神人的神圣性，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符号化，是可以彰显“受命于天”的至高地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峁文化的虎食人图像的，应该理解为是省略了苍龙。为虎所食神人，从新石器时代而言，一般是两种石雕人，一种是有石家河文化晚期风格的披肩发神人(图四：1、2、3)，一种是石峁文化新发现的一种造型的神人(图四：4)，为虎所食动物只有石峁文化的黄牛(图四：5)。这种实际位于四象或者苍龙白虎之间的披肩发神人和黄牛，应该与斗极有关。从台湾藏乾隆题诗龙山时代玉圭图像而言(图四：6)，披肩发神人为上帝附属，从黄君孟夫妇墓的披肩发玉人的图案阴阳刻画形而言(图四：7)，披肩发神人有的甚至有阴阳组合。从这种披肩发神人在龙山时代与鹰的组合较多(图四：8)。

图四：1

图四：2

图四：3

图四：4

图四：5

图四：6

图四：7

图四：8

参照古籍文献记载，少昊氏和玄鸟氏密切相关，考古学发现鸮与鹰存在组合较多(石峁文化的陶鹰(图五：1)、玄鸟鸮(图五：2)以及披肩发神人(参阅图四：1、2、3)、鸮元素明确的神人(图五：3、4)较多。石峁文化的鹰(图五)和鸮实际与石家河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玄鸟氏图腾玄鸟鸮(图六)和少昊氏族图腾鹰(参阅图四：6、8)是传承的，不是没有联系的，再综合其他发现，则可以认为这种为虎所食的披肩发神人是少昊氏氏族始祖。

图五：1

图五：2

图五：3

图五：4

图六

石峁文化的黄牛，从商时期存在以牛为斗的文化符号而言，其应该是代表斗的。西北岗王陵1500号墓葬、妇好墓以及郑州书院街2号墓都发现牛形象文物(其中书院街2号墓的主人背有牛首，显然是模拟斗极组合，以牛象征北斗星，以自己模仿北极星。该墓葬有标准化兆域，有商中期祭祀场，位于商宫殿区中轴线，只能是孙英民先生首先提出的是商王级人物。综合起来，其可能是仲丁，都于小双桥之新都，葬于旧都这一圣都。“圣都—俗都”是“神权—政权”二元都城体系，不是“主都—陪都”。圣都以宗庙祭祀为核心，俗都以政治行政军事为核心，两者也并不总是同时存在。“圣都—俗都”文化是理解夏商周“天命—祖先—王权”宇宙观与国家结构的关键)，其中一个重要作用是代表北斗车舆的(书院街2号墓的牛头位于坎中，与其他的狗殉坑一样，在商人“埋洼地以黄泉通银河至于上帝之所”的文化思维下，黄牛为斗车以迎接载乘墓主，殉狗多为幼犬，头向多与墓主一致，呈“引路灵媒”姿态，其中之一的功能是商人“黄泉—银河—帝廷”灵魂升天路径和天地宇宙连接文化的表达)，来迎墓主至于帝庭的(古籍和甲金文中都有体现，象《叔夷钟》铭曰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诗·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㝬簋》“其各前文人，其瀕在帝廷陟降”，甲骨文的“宾于帝”)。这利于证明苍龙白虎之间是呼应斗极星象物象或者人物，是有悠久历史的。商人蹲踞式经常明确位于苍龙白虎之间，其性质自然也是呼应斗极为佳的。

由此可以认为，本文所论的晋侯墓地这一玉人之身份首先是呼应斗极的，综合商周时期这种神人常有北极星符以及其处于苍龙白虎之间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宏观呼应斗极，具体而言代表的是上帝神，而非一般的巫觋，也不宜视为是模仿上帝的巫觋，自然也不代表北斗神。其中的北斗元素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其蹲踞式即体现了北斗元素，其次表现了北斗围绕北极运行斗建(这并不代表商时期没有北斗神灵，甲骨文的祀斗以及商时期的猪形磬(图七)即是这一信仰的表现)。晋侯墓地的这个神人也不是类似龙山时代位于龙虎之间的披肩发者，即也不是氏族始祖或者氏族始祖的社会学之父，从泉屋博古馆铜鼓而论，其是氏族始祖的神父，与氏族始祖构成映照。彝族的祖先支格阿鲁，一种传说认为其是龙鹰之裔，有一种感生色彩，显然是彝族的氏族始祖，不是氏族始祖社会学之父，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同时不同版本的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造型却有早期上帝造型的蹲踞式特征(图八)，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氏族始祖图像化的复杂性。诸多证据使人们对于商玄鸟氏王氏族的情况较为清楚，玄鸟氏的一些情况利于理解所述职这些问题：从甲骨文、图像学、古籍记载等互相参发，可以看到玄鸟氏氏族始祖是契，其氏族始祖社会学之父是帝喾，神父是上帝，图腾是玄鸟鸮。上帝还可以采取神鸟的图像元素、造型(图九，苍龙与有北斗角的人面鸟身上帝组合)，图腾玄鸟鸮还可以作为一些图像中上帝的男祖。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一件商骨雕(图十)，为与苍龙白虎之间的蹲踞式上帝，其首为苍龙，形成苍龙食人造型，白虎之象省略，其身有以蝉表现的土和斗元素(至于曾侯乙墓星空图中的斗土组合和马王堆帛画太一神附属的圆形+社字形组合标识依然属于这一概念)，这样的上帝还明确地与男祖组合，依然表现了上帝的终极祖先和氏族始祖神父的概念。

图七（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图八（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图九（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图十（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四、髀枢宇宙论符号和斗魁、北极标识

标识此类蹲踞式神人性质的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见于髀枢(髋部)位置(也有少数是别的位置的，总之都是下肢)的宇宙符号和图像特征。保罗・辛格收藏西周早期蹲踞玉人，髀枢饰菱形纹，象征北极与北极星(参照图二)；商代同类玉人髀枢常见圆形+十字形(图十一)，西周还有少数为离火形(图十二，离火形还可以表示别的能量中心，还可以表示太阳、星相等)，与菱形纹内涵同质(新石器时代以来有诸多菱形表示北极星、北极的，还有表现气、能量运行中心的)，均为表现北极天极或者北极星的符号；商代猪形磬有的中心是离火，这是北斗负载北极或者北极星表现，还有少数猪形徽铭，除了负载离火形的，还有负载圆形+十字形以及圆形+巫字形(规矩镜有的有这一特征)，这无疑是表现北极(星)的符号。马王堆帛画《太一将行图》太一神附属符号，以圆形+社字形象征天极中央之土即戊己土。上古信仰以“髀”为人体枢纽，考古材料与《清华简・五纪》共同证实“髀可以象斗魁”。髀枢处天极符号，意即上帝以身为宇宙轴心，居于斗魁、合于天枢，完美呈现“人体即小宇宙、神躯即大宇宙枢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

图十一

图十二

五、苍龙纹样从商到周的图像变迁谱系特征

商代确切地苍龙纹主流为菱形纹、鱼鳞纹，这是作为四时苍龙的代表性特征，郑州小双桥青铜构件苍龙、蹲踞式上帝和白虎组合图像是代表之一。但郑州商城宫殿区陶簋图像表明，与蹲踞式上帝组合的苍龙亦使用羽纹，说明商时期的苍龙纹样存在变体。西周早期苍龙呈现菱形、鱼鳞纹的依然存在，但是有明确衰减，本文所论保罗・辛格藏品所饰龙纹即属此类变化，似夔龙一般。

六、蹲踞式上帝造像的史前渊源举例

此类“斗极—蹲踞—上帝”造像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以下仅以图像学代表性叙述。著名的红山文化神人玉佩(图十三)，其头戴介字形璇玑北极天盖冠，饰圆形北极星符号，蹲踞、有翼，乘登含牛、罴的神兽，牛象北斗、罴象大熊座；时代属于仰韶文化末时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的武郁渠村遗址出土大熊座神兽化图像，证明新石器时代已存在北斗与大熊座并行或融合的天文信仰，只是有的不都表现为所论的大熊星座的常动物化为大熊这种动物。至于商时期，仍然有大熊座信仰，象商时期存在以玄鸟鸮图腾和其组合的这种形似表现玄鸟氏神祖。早期的蹲踞神人、小双桥铜构件和郑州商城陶簋神人等，共同构成连续的至上神图像谱系蹲是踞式，有北斗元素，但是并非都是上帝，象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虎食人玉器和石峁文化石雕中的披肩发神人，从赛努奇博物馆所藏这种有人(图十四)可以明确，这种披肩发神人若完整复原的话，一般是蹲踞式，但是不是上帝，只为氏族始祖，有的图像表明其明确附属上帝，简单而言即是文献记载的在帝庭，这与其有北斗元素是较为相符的，因为在帝庭，宾于上帝的话，自然可以在上帝所在的北斗之地。由此简单学术可以认识到，商代上帝这种造像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继承并整合了数千年天文与信仰传统，只是还应该注意，蹲踞式造型作为一种神格符号，表现对象的复杂性，有的是上帝，有的则是氏族始祖等。

图十三

图十四

七、神人神格新的定性

以往这种商周时期的蹲踞式神人，被视为巫觋、祖先或者北斗星君。综合晋侯墓地玉人、泉屋铜鼓神人、虎食人卣、龙虎尊等材料，可明确商周至于战国时期的此类神人神格为商代至上神上帝即北极天帝，且与商族高祖夒即古籍记载的帝喾相互映照，形成至上天神—始祖神的人类学之父这一映照的神权结构。自然商时期存在北斗神灵的概念，只有动物化即猪的造型，蹲踞式中的蹲踞实际拟合同北斗形，但是不是表现其有人形的，在蹲踞式神人中，没表现其神格，只是表现其为上帝的斗建、运载工具。

判定本文的这一蹲踞式玉人为上帝的核心依据，主要原因是：

第一，从星相位置而言，其居苍龙、白虎之间，只有斗极，神话和拟人化则为唯天极上帝可处此中枢。

第二，从商周这种神人常见的髀枢符号而言，这类符号商时期一般是圆形+十字，西周早期则为菱形，只有一个车轴装饰的蹲踞式上帝的髀枢符号是离火形(为何车轴有苍龙、白虎或者牛形北斗和蹲踞式上帝图案，主要是由于中国人视车轮和车轴组合为天，呼应表现天道)，都是与北极或者北极星有关的标示符。晋侯墓地这一玉人的蹲踞式，也揭示了其上帝的神格。

八、蹲踞姿态的宇宙论意义

蹲踞并非普通姿势，而是古代宇宙观的身体语言和符号。其意义丰富，单以天文意义而言，应为张远山先生所论，应视为是模拟北斗环绕北极运行，具象化“斗极合一”；仪式和舞蹈化而言，则即为以肢体模拟天道循环，即甲骨文“卍舞”、“万舞”原型；神学意义应视为是上帝乘斗舆巡行周天、运转阴阳、节度四时。若把几方面综合的话，则共同表现了“帝居天极，为万物枢机，斗建四时，为万物生机”的宇宙观。

蹲踞式这一造型，也有万舞可以体现的终极生命力和终极初始生殖力。甲骨文中卍舞之卍与万字有联系，蝎子本身与天蝎座相似，商人有少数图像已经有了这一表达。商时期的一些王氏族墓葬骨雕图像中同时出现了蝎子和五步蛇元素，而五步蛇是商时期苍龙常见的构图元素。苍龙与蝎子在星相学而言高度相关，杓携龙角，所以苍龙与北斗高度联系，考古学发现一些青铜斗的斗杓与苍龙融合。其实蝎子本身即与北斗造型高度联系，正面造型也颇相似于蹲踞式，蝎子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所以从特性方面也与上帝、北斗、苍龙都可以建立联系。

九、结论

晋侯墓地所藏商代“携龙”蹲踞玉人，是商代上帝信仰高度成熟的物证。其螺角通天、苍龙携腰、髀象斗魁、居龙虎之中的完整图像系统，清晰呈现“上帝居天极、乘斗巡天、化生万物、统摄宇宙”的神学体系。该玉人并非巫觋、一般的祖先神(象泉屋博古馆铜鼓的神人上帝一样，与帝喾构成一组映照，但是不是讲帝喾是上帝的化身，只是讲神化了帝喾的婚姻叙事)或北斗星神，而是商代至上神“北极天帝”的具象造像。它不仅是晚商天文、信仰、礼仪、艺术的结晶，更串联起从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到商周数千年的至上神信仰传统，为重建中国早期“帝—天极—斗极”一体的宇宙观与神权政治体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图像学依据。这一图像的识别，也基本证明商周时期的诸多这种蹲踞式神人及其变体和演变(图十五。其中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周苍龙白虎和蹲踞式神人组合，更利于证明西周这类所谓的蹲踞式神人呼应斗极的本质，也更证明各种虎食人、龙食人图像，实际不是食人，噬人，是一种基于星相学的图像，那些龙食神鸟图像同样遵循这一文化逻辑)，以及处于苍龙白虎之间的人面神鸟(参阅图九)，实际都是上帝神格，并由于泉屋博古馆铜鼓蹲踞式神人又表现了商、周王氏族氏族始祖神父概念，所以商周时期的这类蹲踞式神人，对于喾、挚、唐、商、周王氏族之裔而言，还有远古终极祖先的性质。

图十五：1（虢国墓地）

图十五：2（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图十五：3（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十五：4（晋侯墓地）

图十五：5（万昌斯拍卖）

图十五：6（国家博物馆藏）

图十五：7（震旦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