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把铁锹将它们从睡梦中惊醒，它们再世新生，世人为之轰动；

　　1937年，战火纷飞，国难当头，它们踏上迢迢南迁之路；

　　1949年，鼎革之际，新旧交替，它们险些被带离故地，或漂洋渡海……从此离散。

　　它们是轻灵奇巧的曼妙；

　　它们是活跃升腾的力量；

　　它们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它们是“青铜时代的绝唱”；

　　它们，是莲鹤方壶。

　　…………

　　1923年8月25日，位于新郑李家楼的郑公大墓被发现，出土大量春秋时期文物，消息一时震惊国人，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郑公大墓出土的文物奠定了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的基础。

　　如今，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这批国宝文物分布在两岸四地五馆。郑公大墓青铜文物出土100周年之际，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新郑举行。回望莲鹤方壶为代表的这批青铜文物百年的颠沛流离，聆听青铜时代千年未绝的回响，见证新时代的和谐乐章。

　　一百年前，郑公大墓重见天日

　　故事还要从1923年说起。

　　那年8月，太阳像一团火球燃烧在天际，田野里的庄稼在干渴中大片大片倒伏在地，亟待雨水的滋润。

　　居住在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的李锐，眼见原本绿油油的菜苗由于干旱而日渐枯萎。无奈之中，他下决心打井灌溉，以解燃眉之急。

　　令李锐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小小举动此后竟引来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由此在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李锐决意打井以后，请人在菜园中进行了勘探，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段，他用镢头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明天就在这里挖吧。”

　　这里土质坚硬，同样撒下种子，长出的菜苗总是稀稀疏疏，没有其他地方长势茂盛，因此总是闲置着。

　　翌日，天蒙蒙亮，几个帮工便挥动镢头开始猛挖。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挖到两米深时，出现一层红色黏土，像铸铁一样坚不可摧。

　　天黑之前，约半米厚的坚硬土层终于被凿穿了。但是坚硬无比的红土层以下并不松软，而像是夯打过一般。

　　“其实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一看便知这是一座大墓，他们所挖的是大墓中经过严密夯打的填土，而李锐和几个帮工却对此一无所知。”2023年8月17日，坐在河南博物院安静的一角，原河南博物院研究馆员、作家苏湲开启了娓娓讲述。

　　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奋力挖掘的竟然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

　　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叩响了这座沉重幽秘的历史之门！

　　1923年8月25日，也就是李锐挖井的第三天下午，还是一滴水也没有见到。当挖掘到9米深时，井下的帮工一锹下去，突然碰到一件铁一样坚硬的东西。在汽马灯的辉映下，映入眼帘的不是砖头瓦块，而是一件周身带着绿锈的铜器。他扔下铁锹，连刨带扒地快速翻动着，一件高约50厘米的圆鼎露了出来。

　　这件大鼎，口径约40厘米，三条腿粗壮有力，鼎身铸满狰狞可怖的纹饰。

　　他们向周围继续寻找，发现井底周壁密密匝匝、东倒西歪尽是形制各异的铜器物。

　　掩饰不住的喜色在李锐脸上一闪而过，世代居住在这里，他不知道自家园子的地下竟然埋藏有这样的宝物。

　　夜空辽阔而神秘。经过一夜不间断的挖掘，到第二天天亮前，李锐共获大型器物20多件和一批小件玉器。

　　李锐掘井挖出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围观者纷至沓来，把李家楼围得水泄不通。

　　1923年9月1日，驻守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新郑县，听到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李锐家掘出古物一事。

　　靳云鹗虽是一介武夫，却一向重视古文化。于是他派人告诉李锐：“古物出土，关系国粹保存之责，应归公家。”

　　1923年9月5日，靳云鹗命副官陈国昌会同新郑县知事姚延锦，带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进驻发掘工地，在他们的昼夜警戒和保护下，对古墓进行了进一步发掘。

　　历时40天，这座规模宏大、未经盗扰的大墓终于发掘完成，共出土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100多件青铜器。

　　后经考证，该古墓被认定为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墓，出土的这些青铜文物，被称为“新郑彝器”。

　　由此，2000多年前，郑国故地的神秘面纱被拉开。

　　事后，靳云鹗在出土地点李家楼立石碑一通，以示纪念，碑名为《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

　　这批新郑器物最后被送到开封，藏于开封文庙内学生图书馆，交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专门负责。其中包括著名的莲鹤方壶、王子婴次燎炉、大型甬钟、车马器和一批珍贵的玉器、陶器等。

　　青铜时代之绝唱

　　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一对“并蒂莲花”的莲鹤方壶惊艳了四方。

　　1935年，河南博物馆从新郑彝器中选出8件，远涉重洋到英国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时间为3个月。这是河南省第一次派团出国展览，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接触中国文物展。

　　这批文物在出国前后，曾两次在上海展出，展出期间观众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出国展品中，包括了名扬天下的莲鹤方壶。从此莲鹤方壶声名日炽，成为轰动世界的文物精品。这件铜方壶至今仍被视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2003年我国发行一套邮票《东周青铜器》，其中莲鹤方壶赫然位于七枚邮票之榜首。

　　莲鹤方壶是一件青铜酒器，它自新郑郑公大墓出土以来，一举惊艳了世人，迷醉了千年时光。

　　莲鹤方壶出土时为一对，稍有差异。通高126厘米，口径31.6厘米，宽26厘米。莲鹤方壶的壶体造型与西周晚期的方壶基本相似，为粗壮的椭方形，而在此基础上富有新的创意，因此令人耳目一新。壶体腹部饰满蟠龙纹，并有四只翼兽伏于腹部四角，作向上攀缘之状。圈足下两条变异的怪兽张口咋舌，似乎承受不住壶体的重压而拼命向前爬动。

　　自青铜鼎出现后，便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即政治和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宗庙祭祀的礼器。莲鹤方壶正符合我们对商周青铜器既有的印象：狰狞恐怖、令人望而生畏。

　　《诗经·郑风》有诗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意思是山上有茂盛的扶苏，池里有娇美的荷花。大片盛开的荷花间，姑娘与小伙嬉戏打闹，欢乐而美好。正是当时当地的这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弥漫成了郑国之风。

　　莲鹤方壶顶部打破了以往的形制，呈怒放的莲瓣状，分上下两层向外张扬，中间立一振翅欲飞的仙鹤，作引颈长鸣欲飞之状。其设计之奇特，铸造之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浪漫飘逸、蒸蒸向上之感。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中说：“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与人以无名之压抑，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起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

　　“这对莲鹤方壶自出土以来，始终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像这样的恢宏之作，不仅在河南，而且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为极品，因此自它重见天日起，就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被誉为‘稀世珍宝’‘青铜时代之绝唱’。”原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李宏由衷地感叹道。

　　“郑公大墓文物中的代表莲鹤方壶，是我们的镇院之宝，为河南博物院、为新郑、为河南带来了无上的美誉和荣光。”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莲鹤方壶是东周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它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神秘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更接近于生活。

　　郑公大墓的墓主人是谁？

　　这批新郑彝器的发现，牵动着国内外学术界敏感的神经。在郑公大墓带来的鼎沸声渐渐平息之后，许多人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这座大墓的年代为何时？毫无疑问，只有郑国权贵，只有那些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豪华和尊贵，但究竟是哪一位？

　　能够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墓中的器物铭文，而新郑大墓中出土的100多件青铜器中有铭文可考者，唯有一件“王子婴次炉”。那么“王子婴”究竟是谁？这个历史疑案，成为当时学者们谈论的议题。

　　著名史学家王国维通过考证和研究，于1924年撰写了《王子婴次炉跋》一文，首先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文中写道：“新郑所出铜器数百事，皆无文字，独有一器长方而挫角者，有铭七字，曰：‘王子婴次之燎炉。’余谓‘婴次’即‘婴齐’，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

　　既为“楚国子重之器”，何以出于新郑？王国维认为：“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遗是器于新郑地。”

　　王国维指出，这件铜炉器形与纹饰具有楚国特征，铭文字体亦为楚风。他得出结论认为，该墓主人，应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鄢陵战役之后，故此乃郑成公之后的郑国国君的墓，但是他没有确指出是哪一位郑国国君。

　　王国维的观点遭到郭沫若的否定，他认为“婴齐”当是郑国公子婴齐，按照郭沫若的观点，这件器物的出现时间约早了100年。

　　后来有学者陆续推论，郑公大墓的墓主应是郑成公，但仍有不少疑问之声出现：郑成公在位时国力能否与郑公大墓的规模相匹配？另有学者认为，只有郑简公在位时，郑国的国力才能与郑公大墓的规模相匹配。对此，河南省社科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志峰在《新郑器群三考》一文中认为，新郑器群的墓主定为郑简公、年代下限为公元前530年这一说法,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而证据尚不够充分。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饱经离散之苦

　　正当学术界为墓主人身份争论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这些古器物沉静的梦幻，新郑彝器的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

　　为了保护国宝，河南博物馆从馆藏文物中选取精品器物，连同拓片、书籍，分装成68箱，由开封西行，经郑州南下，于11月初抵达武汉，将文物暂存法租界内。不久又将其中36箱珍品取出，存入美国花旗银行的库房里保存。

　　不久，武汉危急，这批古物又被陆续运往重庆。

　　河南古物由汉口乘水路抵达重庆，途中险象环生，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几经周折才免遭劫难。而令人欣慰的是，豫省古物虽历经坎坷，终于安全存入中央大学在重庆磁器口的校舍，校长罗家纶向河南博物馆押送人员郑重表示，豫省存渝古物“将与本校财产同等看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河南博物馆正待将存渝古物运回河南之际，内战爆发，交通阻断，河南存渝古物始终没有找到回归的机会。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弃渝赴台，仓促之间并没有忘记带走各种重要财物，其中包括河南存渝的古物。所幸运载第二批文物的飞机还没有起飞，人民解放军即攻入重庆，剩余的文物才得以安全保存在大陆。

　　1950年8月17日，河南派员赴重庆接收存渝古物。经验收，这批古物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38箱，其中青铜器11箱，包括新郑出土的部分铜器亦在其中。

　　为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中央文化部挑选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其中包括一件由郭沫若亲自定名的新郑古器“莲鹤方壶”和那件唯一带有铭文的“王子婴次炉”。

　　1996年，为支持深圳博物馆建设，3件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走进深博。自此，郑公大墓这批文物被分藏在海峡两岸四地五馆。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在饱经离散之苦后，经过50年岁月的长期分离，再也没有机会重展原有的完整面貌，成为海峡两岸文物工作者的共同遗憾。1998年，新落成的河南博物院在开放之际，院长张文军为了圆海峡两岸的共同梦想，将郑公大墓资料的重新整理出版列入重点工作计划之中。

　　这一设想得到海峡彼岸的积极响应。同年10月，台北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黄永川一行应邀来到河南博物院访问，双方就合作出版及展览交流达成了共识。

　　1999年6月，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孙英民率团应邀访问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在经过两年的相互沟通与互访后，两馆终于携手合作，研究人员以分工的方式，共同进行河南郑公大墓青铜文物的整理研究，并在2001年6月合作出版了《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以此了却新郑出土器物长期分离的遗憾。

　　新时代的和谐交响

　　百年历程，今朝回望。

　　2023年，恰值郑公大墓发现百年之际，河南博物院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通过裸眼3D技术，让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的两件莲鹤方壶再度重逢，那绝美的风采让前来观赏的少年们目不暇接，而每天万余人的观赏流量，让设在一楼的青铜展厅内始终人头攒动、络绎不绝。

　　百年纪念活动期间，漫步新郑街头，大大小小的莲鹤方壶造型的标志物，一次次让各地嘉宾惊艳不已、赞叹连连。

　　8月25日上午，走进李家楼——昔日郑公大墓发现和出土之地，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古朴的城墙，古老庄重的百年老宅，记录这些厚重历史的石碑都依然挺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造型逼真的莲鹤方壶，这一青铜时代的绝代双骄相向而立，泛着淡淡青色，顶上的两只仙鹤互相凝望，振翅欲飞，仿佛要引领人们穿过百年风尘，去回顾百年来的沧桑与离散。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一百年前，莲鹤方壶等郑公大墓出土文物的灿然现世，成为我国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更奠定了河南文博事业的基础。在这片黄河孕育的沃土上，青铜淬火与兵戈碰撞留下千年未绝的回响；在这片黄河孕育的沃土上，数不清的考古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通过对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使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

　　“李家楼郑公大墓，对于郑州、河南考古来说意义非凡，它是河南文博事业的重要起点。”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红志向来访的记者介绍，他不无自豪地说，在河南文博界流传一个说法：“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院。”

　　对此话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更是如数家珍，郑公大墓现世之时，正是中国考古学发轫之始。1923年9月至10月，靳云鹗将所挖掘的文物分两批悉数上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保管。1927年，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1930年，这批新郑出土的青铜器成为河南博物馆的首批收藏，不仅奠定了河南博物院近百年的基业，也为河南文博事业开启了先路。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丁孟对莲鹤方壶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2006年，正是他全程护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莲鹤方壶到郑州，与河南博物院莲鹤方壶团聚，使得这对“国宝姐妹”在分离半个多世纪后得以团聚。两件莲鹤方壶在河南博物院合璧展出，并蒂莲花盛放，双鹤振翅欲飞的盛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丁孟认为，莲鹤方壶的出现，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莲鹤方壶上的中原色彩和楚文化因素，正是古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莲鹤方壶打破了对中原文化传统认识的束缚，为现代考古学走向实证、系统、区划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资料”。

　　作为郑公大墓出土青铜器收藏馆之一，深圳博物馆分藏了其中3件青铜器。深圳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黄阳兴介绍，“郑公大墓是20世纪发现的最重要的东周墓群之一，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研究与近代学术的发展。因为有了郑公大墓青铜器，深圳博物馆被人瞩目。由此我馆也一跃成为广东省先秦青铜器收藏最丰富的文博单位。”

　　作为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河南博物院是领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华夏文脉的重要窗口，是增进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今，在河南博物院共珍藏着58件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文物。这其中大约有40%在全国乃至国外的博物馆巡展过。20世纪90年代，莲鹤方壶相继赴丹麦、荷兰、美国、西班牙等地巡展。2002年，莲鹤方壶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马萧林介绍，就在今年8月22日，《莲鹤方壶出土100周年》纪念邮折首发仪式在河南博物院举行。这件国之重宝又一次被印上邮票，在方寸间见证历史的辉煌。

　　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只是一瞬，这批郑公大墓出土的文物承载着千年记忆，又凸显着百年印痕，现在分藏在两岸四地五馆，都在记述着过往，传递着历史的能量。

　　河南博物院的文物库房，至今仍收藏着当年运送莲鹤方壶的包装箱，封条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字样，它曾经装载着郑公大墓出土文物南渡北归，走完了这段惊心动魄、命运多舛的旅途。如今它们静静地躺在库房的一角，见证了郑公大墓流离失所及荣归故里的百年沧桑与传奇经历，见证了河南文博事业的发展变迁。

　　至今，郑公大墓出土文物已分离70余年。这次郑公大墓出土文物10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圳博物馆三家收藏有郑公大墓文物的兄弟博物馆的领导和专家，受邀一起来到了新郑李家楼。回到了100年前缘起的地方，我们齐聚于此，回望过去，也展望未来。”马萧林颇为动情地表示。

　　他还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期盼在未来继续“以物为媒”，积极寻求在研究、展示、传播等方面合作的契合点，让离散的文物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信物”，以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出更大的作为。

　　马萧林对未来充满期待，他透露了一个心愿：希望这批分隔在两岸四地五馆的文物，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河南省亲，实现重聚的百年千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