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万托赫，作为一位兼具国际主义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犹太籍国际友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冲破重重险阻，与丈夫千里迢迢奔赴中国，与百年学府河南大学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

　　她的流亡小说《难路》，以朴实的手法、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河南大学坚持八年敌前办学的风雨历程，把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史实，客观地呈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她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长空，短暂而耀眼。

　　翻开这部小说，我们仿佛推开历史尘封已久的大门，随着苏珊踏上了河南大学艰苦卓绝而又弦歌不辍的抗战办学之路。

　　一部小说，一部河南大学版的《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华经商的德国友人约翰·拉贝与其他国际友人共同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为约25万名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难所，其所著《拉贝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同一时期，日军侵华铁蹄践踏黄河流域，豫东、豫北先后沦陷，开封城岌岌可危。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创建于1912年八朝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八年五次迁徙，将课堂作为战场，把读书当成战斗，以血肉之躯守护着千年积淀的文化命脉。

　　流亡中，苏珊深切观察了她所“热爱的这所大学”行进走过的坎坷之路，撰写完成了《难路——坎坷之路上的一座城市》这部小说的草稿。1948年奥地利共产党机关的寰球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因受当时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读者甚少而被忽视。2018年再版。

　　穿过厚重的历史烟云，苏珊与拉贝，相似的历史遭际、相同的大爱情怀，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交汇共振。《难路》则以其相近的情感呼唤和史料价值，奏鸣出震撼人心的乐章，堪称“河南大学版的《拉贝日记》”。

　　通过篇幅短小精干的十二个章节，苏珊以河南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流亡办学的历史为背景，通过贴近和直观的观察，去描写当时中共内陆民生的饥寒交迫和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去记录战争中单独个体的命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每个黑暗篇章作证。

　　这是现实历史的写照。“这里就坐落着一个叫‘难路’的小县城。‘难’意味着艰难坎坷，‘路’就是道路。顾名思义，‘难路’就是一条艰难之路，一条坎坷之路。”小说从虚构的县城“难路”出发，以《大学》开篇，围绕河南省规模不大的一所大学中的人物展开，除了教师以外，还有学校的管理机构和教辅人员等。

　　一部小说，一段奥地利女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苏珊生于斯洛伐克，在林茨长大。她年轻时就已经与共产党人有接触，并最终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

　　关于苏珊的国籍，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斯洛伐克先后被奥匈帝国、德国法西斯等侵占，又历经多次分分合合，因此在不同的史料记载中，苏珊有不同的国籍。

　　苏珊（Susanne·Wantoch），“苏珊·万托赫”“苏珊娜·万托赫”“王苏珊”“万陶珂”“万·托克”等，均是其名字的不同译法。

　　苏珊从小酷爱读书，很早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写作天赋。1930年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英语和法语。当时，这位才18岁的大一女生思想明显左倾，从其高中毕业论文《英国工人运动》中就可见一斑。这种思想也影响和决定了她日后文学创作的视角。

　　1938年，苏珊和医科毕业的阿尔诺 特奥万托赫结婚，并随了夫姓。这位年轻大夫也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两个人的结合显然有着共同的话语和信仰。根据他们的家书和日后的讲述，两人辗转于中国内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直接参加过在贵州与河南的红军医院工作。

　　苏珊的丈夫（Wantoch），被译为“王道”。王道，以及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等20余外籍医生，都是共产党员，被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尽管他们当中没有西班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大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医生”。

　　1939年10月16日，他们到达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报到。他们并没有单独建立一个医疗队，而是与救护总队的中国医务人员混编，救护总队队长是爱国华侨林可胜。

　　苏珊作为护士，有林可胜颁发的证书，其名译为“王苏珊”。援华医疗队的成员从1939年开始在中国整整工作了6年，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们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在襄阳、重庆等地留下过足迹。

　　每一个人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表明他们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分子，正如严斐德所说，“走了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经历了无数这类小事，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了”。为更好地融入中国人民的群体中，他们不但接触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还学习了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与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

　　从1941年10月开始，苏珊在河南大学教授德语和英语。半年后，纳粹德国在汉口的领事馆通知王道医生，告知他们两人因为犹太身份而被注销了德国护照，从此不再拥有德国国籍。一连串的遭遇并没有打倒这对年轻的夫妇，苏珊开始收集整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并以她熟悉和热爱的河南大学流亡办学的历史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

　　1945年7月8日，日本投降前的一个多月，苏珊在写给伦敦亲戚的信中，提及开始筹划返回奥地利。不过，就在她憧憬回国开始新生活时，噩耗传来。1945年12月19日，她收到来自于重庆加拿大教会医院的一封信，获知王道医生因积劳成疾，于12月12日去世，年仅33岁。

　　1985年9月，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在贵阳市森林公园里竖立。纪念碑正面是中英文对照的碑文：“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疗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到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左右两侧分别为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名单，“DR.Wantoch 王道 — 奥地利”名列其中。

　　像国际友人白求恩一样，王道等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但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苏珊的文学之路并未因受此打击而终止。1947年2月，在《奥地利日记》报上，她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印度景象》，描写的是她从上海返回欧洲，途径印度和埃及的所见所闻。此后，她在维也纳开始了战后生活，先是在学校教英语，后来又在公司从事文秘工作。1947年返回维也纳后，她一直为《人民之声》和《傍晚》两家日报，以及为周刊《日记》撰稿，前后共出版了两部小说和数百篇报道、杂文和散文。

　　1959年夏，苏珊进山踏上了一次不幸的死亡之旅，尸体直到五年后才被发现。至今也不清楚，她是死于自杀还是一场悲剧事故。

　　一部小说，一所百年名校坚守初心的生动诠释

　　河南大学肇始于1912年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坐落于开封，是当时河南省内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同样是1912年，在距离开封7300余公里的斯洛伐克，苏珊出生。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侵。11月4日，日军攻占豫北重镇安阳，河南省会开封危在旦夕。风声鹤唳之中教育部与省政府决定，河南大学由开封迁往豫南山区。在辗转豫南鸡公山、豫西南镇平等地后，河大于1939年5月来到潭头，之后在此坚持办学5个年头。

　　河南大学医学院设在嵩县县城，教授多数是同济大学毕业或者留德学生，故在开办之时，即采用德文讲授。抗战爆发后，医学院附属医院奉命组建军政部第11重伤医院，随战事迁转，先后救治伤员和百姓上万人。

　　1941年10月，河南大学时任校长王广庆致函教育部，转咨内政、外交两部，举荐苏珊留校任用。函文曰：“……奉此，查本校医学院聘有教授系奥籍犹太族女性名万陶珂，自三十年十月到校后，察其行动，尚无可疑，为人亦忠厚可靠，实有留用之必要……”

　　校友李广溥在《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经历》一文中回忆，“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外语课一直是教德文，所以毕业生都能阅读德文书刊。”“现在我尚能记得的老师有：德文教师万托克女士（捷克人，我怀疑她是德国犹太人，经常在课堂上谴责希特勒）......”

　　1944年5月上旬，由于日寇进犯，河大师生开始撤离潭头。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史称“潭头惨案”。

　　“创作这部短篇小说的念头始于两年前。1943年初，那是我来到中国内地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城的第二年。我是当地唯一的白人居民。我写了一部短篇小说的草稿，将其命名为《独一无二》……一年半后，我在重庆听说，我热爱的这所大学被日本人占领和摧毁。我仔细研读了手上的目击者报告和许多书信，这些资料讲述的是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和细节。在1944年至1945年冬天，我写了这个故事，就是现在这部小说的底稿。”这是苏珊写在《难路》前言中的文字。这场发生在1944年的潭头惨案，成为她动笔创作的起因。

　　《难路》首章的标题为“大学”，尽管没有具体指明，但从细节中很容易找到与现实相对应的线索。例如，书中的这所大学最初设立在省城开封，之后因日军铁蹄南侵，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接着又沿伊河谷地向上游，转移到了伏牛山麓的一座小县城。参阅诸多校史资料，再联系《难路》中关于医学院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起居，可确切得出《难路》中的大学即为河南大学，故事发生的地点即为嵩县和潭头，里面的人物即为河大师生和当地群众。

　　《难路》故事情节围绕流亡时期的河南大学展开，其中用了很大篇幅详细描写历史上的潭头惨案。就文本结构而言，在十二个章节中，《大学》《野战医院》《革命者》《我的家乡》《通往认知的道路》《新年》等前六个章节，讲述了河南大学在嵩县和潭头坚持办学、播撒文明时的筚路蓝缕；《逆转》《守卫黄河》《战争》《五封信》《星星之火》《尾声等》后六个章节，则讲述了河大师生和当地群众在潭头惨案中的悲惨遭遇。

　　由此，在苏珊的笔下，河南大学的辗转迁徙被刻画成一条受难之路。生死存亡之际，河南大学顽强抗争、艰难成长，不仅没有在战火中倒下，反而在忧患中浴火重生。河大师生将课堂作为战场，把读书当成战斗，以血肉之躯艰难地守护着千年积淀的文化命脉。正如《难路》所描写的细节，“但是，大学运转如常。”“大自然中的广阔天地就是课堂”“从开封出逃时，理学院除了大量的教材外，也抢救出了绝大部分的化学实验器材。”“到中午时分，书籍和器材被小心地用稻草和破烂盖住，然后保存好，放在火神庙的长凳下”等。河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所迸发出的从容气概，用文化做武器与战争抗衡的责任担当，至今读来，依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令人动容。

　　硝烟已散，初心未改。近年来，河南大学选派扶贫干部张润泳同志到嵩县挂职，并通过智力扶贫、消费扶贫、科技扶贫、培训扶贫等多种形式助力嵩县脱贫攻坚。2020年2月，嵩县正式脱贫摘帽。

　　如今，河大潭头办学已过去80余多年。走进潭头，我们在这里仍然看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国立河南大学抗战办学遗址”大王庙村，家家户户整饬一新的墙上，都在醒目位置挂着当时师生的照片。

　　潭头镇万花岭上，山花烂漫，松柏长青。岭上竖立着“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纪念碑”，碑上刻有《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师生潭头镇喋血记》《河南大学潭头纪念碑建碑记》，如实记述了潭头惨案发生的经过，以青山作证，铭记历史。

　　百余年办学历程中，河南大学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守初心和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党和国家培养了60余万名各类人才。

　　与祖国生死与共、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情结，已深深烙印在河南大学的骨骼和血液里，延绵不绝。（通讯员 孙功奇 赵雪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胜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