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真求新中寻找诗与思

　　——评钟世华《思想深处的漫溯》

　　蒋述卓

　　钟世华是广西一位“80后”的评论家和诗人，他在专注少数民族地区诗人评论的十余年间，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和评论范围，在寻求文学的民族精神、艺术规律和文学新变中，进行独立而充满智慧的思考，其评论具有哲理和诗性的色彩，在青年评论家中具备鲜明的标识性。

　　他观察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现象，有一种跨学科视野，既从文学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探索其文学的独异空间，也站在民族精神的文化学角度揭示它们的多民族性质和独特的诗学精神。他评论广西少数民族诗歌，既看到它独有的地域性，又看到它在面临各种文化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中的发展，始终在一种不断“对话”中完成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他的看法是有依据的。据我有限地了解，广西地区的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启一种“寻找”与求新的探索。1985年前后对“百越境界”的探求，力求在追认“花山”壁画中的民族性格中进行反思，既是对全国范围内“文化寻根”热的呼应，更带有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个性和文化色彩的追求。当时的诗人李逊、杨克等都给广西诗坛留下一笔浓重的油彩。后来，由诗歌而延伸到整个文学界，“别了，刘三姐”“别了，百鸟衣”的反思也代表了广西文坛的集体焦虑，一部分诗人和作家由此走向先锋探索，甚至一部分作家在呼唤“走出广西”和“出走广西”的行动中获得认可，如东西、鬼子和李约热。钟世华指出，这恰恰是新时期广西诗人在呼应主流写作趋向而导致“民族性弱化”的被动调试和变异。而他认为广西诗歌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还得找到合理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回到“南方意象”的创造，如“大海”等海洋意象和“甘蔗林”“柚子树”“百鸟”等文化意象。与后来提倡的“新南方写作”相贯通，广西文学的探索与求新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广西少数民族戏剧大约也走过这样的反思与探索之路。

　　为此，他还专门就广西标志性诗人韦其麟《百鸟衣》的经典建构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指出正是《百鸟衣》的民族性才使得它容纳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艺术情趣，具备成为经典的基本特质。由于壮族文化与广西地域文化之间的内部张力，新的诗学维度又要在摆脱它的影响中寻找新机。经典化也导致韦其麟本人的创作焦虑，他在新时期进行的新诗创作尽管也有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变奏，甚至还写过长篇诗剧《普洛陀，昂起你的头！》试图突围，但仍然被《百鸟衣》的成就所遮蔽。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冲突怎么调和，依然是广西诗坛的重心。

　　钟世华自己就是一个诗人，参加过类似朱山坡《蛋镇诗社》那样的民刊活动，对诗充满热情，对诗人的评论和诗歌动态发展的把握始终是他的兴趣。在此书中，他对诗人作品的细读既可做到深入精细，又将它们置于诗歌发展的整体视域中加以定位，发掘诗人在自我生命轨道中对诗意述说的追求。如他评论壮族诗人韦佐的诗歌，不仅发现他作品中对“山”“海”“河流”意象构建的努力，而且深入挖掘其带有某种哲思的生命意绪。他的《山中叙事》系列代表着他的生命与世界观，山既是他故乡的象征，又是他构建自己心灵家园的归宿地。仡佬族诗人郭金世的《青树》将亲情、故乡与民族互相打通，他对青树品质的书写既表达出诗人的生活信仰，又承载着深层的族群意识。亲情、故乡与民族的三重奏代表着少数民族诗人审美追求的一般规律。钟世华还编选过广西诗人的诗选，在他的《一个人的地理诗学——广西“80后”“90后”诗人二十五家》的编选札记里，他对每一位诗人都有简洁的评语，同时又是他对广西青年诗人群体的整体把握，呈现出广西诗坛群星灿烂的天空。做这样的“诗选”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既要很大的阅读面，又要放出自己的审美眼光，但为了广西整个诗坛的发展，辛苦也是值得的。只有很好地把握个体，才会全面地呈现整体。个体的细读是整体把握不可越过的沟堑。

　　书的第四章“深入对话空间”，收入了作者与一些评论家的对话，其中大多数是研究诗歌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家，如张桃洲、张洁宇、石才夫、石一宁等等。对话既要了解对谈对象的研究历程，又要调动自己的智慧，提出对方感兴趣且能开拓性地发表意见的话题，往往在话题的碰撞中推出文坛的新观念新方法，这既是求真，又是求新。比如他与张桃洲的对谈，他敏锐地抓住对方对诗歌评论的看法：诗评不仅是“时代的批评者”，而且它应该以足够的清醒姿态来“看护”自身所处的时代。钟世华说，“看护”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表达，一下子就突出了解读诗歌含义、价值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在张桃洲看来，诗与“时代的审视者同构”，作为时代的反思性力量，对时代始终持有反省或审视的态度。这是他对诗的稳定看法。这种记录是非常有意义的。钟世华正是从此切入，与张桃洲在“新诗话语”研究、90年代诗歌观念之争等等进行了有启示性的对话。在与张洁宇的对话中，他们又围绕着新诗理想的研究发展路径问题展开了深谈，最后推出了张洁宇对新诗史构成的新观念，她认为，中国新诗不缺史，缺的是问题，用“问题”来贯穿新诗的发展变化历程，或许能提炼出很多部角度不同的新诗史来。与石一宁的对话，则聚焦于他提出的“丝路文学”这一点上，认为石一宁提出的“丝路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机遇”是一种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学的新视野，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充分体现。

　　此外，此书所收的几篇书评，其实也是作者与著书者的对话，如评张燕玲《有我之境》，抓住了她以创新性思维探究文学桂军的生成与发展的特点，突出了评论家张燕玲近年来的研究中心和标识性成就，这与她后来力推“新南方写作”是一脉贯通的。评石一宁的《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则突出了作者以“读者姿态”参与的写作，既有现场感，又是确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自信和美学自觉的深层思考。评容本镇等著的《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在揭示作者开拓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对壮族文学转型特征的研究带给未来发展的启示做了评价，孕育了一种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民族文学审美特征的观念和展望。这些评论都体现了钟世华的思想透视力和审美高度。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