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法宝坛经》。

　　惠能禅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识心见性”和“顿悟成佛”。前者是他的心性本体论，说明“心”“性”是众生成佛的依据：后者是他的宗教修行方法论，提出宗教修行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惠能认为，人的“心”，“性”即为佛性，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他说，人的本性是清净无染的，“人性本净”；“但能离相，性体清净”；“自性常清净”。他所谓的清净，是指那种除去了烦恼，痴迷染污而达至的纯真、清洁、寂静的状态。既然惠能在心性论上提自性本自具足，那么，在修行方法论上必然是“自悟自修”“不假外求”。他说：“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救世度人须自修”。要觉悟解脱，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主体自身用功夫，而不能遗其内而执其外。“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澈，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同时，在提倡“自悟自修”的大前提下，惠能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行方法。

　　第一、无念为宗。他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

　　第二、定慧等学。惠能反对以前禅法中割裂定、慧的做法，主张定慧一致，他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这种“定慧等”的主张，实际上是抬高慧而贬低旧有意义上的禅定，提倡一种活泼的、不拘形式的、自由自在的新禅法。

　　第三、顿悟成佛。惠能的新禅法就是─顿悟成佛，就是“明心见性”。“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强调只要一念觉悟，即可顿入佛地。 

　　总之，惠能南宗禅的显著特点就是禅与般若的一体不二，“识心见性”就是体认人和事物本来面目，而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实相般若；“顿悟成佛”也还是顿现菩提般若之智，在这里，参禅就是求证般若实相，实相般若就是禅悟，般若就是禅的精髓所在。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对与会者介绍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还谈到过惠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孙中山也说过， 佛教乃救世之仁，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他所说的佛教内容，自然包含了六组惠能。

　　唐宪宗谥号六组惠能为大鉴禅师。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

　　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 。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广府人主要自唐宋时期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因此珠玑巷被称为广府人的祖居之地。广州府自设立以来，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一直处于广东省的领先地位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岭南文化，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广东音乐”“粤菜”“醒狮”“广绣”“广彩”“广雕”“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曲”等等。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独特风格的文化。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客家方言、客家民俗、客家民居、客家山歌、戏剧、客家流行音乐、客家谚语、客家童谣、客家民歌、客家人物、客家山水、客家诗文、客家历史、客家饮食、客家家规族训、客家武术、客家名人事迹、海内外客家分布等多方面。

　　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崇尚华夏正统文化，诗礼传家；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汲取养分，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质。客家学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发源并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汕头、潮州、揭阳），还有说法指潮汕地区还包括了汕尾和梅州市的丰顺县汤南、留隍两镇。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以潮汕英歌舞、工夫茶、潮汕饮食、潮汕商帮文化、潮汕善堂、潮汕祠堂，潮汕方言、潮绣、潮剧、潮乐、潮汕工艺、潮汕木雕、潮州大锣鼓、潮汕民居，以及侨批等为代表的潮汕文化影响深远。

　　广府、客家和潮汕族群还衍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华侨，华侨文化既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

　　除此之外，广东还有一部分人口比较少的雷州、疍家、畲族等群体。 

　　广府族群的人文特点是务实、乐观、开放、兼容；客家族群则体现在尊师重教、诚实自强，潮汕族群是拼搏冒险、精诚团结。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既有最传统的中华文化，又有敢为天下先的海洋文化，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咸淡水文化”，也就是珠江文化。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但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珠江也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只有将长江、黄河文化，加上珠江文化，当然还要加上其他子文化，才是完整的中华文明。

　　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

　　六祖惠能逝世一千一百多年，来到20世纪初，岭南又出现了一位伟人。他就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他是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了《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孙中山年轻时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鸦片战争后，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影响，更在海外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从而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终于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一生倡导博爱、天下为公，影响巨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用“三个伟大”评价孙中山先生，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地位。“三个伟大”其实也是延续着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包括党的十五大第一次用了“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表述。

　　此外，毛泽东和习近平这两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用了同样的句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论述孙中山。这是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孙中山的，但它与政治上的评价同样重要。可以说，有政治上的评价，加上文化上的评价，才是对孙中山的全面评价，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和了解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孙中山。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论述，首先从文化的维度补充和完善了孙中山的形象及其作用，或者说是从更高的层面提升了孙中山的重要地位，这样也就为如何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更好地发掘、传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更好地利用孙中山及其思想、精神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就是“孙中山文化”。中央和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

　　孙中山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孙中山既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为此，“孙中山文化”这个崭新的概念才应运而生。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个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和引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人类性价值。

　　“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其可贵之处是，走出了原有的纪念、研究的各种局限，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纯政治的框框，回到了其应有的人文本原，更丰富了内涵、扩展了外延，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深化和提升。它的提出，将积极推动我们走出一直以来将孙中山纯政治符号化的僵化认识和误区，进而从人文和“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对孙中山资源的开发利用，转而从政治纪念、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产业利用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

　　“孙中山文化”，是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最好的诠释和行动。

　　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岭南近代文化贡献，首先突出地体现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建立的香山县。可以说，香山县是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的摇篮，她摇出了孙中山这一伟大人物，摇出了一支伟大的队伍，包括郑观应、容闳、唐廷枢，还有红色四杰苏兆征、杨殷、杨匏安、林伟民，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军事等一大批名人，摇出了伟大的思想，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建国方略，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商战思想、容闳的留学主张，等等。香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座高山。

　　其次，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岭南近代文化贡献，还集中地体现在广州这座英雄的城市上。广州是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的先行地。孙中山最早的革命行动，最早策划组织的起义和暴动，都发生在广州以及周边地区。孙中山策划组织的北伐战争，广州就是大本营。香港、澳门同样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地。

　　当然，作为近代史的岭南文化贡献，我们还可以适当溯源到岭南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以上，都使得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岭南近代文化对推翻封建帝制、走向共和、走向民主、振兴中华，甚至到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起到了重要的肇起发轫、承上启下、弘扬光大的历史性作用。

　　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

　　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

　　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广东成为国内最早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广东成为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工农运动随之风起云涌。苏兆征、杨殷、林伟民等共产党人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是中国工运史上空前的、国际工运史上罕见的一场政治大罢工。彭湃等人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先声。共产党人参加的两次东征，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统一。在从广东启程的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广东领导了夏季讨蒋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等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工农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创建了海陆丰、琼崖、东江革命根据地。

　　在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相继诞生红二师、红四师、琼崖红军独立师、红十一军。粤东北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为连接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桥梁。包括梅州全域以及南雄、饶平、龙川等县（市、区）在内的粤东北地区成为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略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广东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万里征途第一站”。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高举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伟大旗帜，领导广东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歼灭和牵制了大量华南地区日伪军，华南敌后抗日战场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

　　解放战争爆发后，广东党组织先后开辟7大块游击根据地，成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琼崖纵队等7支人民解放武装。1949年10月，在广东党组织的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广东战役，胜利的旗帜很快插遍了祖国南疆。广东23年武装斗争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影响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广东是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至1926年间，毛泽东曾三下广州，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对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等初步论述，于1925年12月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该文后来作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奠基石。

　　广东党组织在不断探索中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广东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党组织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后，广东党组织发动的广州起义，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的新道路，作了有益的尝试。在革命低潮时期，广东的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减，出现了众多的“读书会”“学习小组”。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主要矛盾，深入思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创建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用“枪杆子”谱写了敌后抗战的诗篇。在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战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以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步伐。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核心区域之一。

　　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东创造性地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对经济体制大胆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率先开展了以市场为取向、以搞活流通和价格改革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开展农业经营体制和国营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股份制试点，较好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创造了众多的“全国第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广东以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为目标，掀起了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热潮，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广东积极增创新优势，全面实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可持续发展三大发展战略，推进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广东抓住机遇，率先迈出探索科学发展道路的步伐，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实施“双转移”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改革开放风云激荡，南粤大地生机勃勃，推动广东在许多方面实现历史性飞跃。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广东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立定时代潮头，改革开放再出发。广东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鲜明导向，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重塑发展新优势，书写了广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大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大力推进南沙、前海、横琴三大自贸片区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包容特质；组织实施三大攻坚战，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推进教育、文化、生态、法治建设，加强民生保障，为全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广东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2018年，广东省委做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了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至2020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1万亿元，连续32年居全国首位；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伟大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每当广东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亲临广东视察指导，总结经验，推动创新理论。1992年邓小平视察广东的南方谈话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当广东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江泽民提出了“增创新优势”的要求，并于2000年春天亲临广东指导工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胡锦涛要求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广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和正确路径，结合广东改革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敢闯敢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丰厚养料和素材。

　　广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实践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视察广东，四次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等目标要求，对广东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论述层层递进，其核心一直没有离开“引领发展”这个主题，为广东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实践地提供了理论指引和精神支撑。伟大的思想需要良好的试验田去培育壮大。广东具有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先行地的现实优势和历史积淀。2012年以来，广东先后承担中央改革试点任务达113项，38项改革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这些创新成果不仅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依据和实践养分，而且印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4）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六大贡献，有力地驳斥了“广东人没文化”的论调，全面地证明了广东不仅不是“文化沙漠”，而且是有“大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大贡献”。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在海洋文化、开放文化方面还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做出的贡献最早、最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追求所在。因此，在中华文明溯源这一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积极发掘、重新审视和评价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它对于广东正史清源、建设文化强省、坚定广东文化自信，对于建设文化强国、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自信，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