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大学医学院一项关于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全国性横断面研究，中国医务人员中重度抑郁症状患病率为28.2%，焦虑症状患病率为24.0%。这一数据表明，原来那些在诊室里稳稳接住患者崩溃的人，同样会被抑郁、焦虑这些情绪裹挟。

　　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医生平均一天要接诊30多例。外界常将这份职业简单理解为“聊聊天”。但在医生眼中，这是一种既不容易量化，也难以看到结果的情绪劳动。“每一次长时间访谈，我们都要和病人一起浸泡在负面情绪当中。”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杨英杰说。

　　有的病人五年时间里反复住院，出去一个月又回来；有的孩子情况反反复复，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有的老人病程太长，让长期照护的家属几近崩溃。病人病情的反复牵动着医生的神经，也让精神科医生相比其他科室医生更容易陷入情绪的内耗。

　　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有时也让医生“破防”。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的医生张骁经常需要面对这样一幕：孩子因心理问题自残，送到医院来第二天，家长就问：“孩子明天能回去上学么？”“当时就感觉有股气直冲头顶，但医生又不能表现出来。”他只能耐着性子提醒，“如果生命都没有了，分数还有什么意义？”

　　从业26年的老年精神科医师曹国兴，他的工作场域更像一个“三角情绪场”。老年精神科面对的大多是不可逆的认知衰退，没有治愈，只有延缓。很多家属也已经人到中老年，长期照护身心俱疲，负面情绪在患者、家属、医生三方互相传导。“我们当医生的见了太多家庭苦难，理智上提醒自己没有必要共情这些痛苦，但当情绪冲击实实在在地落在自己身上时，依然难免动容。”

　　大众习惯给精神科医生贴上“天生强大”的标签，仿佛听多了人间至暗，心早就练成了铁石。精神科医生也有情绪，只是更擅长识别它。曹国兴解释说：“专业不是没有情绪，是学会管理情绪——普通人被触动后可以选择走开，但医生不能，必须优先完成治疗。”

　　持续的情绪浸泡，需要一套科学的“脱敏”机制。杨英杰坦言：“每天刚下门诊时，状态一般都不太好。”他习惯下班后在小区里坐一会儿，给自己一段“快充”时间，周末就带着家人一起去户外运动，“身体累一点，脑子才能停下来。”；张骁回忆自己刚开始门诊坐诊时，晚上7点回家倒头就睡。如今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压力大时吃点甜食、打打游戏，“只要不违法、不伤人，能转移注意力就是好办法”；曹国兴则选择私人时间少读专业书籍，改为读小说、看纪录片，给自己一个可以从负面情绪中抽身的私人空间。

　　同行之间的“代谢”也很重要。曹国兴说，个案督导是精神科不可替代的情绪出口——把盘旋的素材讲出来，被同行看见，再用专业视角解读一遍，破坏力就降了下来。杨英杰和同事达成默契：诊室回来可以吐槽，但不超过5分钟，绝不把诊室患者的情绪带回科室和家中。与病患的边界感同样重要，“明天门诊见”不是冷漠，而是为了保住长久的职业生命力。

　　精神科医生虽然接住了无数人的崩溃，但“接住自己”也是一门需要反复练习的必修课。情绪本身不是问题，被情绪长期控制才是。精神科医生并非天生坚韧，他们同样会疲惫、会无助。只有完善医护心理支持体系、学会科学的自我关怀，才能让这群常年给予他人温柔的人，拥有心安的避风港。（郭婷婷 李道国 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