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独居空巢老人增多，传统的监护制度面临现实挑战，作为新法律制度的意定监护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何谓意定监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明确，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作为解决成年人监护缺失问题的有效途径，意定监护以人性化设计破解老龄化社会的监护困境。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在积极展开探索。重庆也已启动试点工作，并于近日完成首例由政府监督实施的“意定监护”闭环，希望通过更多探索实践，用法治的力量为更多人的晚年撑起一份有尊严、有温度的保障。

　　不久前，位于九龙坡区的崇兴生命纪念园内举行了一场朴素庄重的告别仪式，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横街社区相关人员送别了年过八旬的孤寡老人廖国峥（化名）。他们并非老人的亲友，却和老人有着深深的连接——2024年底，廖国峥在九龙坡区公证处的见证下，与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签署三方协议，选择中心担任监护人，街道为监督方，“我信任他们，往后余生就托付给他们了。”

　　这也是重庆首例由政府监督实施的“意定监护”服务协议。一年多来，从日常照护到ICU外的签字，这份协议陪伴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孤寡老人的忧虑

　　余生托付给谁

　　廖国峥家住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横街社区。80岁那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举动——在腰间缠上装有3万元现金的钱包，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这不是年老糊涂，而是老人心里的恐惧。他想进养老院，却找不到监护人签字，也曾打算把房子低价卖给邻居“换养老”，但邻居回了老家。他担心自己突发意外无人施救，便随时携带现金，想着别人伸手时也能少些顾虑。

　　实际上，廖国峥在石坪桥街道摸底台账上属于重点关注对象。那份关注名单上，孤寡、失独、监护人缺失的老人有400多位。

　　石坪桥街道办事处主任田晋说，街道有约2.5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监护困境老人占比近2%：“他们步入高龄或失能失智后，会遭遇就医、照护、财产处理、殡葬等一系列问题。余生托付给谁，是这部分老人最大的关切。”

　　2024年8月，石坪桥街道正式启动“善·养老”监护困境帮扶项目，由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作为监护人，街道作为监督方。这是重庆首次探索由政府出面“背书”的意定监护。

　　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社工小冯第一次接触廖国峥时，老人并不理解什么叫“意定监护”。小冯没有急着解释，而是先带他去看养老院，约定老人入住后，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足费用缺口。

　　信任在一次次服务中累积。从协助银行取款到沟通监护内容，廖国峥渐渐把越来越多的事务委托给中心代办。

　　2024年12月20日，廖国峥与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石坪桥街道办事处签署意定监护三方协议。

　　2025年4月，廖国峥又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养老服务信托合同，他的13万元存款交由信托公司管理，让资产安全增值并按需使用。

　　签约后，廖国峥住进了街道联系的一家养老院。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他便收拾东西回了家：“那里面住不习惯。”

　　社工团队重新入户评估，发现老人尚能自己做饭、走动，但室内过期药品散落各处，厨房堆着隔夜饭菜，居住环境和条件需要改善。评估结论是不必非要入住养老院，但需要系统介入。

　　团队随即调整方案——横街社区养老服务站承担每日送餐任务，午饭晚饭一次送达，廖国峥自己出10元餐费。起初他舍不得这笔开销，小冯便带他去服务站实地体验。老人尝了两口，觉得“比我自己做的好吃，价格也划算”，这才点了头。

　　社工又主动与服务站点商量免除配送费，同价位多给些分量，这样一份饭老人可以吃两顿。

　　此外，社区养老服务站每月派人上门做一次清洁、收走换洗衣物；医护人员每月上门一次做健康监测、清理过期药品。

　　那段时间，廖国峥的生活进入了平稳轨道，见到上门的社工和医护人员总是满脸笑意。

　　ICU里的18天

　　谁来做医疗决策

　　不久前，年事已高的廖国峥突发疾病，监护人第一时间送医。因病情迅速恶化，老人转入ICU，一躺就是18天。医院告知，老人器官已全面衰竭，靠机器维持生命，随时有离世的可能。

　　廖国峥的意定监护协议上有“医疗安排”这项内容，但当时老人没有勾选预立医疗意愿，现在需要监护人履行医疗决策职责。最终，监护团队决定按医嘱决定全力抢救。

　　26岁的社工小冯成了那个必须替老人签字的人。但每一份病危通知书、每一次治疗方案的取舍，都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监护人牵头，会同区卫生健康委和主管医生综合评估，重大决策由团队集体商议。

　　18天里，小冯和项目的养老管家每天去医院探视，还在医院护士站留下了“24小时的监护人电话”。根据医生建议，老人用上了呼吸机、进行输血治疗……

　　抢救最终未能挽回老人的生命。他去世后，中心依法依规办理殡葬事宜，对接崇兴生命纪念园妥善安葬。监护人团队、社区工作人员和邻居等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廖国峥去世后留下11万余元存款，根据他生前签订的《遗赠协议》约定，这笔钱赠予中心专项用于养老公益事业。中心负责人表示，计划将其做成公益信托，由信托公司和街道组成决策委员会，用于补贴今后开展的意定监护服务。

　　能否“可持续”

　　探索个性化定制

　　廖国峥的案例留下一个重要启示：医疗预先决策必须在老人清醒时确定下来，进行个性化定制。

　　石坪桥街道的第二个签约对象张阿姨，就清晰完整地预立了医疗预嘱。

　　协议中除了提前设定的固定医疗意愿勾选条款外，还专门为张阿姨增加了“甲方特别声明的预立医疗意愿”条款——

　　“若本人患癌症，意识清醒时仅进行中医药治疗，不进行化疗；失能失智时不做治疗，仅止痛。”

　　“若本人患心脑血管疾病，治愈率低于30%不治疗；治愈率高于30%但救活后高度致残不治疗；救活后失能失智不治疗。治愈率的判断及决策由乙方结合医生意见独立决定。”

　　这些条款白纸黑字写进了协议，经公证处公证后具有法律效力。

　　项目的可持续性也在探索中。张阿姨的协议就明确了收费标准：社工上门服务为50元起/两小时。

　　按照现行方案，石坪桥街道社区阳光基金将为养老费用不足的老人兜底，如果监护人按老人意愿处理遗产后仍有剩余，将注入基金中用于帮扶其他困难老人。

　　作为监督人的代表，田晋坦言，推行意定监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的种种风险也需要慎重评估。“老年人反悔、近亲属不认可、资产不足以覆盖费用，这些都可能发生。”他说，石坪桥街道为此提前设计了反悔退出机制、监督机制，并引入信托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做到人财分离，以尽量避免风险。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针对如何实施“意定监护”制度提出建议，呼吁加快探索具体化、程序化、可操作的配套制度，如备案登记、财产管理等，进一步提升其规范化水平。同时强化监督机制建设，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监管、伦理审查、行业自律、第三方监督服务等制度体系，为被监护人的权益提供保障，让更多老年人得到符合自身期待的照顾，过上更加安心、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文/记者 张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