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带领团队潜心钻研敦煌历史——

编撰通史 展现敦煌两千年风华（赓续历史文脉）

人民日报记者 宋朝军

　　郑炳林和团队成员研究相关材料。

　　兰州大学供图

　　人物小传

　　郑炳林，1956年7月生，陕西黄陵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史地等研究，发表论文330余篇，主持完成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敦煌通史》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7月1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发布。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从2007年开始，他带着团队潜心开展敦煌通史研究，2023年出版了330余万字、七卷本《敦煌通史》。

　　“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有何区别？这几种马通过敦煌的关隘、穿越丝绸之路，能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域畜牧业怎样的情况？”拿出简牍释文，解读相关信息……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为研究生讲课。

　　关于敦煌的历史，大到政治经济制度，小到居民生活习俗，70岁的郑炳林带着学生们在历史长河中漫游，一上午，从西汉到近代，师生们深入研讨。

　　“从西汉贯通下来，研究敦煌的历史实属不易。”郑炳林说。

　　头雁领飞，写下厚厚一卷

　　玉门关、阳关，两个关隘声名显赫，它们都在甘肃省敦煌市，大致处于同一区域且相距不远。

　　汉代为何如此设置，是否多此一举？荒漠戈壁中，每个关隘的人力物力运转成本极高，当时的人们不觉得浪费吗？

　　曾经，有不少对西北历史感兴趣的爱好者提出过类似疑问。在《敦煌通史·两汉卷》里，郑炳林专门用《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两关设置的时间和功能。敦煌设郡之始，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多元文明的融汇之地，在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中，类似于玉门关、阳关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想要更加全面、系统挖掘敦煌历史，必须把有关敦煌的历史研究贯通起来，写一部敦煌通史也就成了必然。

　　2007年，作为评委之一，郑炳林在北京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评审间隙，学术界同仁交流近期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对郑炳林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敦煌学的研究重镇，能不能带头编撰一部《敦煌通史》？”

　　从1981年留校参与敦煌学研究室筹建算起，到2007年，郑炳林已经躬耕敦煌学研究20多年，但多聚焦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虽然成果颇丰，但敦煌历史的研究还没有贯通起来。

　　反复思考后，郑炳林下定决心：“一定要编撰一部《敦煌通史》，努力让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

　　编撰《敦煌通史》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团队成员都是他自己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把最精华的力量用到最有挑战性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有困难，但很有信心。”回忆起近20年前的事情，郑炳林感慨地说。

　　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体量最大，正文超过50万字，郑炳林主动揽下重担，带着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开始执笔。

　　“这一枚枚敦煌汉简，是研究的宝藏啊！”郑炳林拿出一份汉简释文说。原来，关于两汉时期的敦煌，在《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着墨不多，只有寥寥几句。在筹备过程中，甘肃简牍博物馆设立，这是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郑炳林团队和博物馆联系，拿到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更是涉及西汉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

　　从行政与军事文书、中外交流实录，到地理交通档案、衣食住行的社会日志、私人书信等。敦煌汉简体量庞大、内容丰富。“人口从哪里来？日子怎么过？文化如何交流？一枚汉简最多看了超过30遍，反复对比、研究，每次都有新发现。”郑炳林说。

　　立柱架梁，统筹七卷成书

　　“半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不久前又加印了一次。”拿起一本《敦煌简史》，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与郑炳林讨论起近期计划。

　　65万字的《敦煌简史》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截至目前已经加印两次。作为团队里的70后“大师姐”，魏迎春是中生代成员。在郑炳林的指导下，魏迎春和大家一起立柱架梁，在通史研究领域不断精进。

　　“编撰通史，不仅字数多，更要系统性地统筹协调。”魏迎春说。就拿分卷来说，一部通史要分多少卷并不取决于朝代、持续时间等，更要看不同时间段史料的研究价值。“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也是大家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魏迎春说。

　　编撰《敦煌通史》的任务开始时，团队不到10人，如何分工成了最大问题。郑炳林和魏迎春与每一名撰写者深入交流，结合各自研究方向，确定了每卷主题和撰写者。

　　“既延续了传统史学的写作体例，又突出重要事件，同时保持卷本之间不出现篇幅差距过大的情况。”魏迎春在和大伙儿的讨论中，也逐步提升了编撰通史的能力。

　　七卷本《敦煌通史》历时17年与公众见面。“如何调度工作节奏、确定撰写方向但又不过度干涉作者写作风格，怎样在作者、出版社之间协调回稿时间，在这次‘实战’中，我们学到了很多。”郑炳林说。

　　《敦煌通史》出版后不久，郑炳林团队收到邀约，开始编撰《凉州通史》。敦煌在甘肃的西北，凉州（今武威）在甘肃中部，两地相隔虽远，但有了《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成员很快高效、热情地投入工作，用时两年多，《凉州通史》（十卷本）于去年底出版发行。

　　新秀探微，补遗多代空白

　　1000多年前的敦煌，一名农民发现，加工麦子的加工费变少了，作为以农为生、靠天吃饭的普通百姓，他感觉这是个大变化。1000多年后，通过敦煌文献，这次加工费的变化被远在兰州的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注意到。

　　“加工费变少了，是不是意味着此时段的加工工具更多、效率更高？”80后陈继宏在编撰《敦煌通史·吐蕃卷》时，将工农商学兵各种资料汇总到一起研究。

　　“研究古代的日常生活，就应站在古人的生活角度去考虑。”陈继宏回忆，当时郑炳林这样提醒她。

　　敦煌历史研究，很多朝代缺乏官方史料，敦煌文献中的记账文书、购买契约等资料就是重要判断凭证。“用历史的眼光把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发现历史更真实的一面。”陈继宏说。

　　为了填补空白，团队成员从各种语言资料中撷取精华。从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陈继宏就在郑炳林鼓励下学习藏文，对照以前学者整理的藏文文书合集，开始一点点理解、建构和对比。“历史是延续的，把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补充、接续起来，更能全方位理解这座西北城市的历史演进逻辑。”陈继宏说。

　　花大气力研究语言的，还有85后副教授陈光文。陈光文负责的是《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这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薄弱。这段时间里，因海上贸易的兴起，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往方面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继续沿着这条路线行走，并留下了许多游记、见闻和对风土人情的记载。”陈光文说。

　　收集来的资料中，占比很大的西夏文资料成为必须攻克的难关。

　　在学术界，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不少争议。研究中，陈光文在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重新译释一则两行的西夏文题记，凭借语料词库、工具资料等，提出新看法，这成为《敦煌通史》中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段时期，郑教授鼓励我们创新，争取更多更好地补遗。”陈光文回忆，补遗并不顺畅，从资料到观点，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郑炳林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对于陈光文而言，撰写完一部书，也经历了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

　　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只能说开了一个头。”郑炳林说，他和团队成员一起持续钻研，目前正在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准备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采访中，从郑炳林的讲述中感受到，尽管研究敦煌历史时间长，但要保质保量地编撰一部通史，则必定要坐更长时间的“冷板凳”，蹚更多学术上少人问津的“深水区”。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心，也考验着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挖掘“深井”的方法论。研究历史，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七卷《敦煌通史》，小到一两行的墙壁题记，大到一个区域的时代变迁都涵盖其中。正是学者们聚焦每个细节精心钻研，夜以继日地考证、论述，才逐步建构、完善“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是博采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编撰一部通史，凝聚着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采访中，团队成员们都提到，郑炳林确立方向，既要求成员各司其职，又充分尊重各自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两者相合，归于同一学术目标，这才让《敦煌通史》既精彩又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