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生郑西西的午餐时间只有50分钟，下课铃响，他冲向校门口的取餐点，寻找那份10分钟前就该拿到的云饺。按照骑手发来的照片，外卖应该就在快递柜下方。但他来回找了3次，标注着他手机尾号的餐食依然不见踪影。

　　原本满心指望着课后可以吃上温热的云饺，但这个中午，他只啃了个干面包。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吐槽丢外卖的短视频和文字总能引发众多共鸣。大学校园外卖失窃的痛点，不仅戳中了学生的日常刚需，更揭开了校园管理、公共信任与服务保障的深层矛盾。

　　一场“3分钟的失窃”

　　“前后就3分钟，餐没了。”广西大学大三学生郭苗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天，她在商家的微信群里接龙订购了一份肠粉，第二天中午12点50分她看到“餐品已送达”的通知后，立刻起身赶往指定取餐点，耗时不超过3分钟。

　　从南到北的大学校园里，类似的失窃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广东海洋大学近日发起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428名受访者中，83.64%的同学曾有外卖被偷的经历，仅有70人表示未遭遇过此类情况；在华侨大学的校园论坛，每周都有6-8条外卖失窃的吐槽帖。失窃的餐品五花八门，从十几元的奶茶、咖啡到几十元的火锅套餐，越是价格较高的餐品，越容易成为盗窃目标。

　　这场“餐食保卫战”中，受损的不只是学生。广西大学东门小吃街炒粉店的周老板，前几天就遭遇“赔钱又费力”的窘境：“晚上快10点要关门了，突然收到顾客发来的消息说外卖被偷，申请退款没通过，只能重新做一份送过去。”一份炒粉的利润也就三四元，重做加上额外的配送费，让这一单彻底白忙活。而对于骑手来说，外卖失窃更是件头疼事——一旦餐品在配送环节丢失，他们不仅要自行承担经济损失，还可能面临平台扣罚配送费、影响服务评分，甚至限制接单的处罚。

　　“责任划分其实很清晰，但实际操作中总有争议。”在南宁市西乡塘大学城片区配送近3年的骑手陈兴龙说，若餐品未送到指定位置，因保管不当丢失，骑手需担责；但如果已按要求送达并完成交付流程，是顾客未及时取餐导致失窃，责任就不应由骑手承担。可现实中，他几乎每周都会收到顾客关于外卖被偷的私信反馈，不少纠纷难以厘清。

　　多重困局：为何校园外卖成“易偷目标”

　　校园外卖失窃频发，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环境、成本、责任等多重问题交织的结果。

　　记者观察发现，在校园里，外卖失窃的场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中午12点、晚上6点的配送高峰期，宿舍楼下的外卖架、教学楼门口的临时置物区、食堂围栏外的空地，餐盒堆叠如山，无人看管。尤其是校园门口的取餐点，校外人员可随意路过，顺手牵羊很容易。陕西某高校的情况更为典型，因禁止电瓶车入校，外卖只能集中堆放在校门口，无人看管的状态让餐食成了盗窃目标，近期就发生了校外人员一次性拿走多份外卖的事件。

　　违法成本极低，是盗窃行为屡禁不止的关键。南华大学保卫处工作人员透露，校园外卖单价通常较低，即便偷外卖的人被抓到，一般也只是当面道歉、赔偿餐费，“相当于用别人的优惠券吃了一份饭”，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而这种“小事不犯法”的认知，进一步滋生了侥幸心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背后存在明显的“破窗效应”——当外卖随意堆放、无人看管时，部分人的道德约束会降低，产生“即使拿了也没人发现”的想法。

　　平台与配送环节的责任边界模糊，更让问题雪上加霜。广西大学大三学生蒋雨倩曾希望骑手能多等几分钟再离开，却收到“还要送下一单，没时间”的回复。对骑手而言，配送效率直接关系到收入，他们往往在与顾客电话沟通并获得“放置指定地点”的授权后，就视为完成交付义务，后续餐品丢失与自己无关。这就形成了一段“责任真空期”：商家已完成餐品制作，骑手已履行配送义务，平台依据用户协议将保管责任转移给用户，而学校通常未被赋予法定看管义务，餐品安全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保障。

　　“平台的配送规则只适用于常规场景，忽视了校园的特殊性。”郑西西的话道出了学生们的心声。尽管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已上线“校园送”等专项服务，但实际落地中，相关细则仍有短板，服务适配性与风险防控能力不足，难以充分保障学生权益。

　　破局：技术、制度与共治的多重探索

　　面对愈演愈烈的外卖失窃问题，高校、平台与社会正在尝试多元解法，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完善，从个体自觉到协同共治，努力填补校园外卖管理的漏洞。

　　技术创新正在重塑校园外卖配送生态。12月10日上午，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奶茶与餐品的白色无人机精准降落；12月16日上午，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内，一架翼展三米的物流无人机准时起飞。这些“空中骑手”沿着预设航线往返于校园与周边餐饮店之间，点单高峰时段单程飞行仅需两三分钟。餐品送达校内起降场后，再由学生志愿者或骑手接驳至宿舍楼下的智能外卖柜，形成“无人机空运+末端接驳”的创新模式。

　　“无人机配送系统依托北斗网格位置码技术，能规划出厘米级精准航线，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莱芜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系党支部书记宫立圆介绍，该技术将学校周边5平方公里空域转化为数字空间，既保障了配送安全，又提升了效率。

　　引入智能设备是高校的另一重要尝试。部分高校已率先安装封闭式智能外卖柜，学生只需扫描取餐条形码或输入取餐码，即可开启对应箱门取餐。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餐品存放的安全系数，还解决了外卖堆放杂乱的问题。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延辉等人针对该校193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即便在收取费用的情况下，仍有39.4%的受访学生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使用外卖自提柜。

　　平台也在优化配送服务模式。不少平台推出的“校园送”服务，区分了校外骑手与校内骑手——校外骑手将餐品送到校园门口，再由校内团队(含学生兼职)接力配送至宿舍楼下指定区域。一些高校还组建了学生跑腿队，通过“点对点配送”减少餐品暴露时间，同时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机会。“虽然要多付一两元配送费，但再也不用担心外卖被偷了，很值。”广西大学学生蒋萌说，不过这种模式也存在取餐时间延长、后续追责难度较大的问题。

　　高校的主动治理同样不可或缺。今年11月，中国矿业大学开展“加强校园外卖团队巡查工作”专项行动，通过强化巡查、定点督导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规范配送秩序；今年12月，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出台《校园外卖综合治理管理办法(试行)》，明晰管理职责，优化配送服务，明确配送范围、时效与收费标准，建立监管机制。目前，全国已有不少高校出台了“杜绝故意拿取他人外卖行为”的提示和通告，通过宣传引导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

　　但在专家看来，制度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林花指出，当前，我国尚未制定针对互联网外卖这一新兴餐饮模式的专项法律法规，现有的网络交易法律框架也未能全面覆盖外卖领域。“鉴于大学校园内外卖服务中频现的安全问题，国家急需加速立法步伐，通过法律手段为网络外卖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小事不小：关乎信任与治理的校园考题

　　一份外卖看似价值不大，但背后是对他人财产权的尊重，是公共道德的体现。今年10月，广西财经学院校长范祚军在关注到校园外卖失窃问题后，曾在个人抖音账号表示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准备拿出一笔经费，补贴安慰外卖丢失的同学。“丢了外卖，不能丢了热爱这个社会的善良。”他的这一表态，引发了学生们的广泛认同。

　　在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覃志敏副教授看来，校园外卖失窃看似是治安“小事”，实则折射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深层命题。这一问题考验的不仅是校方的应急处置能力，更关乎如何在学生、平台与学校之间构建可持续的治理共同体。覃志敏表示，技术防范与补偿机制虽能缓解一时之困，但从长远来看，仍需依托制度化的责任划分与常态化的诚信教育。理想的校园治理，应当推动各方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共建，通过规则明晰、技术赋能与文化涵育的良性互动，真正筑牢信任基石，实现秩序与温度的统一。

　　(文中受访大学生均使用化名)

　　实习生 赵思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2月23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