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设备和资金短缺、骑手对救援风险有顾虑、人员流动性大等因素正阻碍急救队伍的壮大

　　“急救骑士”涌现街头，制度保障如何跟上？

　　阅读提示

　　近来，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参与急救、救助的行为广受关注，多地试点组建“外卖骑士急救队”，推动骑手成为城市应急救援新力量。然而，队伍常态化运行仍面临装备资金短缺、骑手对法律与订单风险有顾虑，以及人员流动大、协调机制欠缺等现实障碍。专家建议，应从立法保障、资金支持与平台协同等多方面系统破局，让善行更有底气、更可持续。

　　8月26日，淘宝闪购饿了么官宣了8位“城市骑士”代言人，其中就有因携带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救人走红的“急救侠”张宝剑。

　　为倒地的路人做心肺复苏、下水救起溺水儿童……近年来，外卖骑手见义勇为已不鲜见，平台企业和一些地方工会也试点组建了多支“外卖骑士急救队”，为骑手提供物资、组织和培训上的支持。

　　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急救队伍常态化运行，仍然面临着资金来源没有保障、骑手对救助风险存在担忧等问题。

　　“急救骑士”在全国各地涌现

　　今年3月25日，湖北武汉一名七旬老人遭遇车祸被撞倒地，恰好送餐路过的骑手张宝剑见状立即暂停送餐，取出随车携带的急救包和AED开展施救，为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

　　张宝剑的善举在网上被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的一致好评，亲切地称他为“急救侠”。

　　救人走红后，张宝剑发起成立了“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几十场消防应急、心肺复苏、AED使用培训下来，已有1000多名骑手掌握了急救技能，志愿服务队救人已达百余次。

　　除了武汉，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纷纷涌现出“急救骑士”队伍，成为街头巷尾社会急救响应的重要力量。杭州余杭区近40名外卖骑手经过严格的培训获得了红十字救护员证书(AED专项)，以“移动救护员”的身份投入日常配送工作；河南郑州管城区首批骑手取得救护员证书，化身城市“急救轻骑兵”……

　　除张宝剑随车携带AED之外，武汉另一位外卖骑手赵彬从2024年就开始身背AED送外卖。

　　记者了解到，心脏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是“黄金4分钟”，在救护车到达前的“急救空窗期”，使用AED能够让施救成功率提升40%左右。

　　“我们送外卖的兄弟对地形特别熟悉，电动车快速机动，可迅速到达现场。”赵彬表示。

　　赵彬说，他的AED是他自费数千元，再由朋友赞助才配置下来的。而张宝剑救人使用的AED是今年2月武汉市江汉区委工作部为他配备的。

　　近期，武汉市江汉区红十字会和爱心企业分别给“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赠送了两台新的AED。目前，张宝剑所在的骑士驿站共配有3台AED、几百份急救包等应急物资，驿站前的小广场也成了骑手们进行急救技能培训的场地。

　　资金支持不足，骑手顾虑多

　　“外卖骑手是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急救技能既是对骑手的职业赋能，也是社会治理毛细血管的延伸。”武汉市江汉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区总工会已连续两年开展急救知识专项培训，还为骑手们配备了车载急救箱，支持外卖骑手成为“移动急救站”。

　　尽管越来越多的“急救骑兵”参与了培训，但在日常配送中，骑手对救援有顾虑仍是常见情形。

　　“5月时，我认识的一位兄弟在城中村送餐，看到一位老太太面部朝下倒地一动不动，他不敢贸然上前救人，就给我发了消息。”张宝剑告诉记者。

　　张宝剑赶过去施救的时候，很多路人提醒他“不能碰”“万一讹上你怎么办”。但拥有专业急救证、掌握急救技能的他还是及时为老人处理了伤口，并叫来救护车将其顺利送医。

　　“总体而言，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外卖骑手参与救援的法律风险并不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泽西分析，民法典第184条“见义勇为”条款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使受助人最终离世或者造成受助人损害，也不承担责任，“关键是要让更多骑手了解到这一规定，打消他们的顾虑。”

　　对于骑手担心的中断送餐去救援可能造成的订单超时问题，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外卖配送平台采用了“罚单剔除”机制。“如果救人耽误了送餐，只要给平台客服打电话，说清楚情况就能取消惩罚。”张宝剑告诉记者。

　　江汉区总工会还反映，支持和培训外卖骑手救援队伍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些客观困难。例如，救援队的装备购置与更新、技能培训、日常运营、表彰奖励等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工会支持或个人捐赠难以为继。

　　一位医疗从业人员介绍，一套标准的AED价格通常在1.5万元至5万元之间，且AED的电极片属于一次性配件，每次使用后都需更换，还要考虑检修和维护成本。“骑手自费购买昂贵的AED并不现实。”该从业人员坦言。

　　“而且，骑手的本职工作繁忙，且流动性非常大，刚培训好的队员，可能没几天就离职或换区域了。”江汉区总工会的负责人表示，要想高效地调度、指挥这些“流动”的救援力量，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就近就快”响应，需要一套成熟的信息化管理和通信协调机制。

　　急救队伍如何进一步壮大

　　“外卖骑手积极参与社会应急救援，有助于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提升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一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也有意愿组织、培训骑手志愿服务队，将其作为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于救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救助失败和自伤风险，刘泽西建议骑手实施救援时最好优先使用已掌握的急救技能，若无培训基础，可以维持现场秩序，或拨打120在专业指导下实施救助。平台可以为骑手购买意外险、医疗险，或由政府联合保险公司捐赠，抵御救援中的自身伤亡风险。

　　在张宝剑看来，最有效的激励方法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奖励和宣传，“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奖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份鼓励和认可。”张宝剑说。

　　“立法机关应当在民法典及各地关于见义勇为奖励与保障的立法实践基础上，适时推动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专门立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班小辉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完善制度体系、弥补地区差异，也能进一步提升见义勇为制度的权威性与可预期性，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崇尚、鼓励并切实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良好法治环境。

　　“除急救之外，我们能看到外卖骑手正在社区发挥着更多的作用，比如消防隐患排查，为空巢老人代购生活用品等，他们的参与让社会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班小辉补充道，对此，政府应当推出相应的奖励和财政补贴机制。同时，可设立专项资金，对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骑手予以奖励，并推动平台企业配套支持，形成持续、制度化的激励导向，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

　　本报记者 张小简《工人日报》(2025年09月1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