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以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史地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逐渐形成，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

　　早年间，因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敦煌被认为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评价，也曾刺痛我国学者的心。

　　面对这些，一代代国内敦煌学者焚膏继晷、奋起直追，从手抄海外研究机构的敦煌文书、攀爬“蜈蚣梯”临摹莫高窟壁画，到逐步构建起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文献并重的学术研究体系，再到推进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在数字世界“重聚”……

　　今年是藏经洞发现125周年。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我国研究者正以开放之姿团结全球学者共探“人类敦煌”，推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包罗万象

　　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扫积沙时，叩开了千年洞窟之门，7万余件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文物重现天日。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兴盛繁荣，敦煌文化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既有文献，也有绢画、法器等。文献内容既包含天文历法、医药处方、星图算书、宗教典籍，也有商业契约、诗词歌赋、识字读本，兼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等非汉文文献。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称藏经洞出土文献“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

　　然而，20世纪初，国力衰微，文物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法、日等国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独占鳌头，我国学者却只能开展间接研究。

　　1944年，莫高窟的第一个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的支持力度。

　　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敦煌学人，满怀赤子之心，毅然放弃优渥生活，奔赴大漠。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接棒者”接续保护文物、埋头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敦煌研究》等学术刊物陆续创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学研究范围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学科和领域。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学者现已在石窟考古分期、文献整理校录、历史社会研究、艺术史论、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例如，虽然敦煌遗珍散落各地，但全球敦煌文献图版及释文的整理编写工作基本都由中国人完成，这为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夯实了基础。

　　“无论你是哪国人，做敦煌学研究都得读图版。这是基础、是标准，也是我们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说。

　　“过去，我们主要研究敦煌文化‘是什么’‘有什么’，现在基本搞清了；但在敦煌文化‘为什么’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研究。”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已成为中国学者文化自信的全新表达。学者们不断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历程，在推动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持续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影响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视野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古丝路繁荣的密码。开放研究、合作共享，则是敦煌学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提升的基石。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积极推进“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的基础上，该项目联合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多国机构共同参与建设。今年5月，“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对外发布，实现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在数字世界的“重聚”。

　　该平台整合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目录、珍贵图像，并纳入海量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卷文字自动识别，具备图像拼接、图像缀合、知识图谱构建、全文检索等多项功能。

　　9900多卷经文、60700幅图像、840万字识别文本——无论身处何处，只要轻点鼠标，就能通过“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穿越时空，触摸千年文明。敞开怀抱的敦煌学，正热忱欢迎全球每一位研究者、爱好者。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表示，敦煌学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学问，更是走向世界的学问。它所记载的历史文明的碰撞、文献产生和流散的过程以及全世界学者的走访调查与相互交流的研究成果，都具有世界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踏出国际化步伐，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近年来，国际交流合作更加频繁，敦煌研究院持续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文保技术、培养专业人才、推进数字资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宋焰朋介绍，2017年以来，他们先后开设了“从巴米扬到敦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尔罕到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相关研究不仅发现了不同文明数千年间的遥相呼应，更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

　　通过联合学术攻关、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培训等方式，敦煌学成为联系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纽带之一。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敦煌这样集合如此多元化的文化和历史，这些资料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帮助我们理解过往和当下，以及全球化未来的可能性。”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汉学家史瀚文说。

　　如今的敦煌，承载着世界的目光。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敦煌文化，正在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深厚滋养。敦煌学也正以煌煌大观之态绽放新颜。

　　续写新篇

　　在敦煌，人们把去莫高窟叫“上山”，回市区叫“进城”。每天早上9点，由敦煌市区开来的通勤车停在莫高窟窟区门口。车上走下的人里，不乏“95后”“00后”的年轻身影。

　　他们中既有临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艺术家，也有为壁画“治病”的修复师，还有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洞窟的程序员。这些年轻人正在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当前在国内各大高校，敦煌学专业人才规模逐渐扩大，研究领域从以前的历史文献学逐渐向考古学、宗教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史等领域拓展，不少青年学者已在各自领域初露锋芒。

　　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培养的“95后”博士后方璐所研究的西夏文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难点之一，也是破译古代文明交流的关键密码。“我希望用所学知识为敦煌研究贡献青春力量。”她说。

　　在莫高窟附近的“寻境敦煌”数字展厅，观众只要戴上VR设备，便能抬头看见莫高窟第285窟的绚丽藻井。

　　依托敦煌学丰厚的研究成果，“寻境敦煌”利用VR虚拟现实、三维建模、游戏引擎的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等新技术，让游客能够零距离观赏壁画、全方位探索洞窟细节。

　　负责该项目的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据介绍，这个团队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六成左右。

　　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开始了数字化保护的探索，以期实现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9年前，集纳海量数据资源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首次向全球免费共享30个敦煌石窟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莫高窟变得不再遥远。

　　近年来，“云游敦煌”小程序、敦煌“数字人”伽瑶、“数字藏经洞”等各类基于文物数字化的成果持续涌现，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以更年轻化的形态走入公众视野。

　　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库访问量已突破2300万人次，访问用户遍布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行为数据和互动反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向，也助推敦煌学从学术圈“破圈”走向更广大的公共知识领域。

　　“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享，推动敦煌学研究。”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宏说，当大众走进敦煌的世界，当更多人能够接触、理解、热爱敦煌文化时，这门学问也就获得了更旺盛的生命力。（记者任延昕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