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陇东农家，一路以笔为犁，成就30余部1000多万字的辉煌著述；他是中国传记文学的拓荒者，《刘志丹的故事》《最后一枪》《血与火》《鏖兵西北》等，藏着无数历史过往；他担任深圳市文联主席期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一举摘掉深圳“文化沙漠”的帽子。如今，出走半生的他，心中的故园还是陇东老家的窑洞院落——他就是广东省文联原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原主席张俊彪。

春末时节，“走南闯北庆阳人”采访组一行南下深圳，采访了张俊彪先生。古稀之年的张俊彪看起来清瘦而矍铄，言笑间带着西北人的爽朗和耿直。见到故乡人，张俊彪显得格外亲切，说起那片熟悉而遥远的黄土地，他用一口地道乡音深情地说：“陇东大地生养了我，也塑造了我，我与庆阳有着血脉相连的牵绊，庆阳是我的根，是我的魂。”

黄土地上走出的作家

1952年，张俊彪出生于正宁县永和乡王家寺村的农家牛圈。作为陕甘交界的“外来户”，张家常年生计窘迫，父亲日夜劳作难解温饱，母亲操持家务饥寒早逝。为让张俊彪有成才的机会，他未满9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至正宁县罗川镇的罗川小学住校读书。11岁时，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正宁县第二中学。刚上初二，千辛万苦得来的读书机会，就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止。他在校园里悄悄捡起造反派丢在树下的书，带回家中，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晚在煤油灯下读书，就这样偷偷读完了《红岩》《红日》《青春之歌》……动荡贫瘠的岁月里，文学的种子在他心中渐渐萌芽。高三那年冬天，17岁的张俊彪从学校应征入伍，当上了工程兵，在陕西汉中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从事三线建设。

1970年寒冬，夜里执勤后的张俊彪即兴写下人生中第一首诗作《毛主席和咱心连心》，竟意外发表于《勉县文艺》，后经《陕西日报》《陕西文艺》转载，由此叩启文学之门。此后几年，这名“会写诗的战士”成了军旅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一路从连部调到营部，直至团部。有了更好的读书学习和写作环境，5年间他先后写下14篇小说及诗歌。

然而，命运未因部队履历而发生转折，1975年转业前夕，他的档案竟被提前退回原籍。

一切似乎回到了“原点”，写作之笔却不曾停下。在麦收时节的陇东高原，张俊彪白天下地收麦，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小麦割完的那一天，《甘肃日报》整版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丰收》。之后，“社员张俊彪”的人生也开始出现真正的转折——他接到了庆阳地委宣传部的通知，参加为期3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

这一去，他就出村进城，正式参加工作，一步步走向省城，再一路南下。

　　“苦难也是一种成就，过往的，对于人生，都是一种生命的际遇。”回忆往昔，张俊彪认为，自己的创作根系深扎西北沃土，故乡的生活经历给他提供了写作素材，也给了他无数感悟，也形成了他的叙事风格。在其笔下，少年困顿化作《牛圈娃》《张家沟》的质朴乡景，家族迁徙凝成《没有陨落的太阳》的生命礼赞。这片浸润黄土文化与革命星火的土地，既赋予他体察民生的敏锐目光，又孕育了他深沉浓厚的精神情怀，从省府秘书到南下选调干部的经历，给了他全新视角，转化为创作源泉，熔铸为《省委第一书记》《幻化》（三部曲）《曼陀罗》等作品的史观与人性的交响。

　　中国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多年来，张俊彪始终主张“作家须对脚下土地负责，以笔为苍生立命”。为重现历史真貌，他踏遍陕甘寻访革命遗迹，沿河西走廊追溯西路军征程。1978年秋冬，张俊彪辗转兰州至西安，循西北陕甘游击大队、红二十六军战斗足迹，踏访延安、正宁、旬邑，采集写作素材。“当时陕甘交界林密路险，我背着行军壶，带着干粮，在深山老林里寻访流落各地的老红军。那些用脚步丈量的路途、亲笔记述的事迹，铸就了我的创作根基。”张俊彪说。

　　谈及与传记文学的缘起，张俊彪表示，他从骨子里敬仰为革命奋斗的英雄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鲜活生动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却被渐渐湮灭，而党史资料极少有大众读者阅读。“写小说，搞文学，走一条比较轻松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之路，写起来省心顺手，然而，这又违背了自己的写作初衷。可否在正传与文学二者当中另辟蹊径？”张俊彪不断思索，终于在脑海里闪现出了“传记文学”的名称，以革命战斗历史为主要素材，以真实的人物与事件为传记的圭臬，以文学的语言与手法来记述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融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这就是他寻觅和需求的文学形式——传记文学。

　　这样的文学思想让他在创作中坚持“秉笔直书”，务求做到文学与艺术的真实。张俊彪最先写出《刘志丹的故事》，随即又一气呵成写下《血与火》。1979年，《血与火》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稿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将原红旗飘飘编辑室更名为传记文学编辑室。时隔不久，解放军出版社也将星火燎原编辑室更名为传记文学编辑室，传记文学这一崭新的文体应运诞生。

　　1985年起，张俊彪先后出版了《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最后一枪》《红河丹心》《黑河碧血》《刘志丹》《董振堂》《鏖兵西北》等十余部传记文学作品， 共计数百万字，填补了西北革命史叙事空白。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提出并撰写传记文学的人就是张俊彪。”1985年，张锐和张恩奇两位青年作家，写了一篇专访《碧血·丹心·黄土——记传记文学作家张俊彪》，发表在当年的《文艺报》头版醒目位置，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当文坛困于历史叙事窠臼时，张俊彪已高擎“史实为骨、文学为魂”的旗帜，在传记文学领域开疆拓土。

　　“文艺绿洲”的“引水人”

　　1992年，张俊彪奉调南下深圳，担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他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改革风潮席卷而来，但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一度被国人称之为“文化沙漠”。在他赴任深圳市文联主席时，当时文联副主席中已有王子武、祝希娟等文艺名人，他带领班子成员开始成立、健全文联下属十多个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文艺创作室，在全国首创建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并纳入体制，陆续建立各区文联及其协会，建章立制，组建文艺队伍，设立文艺奖励机制。

　　到深圳任职的第三年，深圳市文联下属各文学艺术家协会换届，张俊彪向深圳市作协、市音协、市剧协的主要领导推荐了一批青年接班人。在这次换届中，长篇小说《花季·雨季》的作者郁秀正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获国际肖邦钢琴大赛金奖的青年钢琴演奏家李云迪担任深圳市音协副主席，作家从容担任深圳市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他们都二十多岁，能在深圳作协、音协、剧协任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大家都认为，深圳文学艺术界在培养使用青年人才方面开了年轻化的先河，走在了全国文艺界的前列。”也正是在那一年，深圳产生了一大批在国际国内获得常设性大奖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国内以及港澳台产生了不凡的社会影响，全国文联工作会议上，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重要位置发表题为《深圳从“文化沙漠”到“文艺绿洲”》的长篇通讯，深圳从此摘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文艺进入健康快速良性发展的轨道。

2005年，深圳新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列举：深圳市从12年前获省级以上文学奖的100项左右，跃升到2004年底的2000多项，其中获得国家和国际常设性文艺大奖500多项，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艺术门类的重大奖项。

在深圳大芬油画村，艺术与商业形成交响。这座“全球油画第一村”以年产500万幅、行销120多个国家的产业奇迹，书写“艺术惠民、产业富民”的中国故事。鲜为人知的是，其繁荣背后有着张俊彪的文化远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的他力主“文化需与城市发展同步”，推动将大芬村纳入《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重点扶持对象，一系列政策设计令大芬村从无名小村蜕变为年产值45亿元的产业绿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艺术减贫”的鲜活样本。

心向故乡的文学赤子

2019年6月，张俊彪将毕生珍藏捐赠故乡原籍陕西旬邑，在旬邑县城的文化广场附近，设立了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永久免费向社会开放。对出生地正宁县，张俊彪同样深怀热爱。2022年7月，正宁县在罗川古城文庙大殿举办了“守望乡愁、繁荣创作、传承文明”文艺工作座谈会，回家乡参会的张俊彪重游故地，畅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写作感悟，为现场的文艺工作者答疑解惑。他寄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担负起历史使命，牢牢把握正确的文艺创作导向，多用本土题材，讲好庆阳故事。”

2023年7月，在市融媒体中心，一场名为“守望乡土：与庆阳籍著名作家张俊彪文学对话”的专题访谈，让庆阳市乃至陕甘两省的文学爱好者为之沸腾，畅谈文学之余，张俊彪表达了对故乡的感情：“我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成长，从这片土地上走向外部的世界。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不仅养育了我，也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懂得怎么做人，我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情感。”

2024年，张俊彪散文集《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正式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他一生的成长轨迹，记人叙事，抒情写意，忆物念旧，见微知著，这里有他要感谢的人，更有他心心念念的故乡。他说：“这些恩人、亲人，甚至是只有一面之缘却给了我影响的人，都是隐在我心中的高山大河。”

在采访的最后，张俊彪再次向家乡表白：“家乡是我的根，是我的魂，是我一生放不下的思念，我想在家乡度过自己的晚年，叶落归根。”

“家乡山亲，水亲，人更亲。祝愿家乡越来越美好！”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面对镜头比了一个“心”！（作者/丁艳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