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检察机关深挖健康证售假、购假链条

　　餐饮服务行业人员购买使用假健康证，只为“方便”？

　　涉案人员制作的假健康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涉案人员购买假健康证的聊天记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一张小小的健康证，载有办证人进行肺结核、皮肤病等相关传染病检查的结果，以及检查日期等信息，关系着公众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公共卫生防疫中的重要一环。

　　持有健康证方可上岗，是从事餐饮等行业的硬性要求。食品安全法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也规定，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才能从事本职工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部分嫌疑人主动联系相关经营场所，为从业人员伪造健康证及体检报告单。有的嫌疑人甚至伪造了健康证的核验网站，在一些检查中蒙混过关。

　　西城检察院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发现，西城区甚至北京市餐饮等行业存在部分从业人员购买、使用假健康证的情况，健康证明的监管存在漏洞。对此，西城检察院通过探索建立了伪造证照行政监管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开展类案监督，推动健康证明领域长效治理。

　　假健康证背后的“猫腻”

　　通过手机地图App检索北京城区有健康证明办理需求的餐饮、洗浴等经营场所电话，主动联系相关场所经理、领班是否需要上门办理健康证，为相关人员伪造健康证及体检报告单。2023年，西城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办理的一起伪造事业单位印章案件中，这是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的“揽客”手法。

　　“在我办理的相关案件中，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参与办理此案的西城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嘉成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类似行为总体非常隐蔽，“往往是第一次在这里办过证的，后续才会相互介绍”。

　　案件材料显示，郑某某曾在外地开办咨询公司，为健康证体检提供中介服务。“一般凑足10个人可以安排一辆车去体检。”王嘉成介绍，“后来他们发现这样赚钱赚得少，而且很麻烦，就开始办假证。”

　　郑某某等人仿冒的假证与北京市正规的健康证，肉眼看，区别并不大。为了使假证更逼真，郑某某等人还配套搭建了一个“山寨”的验证页面，扫描假证上的二维码，会弹出一个验证页面，和真的网页几乎一模一样，“除非详细对比这两个页面，一般的检查人员也很难分辨”。

　　据郑某某供述，办一个假证，他能赚30-40元，每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每个月在他这里办理假健康证的有二三百人，办案人员通过证据材料发现，一些人办假证是图方便、省事，也有些人不满足办理健康证的身体条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办证，本该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就这样进入了市场，对公众的卫生健康，存在较大的潜在威胁。”王嘉成介绍说，健康证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病毒性肝炎、痢疾、伤寒、活动性肺结核、皮肤病等疾病。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伪造和使用假健康证都是违法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可被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

　　目前，经法院判决，郑某某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两个月，罚金两万元。判决已生效。

　　明察暗访了解健康证办理难点

　　“除郑某某外，一些嫌疑人情节轻微，不需要通过刑事手段惩罚，由行政检察部门统一向相关行政机关移送，对他们处以行政处罚。”西城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白春林介绍。

　　健康证虽小，事关重大。“健康证与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说，特别是连锁餐饮企业，一旦因此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也会累及整个企业的声誉。”参与办理此案的西城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子雄说。

　　此案被提上了西城检察院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然而检察官们的看法不一。“对涉及该案的经营者来说，一些已经被处以拘留或其他刑事措施，是否还要进行行政处罚；此外，近年来餐饮行业流动性比较大，购买、使用假证的经营者、服务员很可能已经不在北京，检察机关移送出去的线索就没有实际意义了。”白春林说。

　　“主管领导建议去这些餐饮、服务场所，还可以去医院，实地看看，健康证当时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到底是怎样出具、怎样检查的。”赵子雄回忆，年轻的检察干警们周末去吃饭、理发、美容时，尽量和服务人员多聊天，“聊‘嗨’了以后问他们，办不办健康证，健康证怎么办的？以消费者的立场，从生活化的细节去了解。”

　　历时半个多月的暗访让检察干警们掌握了不少一手信息。“一位女干警周末去理发时，一名服务员提到了办健康证上门体检，这背后八成是有猫腻的。”赵子雄解释，医院要在规定的经营范围内营业，上门体检超出了营业范围，“更何况办理健康证有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肺结核的检查需要做X光检查，上门体检根本做不了。”

　　除了暗访，还有明察。通过郑某某聊天记录中的线索，办案人员找到北京某知名火锅店的一名经理。讯问中，他承认，在店里做员工时，他就购买使用假健康证，到了一家新店当经理后，出于“方便”，他收钱为10余名员工办理了假证。“这些新员工有的并不知道真的健康证的办理渠道，就把钱和身份证交给经理。”赵子雄介绍，这名经理被处以治安处罚。

　　经过明察暗访，西城检察院发现，早在2022年11月，北京市卫健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性体检开展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费用减免工作的通知》，明确自2023年起，相关从业人员可免费办理健康证，但依然有从业人员选择购买假证。

　　一个重要原因是正规的健康证办理“太慢”。赵子雄曾和同事以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西城区免费办理健康证的公立医院以及收费办理健康证的体检机构走访，“走了一遍办理流程，发现健康证并不是当天就能办理。有时上午人多，当天的体检不一定能排上。体检结束，有的通知3-5天来拿结果，而免费的公立医院，因为来办的人多，时间可能更久。”

　　“很多从业人员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待办理健康证的时间要7-10天，相当一部分餐馆等不管食宿，一天的房租加生活成本要100多元，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还没工作，自己要先花钱。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部分管理人员如经理、领班就会主动组织从业人员购买假健康证，节约时间。”经过走访调查，检察官们了解了部分购买、使用假证者的心理。

　　大数据比对破解健康证治理“堵点”

　　事实上，假证被购买使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检查环节“力有不逮”。由于北京市、区两级未建立统一的健康证明数据库，行政机关检查时往往只进行“形式检查”，假证亦可蒙混过关。

　　“据了解，目前不同医院发放的健康证明形式并不统一，有的发放卡片并附有体检报告单，有的就只发一张体检报告单。即使有的证件印有二维码辅助验证真伪，也存在类似郑某某等人制作的仿冒验证网站，制作成本也比较低。”赵子雄介绍。

　　目前，北京各区都可以办理健康证，并在全市范围内使用。“行政机关查验本区办理的证件真伪相对方便，但一旦跨了区，就涉及区与区、医院与医院之间的数据堵点。”为此，西城检察院探索建立了伪造证照行政监管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开展类案监督。

　　承办检察官通过全国检察业务系统2.0的“案件查询”模块进行类案检索，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为关键词进行筛查，同时与刑事检察部门进行沟通，同步开展案件证据筛查工作，筛查刑事案件卷宗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快递邮寄记录、查封扣押文书材料等，初步筛查出健康证假证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邮寄地址等信息，形成“黑名单”。

　　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协助的形式，调取相应时间段内为医院及体检机构健康证运营系统提供服务的科技公司的后台数据，主要包括合格人员名单（白名单）以及不合格人员名单（灰名单），通过将合格、不合格名单与黑名单碰撞，筛查出办理过假证至今，仍未办理真实证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明知自己体检未合格依然通过办理假证从业的人员名单。

　　在初步筛查500余条健康证线索的基础上，西城检察院最终确定公共场所类健康证违规使用名单共计197件、餐饮服务类健康证违规使用名单150件。在线索筛查过程中，还发现了涉及北京其他区买卖、使用伪造健康证线索，通过“伪造证照行政监管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向相关区的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对伪造、买卖、使用假证行为进行全域全链条治理。

　　今年3月，西城检察院向两家行政机关移送购假、售假线索。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同步开展健康证明领域专项检查，目前已查实处罚商户41家，督促228名虚假健康证明购买者体检、办证，其中涉及多家知名餐饮连锁企业。

　　“这228人中因体检不合格，购买假证后从业的，只占了很小比例，绝大多数使用者就是图省事儿，在行政机关的督促下，已经去办理了正规的健康证。”赵子雄介绍。

　　“通过数字检察，实现了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的融合履职。目前，这一大数据模型已经通过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模型认证工作，下一步可以利用它对全市假健康证进行广泛和深入治理。”白春林表示，接下来，检察机关还将继续与行政主管部门一起，就涉假线索移送、打通各方数据壁垒、建立定期协作会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

　　“同时也希望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探索实现全市健康证体检数据打通，真正破除这一壁垒。”白春林说，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与相关行政机关形成合力、共同施治，全力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