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在党和政府关怀下，3000多名孤幼儿从上海、江苏等地被送到内蒙古自治区，在草原牧民抚养下长大，写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一段历史，他们因此被称为“国家的孩子”。

　　如今，他们大多已年过花甲，“知其所来”的愿望愈发强烈，与亲人团圆的机会也愈加宝贵。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比对DNA数据，帮助他们找到亲人，续写着又一段恩情与亲情相融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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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回来就好……”1月12日，66岁的王志强终于见到了阔别64年之久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从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长大的王志强，在相距2000公里外的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崔家村，找到了自己的根脉。

　　亲人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在这一刻奔涌而出。

　　穿上大红色蒙古袍与亲人相拥

　　1月11日，认亲前一晚，王志强的爱人乌兰把两件大红色蒙古袍挂了起来，把准备好的银碗、哈达装进包里，这是他们为认亲仪式特意准备的蒙古族服饰和用具。

　　按照蒙古族习俗，每逢盛大节日、喜庆的日子，他们会穿上华丽的蒙古族服饰，表达尊敬、喜悦之情。选择在认亲的日子穿上蒙古袍，王志强希望让家乡人了解蒙古族习俗文化，也以此表达难忘草原母亲养育之恩。

　　在王志强为认亲仪式精心准备的同时，他远在常州的亲人也在忙碌着。

　　王志强的大侄子崔文炳早早把水果、糖果摆上八仙桌，买来了象征团圆的馄饨。亲人们陆续赶到，十几口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

　　王志强的三姐崔留珍拿出一张已过世父亲的照片，侄子崔山佳从手机里翻出叔叔王志强的照片，他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端详：“像！看着就是我们的家人。”

　　一切准备就绪，崔文炳捧着一大束鲜花，去酒店迎接王志强。路上，他向王志强介绍家乡多年前的模样，“这条马路以前是条河”“咱们家的祖宅就在东庄社区这里”。

　　年过花甲的王志强已忘记了有关家乡的一切。1960年，他被送走时还不到两岁。在王志强儿时的记忆里，他是蒙古族，生长在草原上，“牧民老乡每天会牵着奶牛来送奶”。

　　看到王志强走来，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二哥崔银富、三姐崔留珍快步上前迎接，和王志强紧紧拥抱在一起。亲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见证这一团圆时刻，看着他们热烈相拥，许多人红了眼眶。

　　1月12日10时，认亲仪式在东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坐满了王志强的亲戚，有人专程从宜兴市、无锡市赶来。

　　“经数据比对结合背景调查，王志强、崔银富、崔留珍符合全同胞关系。”认亲仪式主持人、宜兴寻亲志愿者昌江涛现场宣读由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出具的《亲缘关系确认书》。

　　随后，王志强跟着家人回老家，一路上，他一直拉着三姐的手。饭桌上，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这时，王志强问起自己头上伤疤的来由，崔留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拿刀划的。”当年，8岁的崔留珍做饭时，把弟弟放在木制的学步车上，她削莴笋时不小心划伤了弟弟的头。

　　崔留珍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没承想这道疤成了他们寻找亲人的标识。“姐姐，要不是你划我这一下，你们还认不出我呢。”在亲人面前，这个令他好奇多年的问题“揭秘”了。

　　看着高大壮实的弟弟，崔银富想起当时家里送走弟弟的缘由，“当时家里有7个孩子，实在养不活，最小的留下来就要饿死”。60多年后再聚首，他和家人们不禁感叹：“感谢内蒙古大草原把你抚养大，还养得这么好，现在又把你送到我们身边。”

　　亲情血脉难舍，踏上寻亲路

　　团圆来之不易，这背后是一波三折的漫漫寻亲路，更有公安民警、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与帮助。

　　养父母相继去世，王志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尽管从小隐约知道自己被当作南方孤儿，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王志强真正面对这个话题时，他的儿子已经上了初中。“你是上海孤儿吗？”有一天，王志强接到儿子班上同学母亲嘎鲁打来的电话，嘎鲁解释说她也是上海孤儿，想把大家组织起来，过几天一起聚聚。

　　实际上，王志强的身世已是公开的秘密。妻子乌兰的父亲曾和王志强的养父一起把他接回，乌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有一次，儿子在和同学聊天时无意中提起，“我爸是南方孤儿”。“我妈妈也是。”就这样，嘎鲁知道了此事。

　　嘎鲁到锡林郭勒盟报社发了一个登报启事，建了微信群，逢年过节大家互相问候，平时一起聚餐、参加活动，“哪位兄弟姐妹家里有困难或者生病住院，我们都能出一份力”。

　　自2000年起，嘎鲁他们踏上了寻亲之路。

　　起初，王志强对于寻亲很矛盾，“既想知道答案，又觉得没有必要，寻亲这件事，除非对方真的想来找你，否则不会有结果”。

　　2007年，王志强准备了一些寻亲资料，和爱人乌兰抱着“去旅游”的心态，和同伴一起到上海儿童福利院旧址寻亲。

　　几次的寻亲会都没有实质性结果。2015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来自安徽的电话，“对方问了我一些信息后，说我是他的弟弟”。不久后，这家人来到锡林浩特，王志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极度渴望和失散亲人团圆的双方就这样认了亲。后来，在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中，王志强才发现他们的DNA比对不上。

　　寻亲路上，当地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成为强大后盾。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乌达木被称为“寻亲大使”，他对王志强说：“叔叔，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通过分析，在比对王志强的DNA数据后，发现几个江苏省常州市崔家村的家系，可能与他有亲缘关系，随后把情况通报给江苏省宜兴市寻亲志愿者团队。

　　2023年12月14日，寻亲志愿者昌江涛和几位志愿者来到常州市崔家村实地走访。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由专业人员采集可能是王志强亲属的人员血样，寄回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进行DNA数据复核比对。

　　当昌江涛联系到崔文炳想要采血时，他却拒绝了。昌江涛很纳闷，“正常人家能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

　　原来，崔文炳之所以不想采血，是因为之前也有过认错亲的经历。后来，他说：“在志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下，我同意了采血。”

　　此次亲人相认，崔文炳与王志强都感叹道，“真的要感谢锡盟公安局，感谢志愿者，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亲人”。

　　帮助更多人圆梦

　　事实上，大多数自发寻亲过程十分不易，仅凭外貌特征无异于大海捞针。

　　转机出现在2021年，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团圆”行动，依托打拐全国DNA数据库，帮助失散的人找寻家人。

　　乌达木说，当时有意向寻亲的“国家的孩子”来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记，采集完血样后再送到技术大队进行检验鉴定和分析。当年就有两人寻亲成功，现居住在锡林浩特市的苏和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65岁的苏和从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我还有个妹妹，父母却总是偏爱我”。在他的记忆中，家里特意买了一头奶牛给他吃奶，每到过年衣服从里到外都是新的，上初中时就有了手表……后来，苏和的父母告知了他的身世，他记得那天放学回家，家里坐满了人，“连住在旗区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我父亲说要宣布一件事……”

　　养父母离世了，苏和开始想解开疑问：“我到底来自哪里？我还能见到亲生父母吗？”自此，苏和踏上了寻亲之路，到上海、江苏等地参加寻亲会。2016年，苏和在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下，采集了血样、做了DNA比对，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2021年5月，得知可以去当地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分析比对DNA数据寻亲，苏和来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采集血样。

　　乌达木将采集来的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青年警员们马不停蹄地展开DNA比对工作。与此同时，远在江苏的寻亲志愿者挨家挨户寻访，广泛搜集曾送出孩子家庭的亲属血样。

　　据乌达木介绍，通过DNA数据寻亲，是当前准确性最高的一种手段，但前提需要双方的DNA数据都录入数据库。尽管现在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数据检测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拿到DNA数据之后，仍面临大量的工作。

　　乌达木说，寻亲双方两个地区的公安部门需要对接，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需要跟进核实。从发现可能的家系范围，到逐步缩小范围直至精准锁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大多已年过花甲，随着年龄增大，对他们而言，团圆的机会更加宝贵。31岁的民警于海霞时常加班，“为了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总是守在机器旁边，出了结果马上进行下一步工作”。

　　好消息很快传来。2021年7月，苏和的DNA比对成功了，他的家人在江苏宜兴官林镇。接到寻亲成功的电话后，苏和不敢相信，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两年来，苏和同宜兴的亲人联系密切，经常打电话、发微信。2023年7月，苏和的哥哥姐姐带着儿女，一共12口人，驱车来到锡林浩特，在草原上游玩，吃手把肉、烤全羊。苏和找出当时的录像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他们一家人在蒙古包里载歌载舞、把酒言欢。

　　开往草原的儿童专列

　　苏和将寻找到亲人的好消息，在微信群里分享给更多人，他们希望接上这份好运，早日圆寻亲梦。

　　苏和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已92岁高龄的姜永禄老人。姜永禄此前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旗医院的领导，当年，他带队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把300多个孩子从上海接到内蒙古，其中就有苏和。

　　1月10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锡林浩特市姜永禄老人的家中，书桌上堆放着几十封信，姜老正翻看着来自呼和浩特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信件。

　　提及当年锡林郭勒盟接回孩子的话题，耄耋之年的姜永禄仍能清晰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1959年12月，内蒙古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各盟市、旗县、苏木乡镇重点卫生院的干部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在5个旗县设立育婴院，由保育员照养孩子们一段时间，待他们恢复健康、适应了当地气候时，再交给牧民抚养。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这次会议是最长的一次，为期40多天。”姜永禄说。

　　会议一结束，接入南方孤幼儿的工作正式开始。新盖了两排木质结构的房子，搭建小桌子、小椅子、小床，裁剪婴儿衣服，给保育员授课培训，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0年8月24日，姜永禄带着由医生、护士、保育员、会计组成的16人小组出发了。几天后，他们抵达上海市育儿院，眼前的孩子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大萝卜头、大肚子、细胳膊细腿。

　　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的准备，当年9月底，接运小组带着采购的药品、氧气、纸尿片等物资，接上孩子们，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铁路部门特批两节“儿童专列”车厢，驶往1800公里外的内蒙古。

　　“这些孩子中，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几周岁。”姜永禄回忆说，孩子们一会儿哭，一会儿尿，一会儿喊饿，火车行进的两天两夜时间里，接运小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合眼。

　　火车到达张家口站时，大街上正在耍龙灯舞狮子庆祝，姜永禄这才反应过来，“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啊！”

　　抵达后，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包德明带着两辆大轿车来接他们，先把孩子们送到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在当地休整两天后，再把孩子们送到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立的育婴院。

　　“我们一共走了6天，长途跋涉，顺利接回了这些孩子。”讲到这里，姜永禄长舒了一口气。

　　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

　　在阿巴嘎旗，当地举全旗之力，精心养护这批孤幼儿。

　　凭票供应的细粮对孩子们全面供应；旗供销社难得来了两箱苹果，都留给孩子；奶粉库存告急，供销社科长骑马下牧区寻找奶源，勒勒车(草原上使用的运输工具——记者注)拉回冰冻的奶坨子，“有的茶缸大、有的碗大、有的铁锅大，一看就是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这些难忘的一幕幕在姜永禄头脑中闪现。

　　收集牛奶时，供销社要给牧民钱，有的牧民急了。讲到这里，姜永禄提高音量，模仿牧民的口吻说：“这不是国家的孩子吗？这奶子是给国家的孩子喝，不是来卖的！”

　　一份份记录当时情况的史料，见证着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锡林郭勒盟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泛黄的资料——《锡盟1960年到1963年移入儿童工作总结》中记录着收养、领养儿童的情况；育婴院的情况；收养儿童的饮食、营养情况、伙食标准、存在什么问题，儿童领养情况等内容。

　　一份西乌珠穆沁旗育婴院的物资清单，详细记录着物资的规格、数量、新旧程度，“小孩鞋22双，旧的”“绒衣30件，旧的”“小孩绢布40个，新的”。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内蒙古倾其所有，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这些孩子。

　　孩子们在育婴院里调养一年后，转交给牧民领养。就这样，王志强被养父玉力格图收养。他后来听人说起，当年养父解开胸前的扣子，把不到两岁大的他搂入怀里，另一只手勒紧缰绳，骑马把他带回了家。

　　王志强的养父玉力格图与养母关俊茹在包头相识、结婚，1954年来到锡林浩特市生活。养母在供销社上班，时常会积攒一些饼干带回家，王志强形容，自己从小是吃着“牛奶泡饼干”长大的。

　　身体养得越来越强壮的王志强很调皮。玉力格图当时是锡林郭勒盟水利工作队队长，在锡林河畔修建水库时，为了方便工人休息，就地搭建了帐篷，王志强拿石头把帐篷的玻璃打碎了。“父亲知道后，要教训我，母亲就趴在我身上挡着。”王志强回忆道，那时大家都说，“强子，你母亲对你真好啊！”

　　跨越时空的恩情、亲情接续

　　认亲后，王志强片刻没闲着，被邀请到各家各户吃家宴，餐桌上的话题不经意间就会回到“过去”，他向家人讲述着儿时的一幕幕，称自己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长大，“小时候没受过一点儿苦”。

　　在一次次交谈中，王志强和亲人了解彼此过去的生活，知晓了内蒙古、江苏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共享亲情之乐。

　　1月13日，老家的孙女带着王志强和乌兰游览了天宁禅寺、青果巷等常州著名景点，他们还在老家完成了祭祖仪式。

　　之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崔文炳烧了一桌地道的常州菜，王志强又加了一道内蒙古美食蒸奶豆腐，把带来的内蒙古特产牛肉干、蒙古奶糖分给大家吃。一家人吃菜、畅谈、欢笑，许下了一个约定，“待到7月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再相聚”。

　　1月16日，王志强和乌兰返回了锡林浩特，他们着急回家照顾孙子，置办年货。在内蒙古生活了60多年，王志强在草原上长大、结婚、生子，他早已成了内蒙古人，王志强说，“认了亲，我也不会改名，养育之恩大于天，我们一家人还要继续留在内蒙古生活”。

　　连日来，相继认亲成功的消息，带给乌达木和同事们无限的力量，成为他们继续做好工作的动力。乌达木把最近从宜兴带回的30多份血样，与已收集到的129位寻亲人员DNA进行比对分析，“相信很快又会有团圆的好消息”。

　　目前，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已经帮助11位“国家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乌达木说：“我们会坚持找下去，让刑事技术手段为群众服务，为他们圆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