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郑叶昕

　　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上升

　　“单身社会”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现象。相比西方，家庭制度在东亚地区历来在阐明一般社会关系和生活安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单身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同时，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趋势上升，对该人群特质的探讨不仅是把握当前人口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理解未来单身社会演进的前提与基础。本文综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私人生活三大维度刻画当前20—49岁单身青年的特征与演进态势，并重点关注35—49岁晚婚与不婚的青年实践者，为理解我国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提供重要线索。

　　我国单身青年呈现出七大特征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型调查数据，从人口、社会经济与家庭生活三大领域入手，基于社会与人口模式的探讨以及趋势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历程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晚婚、不婚以及独立居住，使其处于单身的时长在生命周期中不断拉长，但影响个体化进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强度不同，差异性与共性并存。

　　具体而言呈现出如下七大特征：一是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其中35—49岁年龄段增长幅度最大。这是婚姻不断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结果。二是单身青年总体的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下逐渐分化，呈现出“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并存的情境，且极化加剧。三是单身青年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体现了就业对婚姻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中。35岁以上单身青年就业质量存在两极分化，但整体水平逐渐接近于青年总体，表明“主动选择”型单身青年比重的增加。四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处于单身状态，单身青年的财富状况整体较青年总体差，对应着其较低的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彰显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社会心态。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单人立户水平上升，但存在城乡分化。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六是单身青年在生活态度上呈现“弱家庭、强自我”的特征，向成人过渡的生命事件发生延迟，其闲暇生活更加丰富，也更关注自我的提升。七是单身青年社交网络与朋友绑定更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为代表的强社会关系支持的潜在脆弱性。

　　单身青年规模的不断增长会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换言之，由于青年从成年到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不断拉长，群体层面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规模和占比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以日本和韩国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参考，我国的婚姻推迟还将持续，并将进一步推高单身青年的比例。但需要看到的是婚姻仍然是中国青年当前的主流选择。即便单身青年的规模持续上升，中国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的距离。

　　中国单身群体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揭示出单身青年规模扩大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进程。无论是由于性别比失衡以及梯度婚姻造成的婚姻挤压，还是类似发达国家的“劣势模式”现象，都指向了“被动单身”情境下的单身青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天然劣势，这个群体很难达成婚配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但随着婚姻的物质门槛被不断推高，婚姻挤压还有加剧的趋势。那些“主动选择”情境下的单身青年，通常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这也催生了他们价值观的个体化转型。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他们更加积极地建构个体的价值体系及其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或者主动推迟婚姻，或者不婚，形成多元的亲密关系和婚姻模式的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当前单身青年中的较少数。事实上有更大数量的青年介于“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两类情境之间，他们并没有试图改变对婚姻的预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面临各类婚恋的困境。一方面，在个体化进程中，青年群体开始强调婚姻对个人的价值，然而消费主义的兴起与房价的不断攀升，极大抬高了进入婚姻的物质门槛。法律变更下家庭财产分配方式的变革，也使得婚姻中审慎的理性计算不断增加。对婚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追求，进一步增加了婚姻的匹配难度。无论是婚姻搜寻难度的增加还是物质准备时间的拉长，都延缓了青年进入婚姻的节奏。另一方面，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与高竞争性，不仅加大了个体婚姻准备的难度，也挤占了可投入婚恋的时间与精力。特别是女性因面临公私领域的双重性别困境，更加难以平衡事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下沉重的家庭责任。婚姻缔结的困难就在于无法平衡上述多对矛盾，个体在追求婚姻所带来的情感价值的同时，又力争排除可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体利益的潜在威胁。在多重矛盾下，个体依据所拥有的资源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一些青年努力达成婚姻的预期，但不可避免地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另一些青年调整对人生的规划，进入“主动选择”的情境；还有些青年则压制结婚的意愿，放弃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性，最后滑入“被动单身”的情境。事实上，针对日本的研究发现，真正的不婚主义者仍是少数，越来越多的青年因对婚姻的低欲望而“无计划地导入单身”。

　　单身青年规模的不断增长会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为潜在的变革做好准备，可能是当前更务实也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单身社会”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愿进入婚姻却不能的单身青年。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受到婚姻挤压，面临着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负担的困难群体，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如何解决既有的性别、年龄与单身歧视，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是面对初婚推迟、人口形势变化时需要直面的问题。二是正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人。如何避免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相互孤立，这不仅需要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还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单身青年可以依赖各类场所与多元服务展开社交，从而满足其内在的联结需求。三是单身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既有文献指出，我国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强化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并持续抬高婚姻的准入门槛。困难群体或将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并加剧社会不公平与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单身青年及其在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与家庭维度的特征，仅为状态而非因果性质的描述，同时未包含离异、丧偶的单身青年，因此只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的一角。更多讨论有赖于对当前青年群体的长期观察以及面向更广泛人群的持续研究。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阅读延伸

　　国外单身青年状况

　　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更长的生命周期中保持单身的生活状况，且这一进程在西方国家发展得更早。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与北欧就开始出现单身比例上升或未婚同居现象增多的情况，并逐渐扩展到西欧、南欧以及亚洲。以瑞典为例，2020年男女两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提升至37.5岁和34.8岁，20—49岁的一人户占比为50.15%。相较而言，与我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虽然进程稍晚，但发展速度更快。日本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4岁，45—49岁未婚率为17.0%，在20年间分别增长了2.4岁和10.73%。（李文）（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