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正在展出“越颂——中华文物中的浙江传奇”，展览呈现具有鲜明越地文化特色的十类器物，不仅展示了浙江历史文脉的悠长，也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

　　在良渚玉琮上看到多元文化的交融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既体现在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根源、共同的文化心理，也体现在各地因风土人情的不同而孕育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

　　如果要问浙江给人的感觉，也许是温润隽永的烟雨江南，也许是西湖的浓妆淡抹，也许是山与海的交响。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越颂——中华文物中的浙江传奇”(以下简称越颂展)尝试从文物的角度回答上述问题，展览从海量文物中选取了十类，它们最能代表浙江的气质，分别是良渚玉、越王剑、越窑青瓷、秘色瓷、阿育王塔、雕版印刷、湖州镜、温州漆、龙泉瓷、西湖图。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中，玉琮具有其他器物难以匹敌的重要性。考古学家认为，“以玉琮和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治组织的重要手段和纽带，显示出良渚文化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且存在统一的神灵信仰。”

　　越颂展中展出了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的6件玉琮，其中最大的一件也是最精美的一件被称为“玉琮王”，这件玉琮高8.8厘米，重6.5千克，敦实浑厚，器型内圆外方，中心开孔贯通，玉琮的典型特征是内圆外方，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因此认为玉琮也许是沟通天地、祭祀天地的礼器。让这件“玉琮王”更加不凡的是雕刻在其上的纹饰，琮体四面中间开直槽，槽内上下各刻一具象的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神兽上，此外琮体上还有抽象的神人兽面图像。

　　在良渚文化兴盛之时，玉琮已经走出良渚，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良渚文化衰落之后，玉琮扩散的脚步仍未停下。2021年考古学家在距离良渚约1800公里外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一件激动人心的文物。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玉琮，器物的年代是商朝晚期，这时良渚文化业已衰落，玉琮身上不见良渚文化常见的神人兽面纹，取而代之的是神树纹。神树是三星堆文化中的重要形象，中国古代有神树连接天地的传说，这件神树纹玉琮将主要来源于良渚文化的器型与孕育自本地文化的符号融为一体，是不同地域文化跨越时代的一次“握手”。

　　正是历经长时段的许许多多次“握手”，塑造了多元一体、长久茁壮的中华文化。

　　在宝剑与瓷器上看到越人的能工巧匠

　　越人素以手工技艺精湛著称于世，在越人的巧手制作下，宝剑、铜镜、瓷器、漆器等成为表情达意的礼品或是竞相追捧的商品，它们的足迹比制作它们的工匠走得更远，甚至走到了域外。

　　越人善于制剑，在《越绝书》这部记录春秋末年吴越历史的典籍中，专门开辟一章介绍越人制造的宝剑与其传奇。传说越王勾践有五柄名闻天下的宝剑，他邀请一位叫薛烛的相剑师品评宝剑，前两柄宝剑出场后，薛烛无动于衷，说它们都算不上宝剑，及至第三柄宝剑“纯钧”登场后，薛烛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严肃之中又透露出得见真正的宝剑的激动。《越绝书》以相当戏剧化的语言来写“纯钧”的品质：“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这把刚柔并济的宝剑，是欧冶子的作品。

　　或许最知名的越王剑是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越王勾践剑，它于1965年出土于湖北荆州的一个楚墓中，今年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开放，为这件镇馆之宝设立了一个专门展厅。越颂展中展出了多柄越王剑，在欣赏这些千年前问世至今光亮如新的宝剑、赞叹越人制剑技艺高超的同时，观众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即越王剑大多出土于楚地。它们也许是楚越联盟的见证，也有可能恰好相反，是楚国攻越获得的战利品，难以确定某柄越王剑具体是通过哪种方式流入了楚地，但越国制造的宝剑在当时广受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

　　越人有悠久的制造瓷器的历史，越瓷在历史上也广受欢迎。越颂展中展出了一件元朝的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砚滴是一种文房用具，研墨时需要用砚滴注入适量的水。这件砚滴做成船的外形，很像是游弋在江南水乡中的乌篷船，船舱与艄篷间甲板上开一小孔，船首开一出水口，用手指按住小孔，可以控制出水口的水量，以免一时出水太多冲淡了墨。船舱中有男女二人席地而坐，似在交谈，两人面前还有一只鹅。艄公在船舱外，他穿着一身蓑衣，正要取放在船篷上的斗笠，想来天已下雨，这艘船将驶进一片烟雨朦胧中。这件砚滴融艺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被认为是龙泉窑青瓷巅峰时期的代表作。

　　龙泉窑青瓷是宋元时代浙江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它的身影出现在了很多地方。越颂展中有一件龙泉窑青瓷凸棱荷叶盖罐，整件瓷器均匀分布凸棱，荷叶状的盖子配以青瓷本身的颜色，让人想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件瓷器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遗址，集宁路古城距大同、张家口不远，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之一，来自中原、江南的商品汇聚于此，再销往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地方。在集宁路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多个瓷器窖藏坑，其中就有龙泉窑青瓷。相同的器型还出现在了韩国新安沉船，这是一艘元朝至治三年(1323年)从宁波起航的货船，它的目的地是日本博多，在韩国新安附近海域沉没。沉船出水九千多件龙泉窑青瓷，显见它也受到域外顾客的欢迎。

　　浙江是青瓷的故乡，从先秦时代的原始青瓷，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成熟青瓷，再到唐代越窑独步天下的秘色瓷，再到宋元明时代远销海外的龙泉窑青瓷，这片历久弥新的典雅青色，航行在一片浩大的蓝色里，汇入千万种颜色中。

　　在西湖图中看到绿水青山诗意盎然

　　越地风物之美，莫过于西湖。西湖的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千年逐步塑造而成。

　　西湖颇得诗人的热爱，而且还是名闻天下的大诗人，白居易修白堤、苏东坡修苏堤，为西湖景观打下一个好底子。到了南宋，杭州成为都城，这片城郊的美景更得青睐，得到几次大规模的疏浚，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优美诗文。然而，在南宋之后的元朝，西湖经历长时间的“废而不治”，湖区大面积遭到开垦，苏堤以西的湖面都成了耕地，这样的命运在历史上还发生在西湖的姊妹湖湘湖身上。唐宋西湖的盛景，直到明朝才恢复，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主持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此次拆毁田荡3480亩，他利用挖起的葑泥筑起一道横贯西湖的大堤，这便是“杨公堤”，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这道堤上欣赏西湖美景时，很难想到杨孟瑛的名字，但他的贡献实不下于白居易、苏轼。明朝多次下令禁止侵占西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订立了《禁侵占西湖约》，并刻石立于杭州城面向西湖的清波、涌金、钱塘三座城门前。只有持续不断的保护，西湖的美才能长久。

　　越颂展最后一个部分，展出了两幅明朝的西湖图，一幅是沈周的《湖山佳趣图》，一幅是周龙的《西湖全景图》。沈周是苏州人，这位喜欢宅在苏州的画家，一生两次造访浙江，这对于他来说就是出远门了。《湖山佳趣图》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是他对第一次访浙的回想之作，他所描绘的未必是真实的西湖景色，却是心中的西湖景色——“山峦起伏，草木华滋；远山楼台耸峙，亭阁临风；近景沙渚浅滩，垂柳依依；大雁翔集，渔舟唱晚，板桥横卧，水榭高筑”。

　　沈周卒于正德四年(1509年)，倘若他可以看到一年前经过大规模疏浚后的西湖，必定能画出一幅更精彩的西湖图。来自宁波的画家周龙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绘制的《西湖全景图》，是较为贴近当时实际景象的西湖。今天回望四百年前的西湖时仍能辨识出一些标志性的景观：白堤上的断桥有三两游人，曾是宋代林逋隐居之处的孤山山脚下已有不少房子，长长的苏堤铺在湖面上，堤上遍植柳树，雷峰塔兀立在夕照山上，保俶塔耸立在宝石山上，游人泛舟西湖，舟游是从古至今最重要的游览西湖的方式。

　　《西湖全景图》是在一个春日问世的，这让人想起明朝文学家袁宏道也是在一个春日游西湖。他乘坐小舟入湖，写下这样如痴如醉的句子，“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东阿王曹植在梦中遇见洛神，遂有千古名篇《洛神赋》。袁宏道与西湖相遇，而有这灵动洒脱的短文。沈周与西湖相遇，而有《湖山佳趣图》。

　　相遇，是一个迷人的主题。任性自然、尊重文化的中国人，更愿意将相遇设定在青山绿水中、文华灿烂中，这是我们向往的自然天地，这是我们追慕的精神家园。

　　作者：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