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青年时期即以《荷花淀》成名，但并未大红大紫；中年生病，封笔二十余载；晚年笔耕于“芸斋”，崇尚“人淡如菊”。青年孙犁和晚年孙犁创作旨趣大有不同，故以“清荷”“淡菊”两种风格名之。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孙犁，关注他作品中主题的独特和叙述的诗意，即“清荷”一面。新世纪以来，孙犁研究明显发生两个转向，一是更为关注晚年孙犁的“淡菊”风格，二是建构整体孙犁，阐发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受各种因素影响，海外对孙犁的评价与国内并不同步。通过对照青年孙犁、晚年孙犁两个创作阶段，可以看出其海外译介的情况及特点。

　　被广泛译介的青年孙犁

　　青年孙犁时期，指孙犁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初搁笔。这一时期，对孙犁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已经开始。上世纪50年代初，孙犁属于被重点培养的青年作家。1951年底，孙犁参加了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同行者有柳青、魏巍、李季、康濯、徐光耀等，都是文坛青年才俊。作家代表团由冯雪峰任团长，一个多月时间内访问了莫斯科等地，参加多项文学活动，受到苏联作协热情招待，扩大了中国作家在苏联的影响。孙犁由此走向了“世界”，近距离体验了苏俄文学生态，回国后写了多篇访苏纪实。

　　孙犁作品部分译本

　　孙犁作品部分译本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向海外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佳作，被精心挑选后，成规模地译出。1951年，外文局创办了《中国文学》，以丛刊形式定期出版，有计划地进行外译工作，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胡志挥编，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很多作品，就来自《中国文学》。孙犁小说颇受《中国文学》关注。1961年，《中国文学》发表了《铁木前传》。1964年，发表了《孙犁小说选》，收录《吴召儿》《丈夫》。1966年，发表了《村歌》。其时，翻译家戴乃迭正处于活跃期，将多部孙犁作品译出，推荐给国外读者。1962年，戴乃迭翻译了孙犁的《山地回忆》和《芦花荡》，发表于《中国文学》第9期。《风云初记》片段发表于《中国文学》1963年第9期；《光荣》发表于1965年第10期。由此可见，“青年孙犁”被翻译推介的频率很高。

　　这些被选中的孙犁作品，既属于革命历史叙事，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孙犁的辨识度在于，他参与了以豪迈、粗犷为美学底色的革命叙事洪流，又具有独特的个人视角，显现出柔美、克制的“清荷”风格。在硝烟炮火中，他闻到了荷花淀飘来的阵阵花香。正如《荷花淀》中的经典描写：“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类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独树一帜的作品，符合《中国文学》的定位，大概也是孙犁受到遴选者青睐的原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海外研究者将孙犁作品划入抗日小说的范畴，而在这个框架中，孙犁作品的独特性被忽略，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就没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及孙犁及其作品。其对革命作家的态度，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后者给予解放区文学很高评价，认为“发生在解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变迁，也许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整体来看，冷战时期的研究者还未能认识到孙犁作品的独特价值。

　　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孙犁

　　上世纪70年代末，孙犁重返文坛，出版了《芸斋小说》及大量散文。晚年孙犁可谓“衰年变法”，知人论世，都与此前的“清荷”风格不同，形成独立傲岸的“淡菊”风格。如何分辨、统一两者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学者杨联芬在1998年的论文中，将孙犁定位为“革命作家中的‘多余人’”，不再把孙犁框定在传统的叙述范畴，而是发掘他更为独特的因素。评论家李敬泽2002年的《半个世纪两个孙犁》，传达了同样的研究旨趣。这一时期，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亦有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孙犁重回出版界视野。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孙犁小说选》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1982年、1983年，《风云初记》的英文、法文版相继出版。如此看来，孙犁的译介与写作产生了一个“滞差”：写作进入晚年孙犁阶段，但译介出版的作品，仍然是青年孙犁时期的代表作。

　　在研究方面，海外学者对孙犁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德国汉学家顾彬不再先入为主地划分作家阵营，对孙犁的评价也随之面貌一新。顾彬认为，孙犁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写出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

　　稍感遗憾的是，晚年孙犁的作品还较少被翻译出去。很多海外研究者认为孙犁的创作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终结了，这个错觉也影响了对孙犁的整体判断。比如Rosemary Maeve Haddond在关于中国“乡土小说”的博士论文中，专辟了“荷花淀派与孙犁”（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一节，把孙犁置放于乡土叙事传统，仍然沿袭了以前的思路。因此，如何重估“晚年孙犁”的价值，将其推介给世界，形成完整的“孙犁形象”，是一个亟须重视的问题。

　　孙犁青年时，“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相提并论；孙犁晚年时，曾有“南巴（金）北孙（犁）”的说法，由此可见孙犁的文坛地位。孙犁崇尚淡泊，自甘“边缘”，但新世纪以来，孙犁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热度，国内平均每年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随着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增强，相信孙犁的“清荷”“淡菊”风格都会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同放异彩。（作者刘卫东，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