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感到调研者是走走过场时，还会认真对待调查研究吗

——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调查研究”全过程

　　此文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博览群书》杂志主编董山峰同志参加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21年第2期厅局级干部“弘扬延安精神，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专题培训班时，在4月16日举办的“学员论坛”上的发言。发言前征求和吸收了作者所在班组领导和同学的意见。《延安日报》发表前，作者和编者对发言稿个别文字进行了调整。本文系转载4月21日《延安日报》APP原文，标题系《博览群书》编者所加。《延安日报》原题为：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调查研究”全过程。

　　《延安日报》前身是原中共陕北区党委机关报——《群众日报》，1950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延安地委机关报——《延安报》。文革期间曾停刊，1979年4月10日复刊，1992年改名为《延安日报》。

　　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调查研究要经常化。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四个月后，在2021年3月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总书记进一步要求：“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在巍巍宝塔山下，领会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指示，回望我们党在调查研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深感此次在延安干部学院所上的这门历时14个日夜的调查研究党课十分宝贵，深感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千千万万调查研究过程的光荣与艰巨。

　　十几天来，随着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学习逐步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我们党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与提倡，而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乃至灭顶之灾换来的教训,是我党历史上亿万烈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教训，是我们在和平发展时期一些不认真调查研究的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和巨大浪费换来的教训。正是因为站在这样的高度上看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才深刻地指出：“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则尖锐地批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面对国内外复杂情况，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学习体会老一辈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的深刻思考，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高度，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经历和学习观察，我有以下三点突出体会。

　　一、调查研究必须盯住群众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

　　作为不同岗位的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调研前的准备、调研中的推进，还是调研后的梳理，我们都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深厚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提出问题，以历史勇气直面问题，以责任担当研究问题，以政治智慧回答问题，以实干精神推动问题的解决。那种只带着群众不关心的名词和概念进行调研，或者对问题视而不见、熟视无睹，遇到问题绕着走，以致让小问题变成老大难问题的调研，不仅会降低我们直面问题、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本领，使党员干部的工作乃至生命碌碌无为、黯然无光，而且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所谓问题无非就是矛盾。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共产党人的价值何在？正是为了找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的调研才应该“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

　　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千问题万问题，人民的安危冷暖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群众的这些美好愿望，就是问题，就是目标，也是共产党人的最大责任。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得越多，说明我们的调查研究做得越好。

　　二、调查研究必须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全过程

　　应该看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各地各个层面的调查研究，高质量和成果突出的很多，但形式主义、效果不好的调查研究也不胜枚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批评的，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下去调查研究。有的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实际生活，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有的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情况，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应对不得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凡此种种，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说穿了，就是让群众感觉到一些干部的调研是为调研而调研、不得已而调研，不是因为关心群众而调研，不是为了解决群众利益诉求而调研，不是为了人民群众长远发展而调研。如果我们是调研对象，当我们感觉到调研话题与我们的关切差之千里，当我们感觉到调研者作风漂浮、闪烁其词甚至高高在上、夸夸其谈，当我们感觉到调研者对我们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问题满不在乎，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热切期待的调研者有不少都是走走过场时，我们还会认真对待调查研究吗？

　　毛泽东说，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之前的几次调查研究，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毛泽东同志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

　　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真心对待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切实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清、分析透、解决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搞调查研究身入更要心入，对群众动真情，把群众当亲人，和群众“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呼声，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记得是2012年夏天，我和中央媒体同行到江西赣州龙南县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一天，当地同志安排我们去采访陈科发老人与龙南山歌的故事。为了寻山歌、唱山歌、传山歌、创山歌，陈科发告别了让他名利双收的花卉种植产业，告别了龙南县花卉苗木产业带头人的荣誉称号，毅然转行成为抢救龙南山歌和民间文化的带头人。面对来自中央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陈科发老人带领一群农民在山坡上唱山歌、讲山歌，我们也向老人学山歌、问山歌，老人高兴得每一个皱纹都充满了喜悦。但是，当我们按行程计划离开时，老人的眼神顿时变得黯然，他喃喃地说：“我原想请你们再给我们提提意见的。”和老人告别回到北京后，我在光明日报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个眼神让我想到，新闻工作本身就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这位为文化发展付出千辛万苦的老人，有千言万语想跟代表党的人说。在老人眼里，我们就是党派来的人。”“陈科发老人的眼神提醒我们，新闻工作不能忽略宗旨。”联系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绝不要认为只要调研成果对群众有利，调研过程就可以粗枝大叶。事实上，如果没有良好作风伴随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如果不能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调查研究全过程，我们送温暖都未必能送到群众心坎上，很可能是自认为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但群众对我们的意见仍然很多。

　　有了把“为人民谋幸福”融入调查研究全过程的意识，我们才会统筹规划，不仅让调查结果体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还要把调查研究过程变成我们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重要环节；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合理调整调查机关与调查基层、调查干部与调查群众，解剖典型与了解全局；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如何用好“规定路线”，如何设立“自选动作”，如何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才能既听群众的顺耳话，也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我们才会统筹规划，如何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主动调研，抓住不放，从而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三、调查研究必须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由人民群众用心灵和感情来打分。我们要善于把调查研究与党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部署联系起来，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看到党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部署与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联系。

　　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约请萧军、欧阳山、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他还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包括搜集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邓小平同志1977年刚刚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收集科技教育界专家的意见。从8月4日至8日，座谈会连续开了5天。邓小平同志认真听取所有意见后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座谈会最后一天，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见，指出，四个现代化要从科技教育着手，并作出了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回望老一辈革命家的调查研究实践不难发现，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只有公而忘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才能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做到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常态化”原则。从我本人30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看，兴师动众的调研组织起来不仅成本高、代价大，也很难适应随地随时变化的新情况。“经常化”和“常态化”的调研，不仅简单高效，而且能不断提升我们的调查研究意识和能力。30多年来，我写过的数千篇报道，有一些是按照上级要求，专门调查采访得来的，但绝大多数是先通过日常观察发现线索，再深入调查得来的。亲戚、朋友、各界人士的闲谈，都曾成为我的报道线索。事实上，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已把调查研究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随时随地发现调研线索，他们捕捉一般人难以觉察和发现的社会问题的能力，就是在大量调研中锤炼出来的。2018年，我邀请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同志为《博览群书》杂志第400期撰写纪念文章。打开徐光春同志交给我的文章后，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博览群书》要当调查研究的专家。调查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对于《博览群书》所主要面向的人文社会学科而言，有助于学科摸清家底、接融地气、有所突破、造福大众，也有助于外界了解学科、参与学科、支持学科。《博览群书》要发挥自身的品牌优势，鼓励优秀的调研报告，鼓励具有调研意识的创作，鼓励情况全、数字准、观点新、有教益的作品，反对为发论文写文章，反对为捧人写文章，反对脱离实际写文章。”徐光春同志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不仅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需要调查研究，而且建议把调查研究融入学术研究和媒体传播的各个环节。今天，我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极大丰富，调查研究方法也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

　　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追求调研成果的高质量。毛泽东同志对获取高质量调查研究结果始终保持一贯的追求。他曾嘱咐即将赴基层调查的吴冷西、田家英：“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因此，调查研究中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擅长调查研究是广大党员干部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的基本功。我们要把做好调查研究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全过程融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最后，借用陕北民歌的体裁表达在延安干部学院生活和学习中的感受：中延院的面来中延院的米，走南闯北总想起个你；三哥哥问来四妹妹记，延河水哗哗流在咱心里；三疙瘩瘩石头两疙瘩瘩砖，思想里隆起座宝塔山。调查啊研究啊一代代传，不忘人民啊不忘延安。

　　（作者为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主编。此文为作者4月16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21年第2期厅局级干部“弘扬延安精神，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专题培训班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