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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04-27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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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如今6个新坑再惊天下。事实上,三星堆“面世”还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发掘和保护,是凝结了数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赛。近日,记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任站长陈德安、现任站长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还有年轻的考古队员,听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横空出世”,显露古蜀与中原文明交流痕迹

  陈德安,今年68岁,从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也是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主要发掘者。记者还未发问,陈德安首先抛出话题:“我先和你们说说三星堆考古的来龙去脉,搞清整个过程,很多问题就好谈了。”

  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三种关于发现时间的说法,分别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认为燕家说的1929年比较准确。”

  陈德安所说的“燕家”,是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们在自家田地开掘水塘时,先后在沟底发现400多件玉石器。随后,这批流入坊间的“广汉玉器”名噪一时。三星堆文明由此“横空出世”。

  1934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启动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时任馆长葛维汉是首位发掘者,他组织考古队在燕家院子找到了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并提出“广汉文化”概念。有趣的是,当时就有关于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等与华北、华中发现的相似,这是古蜀曾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三星堆发掘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有新动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持续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前者刮土层,后者剔泥土。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成果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真正的突破,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陈德安说。

  2 1980年重启发掘三星堆考古迎转机

  冉宏林今年34岁,是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执行领队。接受采访前,他刚从考古发掘舱里出来,身上还穿着防护服。

  2013年,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这里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庆人,专业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时期巴蜀文化里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我来三星堆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参与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采访和整理工作,这给他带来启发。“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9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东西是写不到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记忆里。”冉宏林说,不少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做点什么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从2019年开始,冉宏林开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采集工作。他首个拜访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敖天照进入广汉市文化馆工作,从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他几乎都在场。1973年,他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学习考古,包括考古绘图、考古测量。培训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给他讲,“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个遗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后期,广汉各大乡镇几乎都在办砖瓦厂,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在当地取土烧砖。回来后,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遗址,看到砖瓦厂挖出的土里夹杂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后来,他到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汇报情况,推动了三星堆的发掘和保护。

  1980年春天。由参与过1963年月亮湾发掘的王有鹏带队,改革开放后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启动。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

  同年夏天,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的陈德安来到三星堆发掘工地,此后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经历了改革开放后15次考古发掘,其中几次大规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让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1986年。

  3 1986年两坑“一醒惊天下”,奠定三星堆遗址重要地位

  对田野考古来说,天气是个重要变量。沉睡地下数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经不起雨雪风霜。“现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里还建了4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陈德安说。

  1986年夏天,没有考古大棚,只有篱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陈德安和另一位1号、2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陈显丹在整理资料,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进工作站,说“挖砖挖出玉刀来了”。他们赶紧放下手里的活,飞快跑到出土地点。拼接发现,工人说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点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1号坑;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米左右,同样因为砖厂工人取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2号坑。

  田野考古是个“体力活”。陈德安记得,当时天气闷得很,经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来,每天提心吊胆。一旦下雨,田里的水翻起来,就会破坏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又干又硬,很难控制。“晚上土质稍有回湿,我们通宵连轴转,在取文物的关键时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铲清理进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间发掘工作更苦,两个200瓦的灯泡招来了无数蚊虫。”陈显丹回忆。

  1号、2号坑相继出土金器、玉石、青铜器、陶器等1700余件,还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残片、虎牙和海贝约4600颗。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国宝级文物,比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这两个坑,这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坚持发掘,三星堆“再惊天下”

  雷雨快步走过考古发掘舱边的木栈道,坐定后放下背包,还有挂在脖子上的单反相机。

  自从十几年前拍下第一张与三星堆的合影以来,雷雨已经数不清拍过多少张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专业摄影师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

  1984年,雷雨大学毕业后来到三星堆。因为生病,他没能参与1986年的发掘,这让他懊恼了很久。“说实话,我之前没想过还会有3号坑。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规模发掘,我的运气很好。”

  曾有人问,为何两次发掘相隔这么长时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只是发掘对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陈显丹解释。

  考古充满偶然性,无果而归是常有的事,但发现3号到8号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展开。“大家带着这样的研究目的开展勘探,发现3号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说。

  从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祭祀区域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间。

  2019年11月26日,在紧邻2号祭祀坑西侧的探沟东南部,冉宏林敏锐地发现“异象”——一条直角边。“我用手铲仔细刮了一遍,把这个线条理顺了,发现有一个转弯直角,基本能确定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坑。”冉宏林说,人类活动会留下蛛丝马迹,挖坑回填土和周边土的松紧程度、土质土色有区别。“当时就想,它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找的3号坑。”

  顺着线索继续下挖,12月2日,一块6到7厘米长的青铜器口沿露出土面。当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确定这具体是什么器物时,他们请来了正在附近开会的“老专家”陈德安。

  陈德安喜欢用手去感受考古标本,对各地、各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风格比较熟。1986年出土的青铜器,基本每件他都摸过几十遍、上百遍,每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个铜器口沿的边缘,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时隔34年,三星堆6个新坑“再醒惊天下”。雷雨已经在三星堆遗址工作37个年头,如今他最深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坚持才会有收获。”

  5 考古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

  在雷雨的相机里,年轻人的照片越来越多。“一些年轻考古队员看到我给他们拍照,还会让我帮忙发给他们。”雷雨说,这两年站里来了很多“90后”年轻队员,给古老的三星堆注入了朝气。

  身体趴在悬空的发掘升降平台上,用竹签一点点剥离文物周围的泥土,再小心翼翼地装入标有编号的小袋子里……记者在4号坑发掘舱内见到许丹阳时,他正在清理出土一块陶片。

  许丹阳是“95后”,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刚参加工作就加入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队伍。

  “这些年轻人非常敬业,入舱后马上就进入状态,一天起码7个小时在坑里工作。”雷雨说。

  在陈德安眼里,年轻一代掌握更多自然科学知识,会用高科技设备,也接触到最前沿的考古学理论方法,这些都和老一辈大不相同。“我也在向这些年轻人学习,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老一辈三星堆考古人的精神感染着考古“新生代”,代代相传。“2019年我去拜访敖天照,他住在老宿舍楼,房子不大不新,但收拾得非常规整,摆满了书。三星堆的事他娓娓道来,细节都能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前辈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的热忱、热爱、坚守,完完全全沉浸在考古的世界了。”冉宏林说。

  此次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离不开几代考古人的半生坚守;近百年的三星堆考古接力,是几代人文化信仰的传递。

  为什么以三星堆考古作为人生事业?

  有人是阴差阳错:雷雨读考古,父亲的建议起了大作用;陈德安是被“调”到考古专业的,本来想做医生或老师。

  有人是兴趣使然:冉宏林因为喜欢历史、向往在田野的自由,就报了考古系;许丹阳也是自己选的专业,兴趣是主要因素。

  殊途同归。退休后,陈德安对三星堆的研究整理工作没停下。“我学考古是偶然,但从事这项工作后就再也没想过放弃。我把三星堆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好像已经跟我割不断了,脑子里想的都是它。原来没退休,它是我的工作,现在退休了,它是我的乐趣。”

  再过两年,雷雨要退休了,“我在三星堆待了三十多年,在外人看来可能时间很长,但我反而觉得很短,因为古蜀文明太有魅力,有太多待解的谜。”雷雨说,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机会,他愿意留在这儿,继续破解三星堆的“无字天书”。

  每个人都提到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考古既探索我们‘从哪里来’,也启发我们‘到哪里去’,这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陈德安说。

  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关于古蜀的屈指可数,考古似乎是跨越时间长河、与古蜀文明“重逢”唯一的路。这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能完成的,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仅被揭开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对它的探索远未结束。

  这次全民关注的发掘工作何时结束?冉宏林说,他们希望在年底前完成6个坑的文物发掘工作,之后到实验室做相关保护和分析研究,但考古有太多未知,发掘前永远不知道层层土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因此没有严格的截止时间。而后续的文保修复工作,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

  (本报记者 柴雅欣 自四川广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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