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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竹风:“不唯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新起点

来源:文汇报2021-04-15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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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竹风:“不唯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刘迪

  【一块锅饼、几支大葱、一杯清茶】

  ◆据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主席李储文回忆:“五十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出差返沪,途中在济南小停,入住的招待所设备十分简陋,但竹风同志随遇而安,并不在乎。他还笑着跟我说,就他而言,一块锅饼、几支大葱、一杯清茶,于愿已足。竹风同志一生所坚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老八路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校订条目,不用一本参考书和辞典】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秘书长应国靖曾一次次看到罗老伏案修改、校订条目小样,即便在出差的火车上,他也不顾车厢颠簸,全神贯注地在小五号体的铅字校样上勾划、修正,而这时的罗竹风已是75岁高龄。更令人叹服的是,他把校样中的错字、错句或某本专著中错的原句一一挑出来、一一改正,竟不用一本参考书和辞典,足见其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旧书摊】

  ◆回忆起自己少年与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罗竹风用一个“杂”字道出了其学习内容之丰富,既读鲁迅、郁达夫、王统照的作品,又读了许多欧美文学。学业之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旧书摊。他的英语也相当好,还选修了哲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课程。熊十力、许地山都曾担任过他的老师。

  唯书论,一种懒汉思想

  书是开拓知识领域的手段,又是人类文化科学的载体,因而有“开卷有益”之说。这与“尽信书不如无书”岂不是截然相反么?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批判地吸收。书是个人或群体研究的成果,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如果认为凡是书中说的都要遵守,不能越雷池一步,就会变成两脚书橱或者书呆子。不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不从后来者居上的观点看问题,读书反而会起桎梏作用,把人束缚在狭隘的小天地里。

  唯书论,是一种僵死的观点,也是一种懒汉思想。以为书是万能的,只要记住或背诵一些固有的原理和教条,加以套用,便可受用不尽,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其实大谬。“不唯书”很对,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善于独立思考,根据新形势分析新情况,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来。

  【学术档案】

  罗竹风(1911—1996),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山东平度人。1931年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教授,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曾担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为《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49—1976)主编等。著述以杂文见长,有文集《行云流水六十秋》等。

  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又是著名学者专家。他是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他就是罗竹风。

  他曾用“行云流水六十秋”来描述自己的学术生涯,足见其内心的那份坦然与淡然。

  “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

  1911年11月25日,罗竹风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蟠桃镇的一个教师家庭,原名振寰。他三岁丧母,五六岁时最爱听父亲讲《三国》《水浒传》,以及春秋战国故事。八岁那年,罗竹风走进了小学,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国文》。十二岁那年,他考入平度知务中学。他从小对“国文”很感兴趣,十余岁开始写作。高中期间,他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与《热风》,并开始接触文学刊物《语丝》。高中后期,他便来到了北平求学。

  193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了六名新生,罗竹风便在其列。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让爱国学生痛心疾首。刚刚跨进北大校门的罗竹风便投入到了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先后在北平、南京两地请愿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却遭军警关押数日。同年,他先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主编《北大新闻》报和《冰流》杂志,宣传抗日思想。

  四年后,罗竹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毕业。他重回齐鲁大地,在烟台中学担任语文教员。西安事变后,他却因拒绝向学生讲授“蒋委员长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宣讲国共两党应联合抗日,而被学校解聘。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竹风毅然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投笔从戎,回到家乡。1937年冬,他与乔天华在平度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并创建了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而后,当选平度县首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自此,罗竹风转身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并于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罗竹风转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协助校长华岗,进行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教育实践。行政工作繁复,他依旧没有离开三尺讲台,这大概就是身为学人的那种本色。

  1951年,罗竹风赴上海工作,担任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秘书长。以支援前线作战为中心,“保家卫国、发动群众、增产节约”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

  1952年起,罗竹风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秘书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等职。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了《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书籍的修订编纂工作。

  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角度出发,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字改革

  罗竹风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奋斗了六十余个春秋,是一位致力于实际工作的语言学家。人民群众学习文化,首先应解决汉字难识、难读、难记、难写的困难。让文字成为民众认得出、说得清、记得下、写得来的语言工具,1932年起罗竹风投身于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新文字运动。在“语联”的领导下,他努力从事大众语研究,并在北京大学民众夜校讲授新文字课,宣传、推广新文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方案。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胶东地区的22个县主持推广新文字,开展了一系列推行新文字的实践:包括刊印《北方话拉丁化方案》供知识分子自学,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新文字训练,在中学添设新文字课,组织编写课外通俗读物等等,将新文字学习和应用相结合,为文字改革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持上海语言文字工作期间,罗竹风领导开展了文字改革、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普通话的立法、宣传、推广、应用等工作,推动了全社会用语规范;他积极支持创建《汉语拼音小报》,旨在提高语文教师教授汉语拼音的水平,帮助少年儿童学好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为统一祖国语言所需要,罗竹风强调实施文字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以克服汉字难识、难读、难记、难写的障碍为出发点,为人民群众掌握文化学习的工具、提高文化水平服务。他认为,实施文字改革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急躁情绪,认为可以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一种是慢慢吞吞、无所作为,认为文字改革的时间长得很,并不迫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角度出发,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字改革。

  罗竹风强调,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就是要在全社会推行使用简化汉字,以解决有些汉字笔画多、难书写的问题;推行使用汉语拼音,以达到多识、快识汉字的目的;推广使用普通话,以打破方言隔阂。

  在对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长期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罗竹风写下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其中包括《汉字和新文字》《五四运动与中国语文革命》《从新文字的理论到实际》《新文字的学用和难易》《文字改革的任务应当提到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正确理解双语现象》《关于童话的写作问题》等等。

  《辞海》修订——成为结束中国辞书编纂落后面貌和开创新纪元重要标志

  1957年,大型综合性工具书《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任务交到了上海,作为时任上海市出版局的主要领导,罗竹风抓起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组建工作,从干部配备、人员调动、专家聘请,到辞海编辑委员会的组建、办公场所的选定,他一一关照,事事落实,让《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从此有了一个专司其职的工作机构和一支具有相当水准的编辑队伍。

  作为最初的两位副主编之一,他领导、具体参与了《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制订《修订〈辞海〉计划》,并及时修改了指导全书修订编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释文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为统率,应当用科学的、客观的、正面叙述的方法,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稳定的知识,并且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此外,罗竹风还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的行文规则。他提出,释文内容必须切题,不可东拉西扯而“四至”,即“东至墙、西至庙、南至沟、北至道”;释文必须简明扼要“挤水分”,即应当压缩冗长的释文,精炼每一个文字和标点,用同样的篇幅介绍更多的知识,要求明确,利于把握;释文必须客观表述“并存”说,即凡学术观点有几说时,应一一介绍,无有偏颇,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经过全体作者、编者七个春秋的共同努力,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终于出版了。而罗竹风则成了唯一一位从头至尾审阅了《辞海》全部条目的领导者。

  1978年,罗竹风继续担任《辞海》副主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的修订编纂工作。他首先请回了曾经参加过《未定稿》修订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并落实增补分科主编的工作,他强调修订编纂工作必须以《未定稿》为基础,在科学文化技术上应当尽力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提高释文质量。

  在修订编纂工作异常紧张的二百多天里,他始终坐镇第一线,解决了许多稿件中不时出现的尖锐棘手的问题,亲为波折重重后终于公开出版的《辞海》撰写了前言。

  这部凝聚着包括罗竹风在内的全体作者、编者巨大心血,收词10.7万条,共1340万字的《辞海》的公开出版,实现了共和国历史上以典的形式记载代表国家科学文化研究成果最高水平的愿望,成为结束中国辞书编纂落后面貌和开创新纪元的重要标志。

  《辞海》(1979年版)出版后,罗竹风即提出:为了不断适应广大读者查阅的需要,《辞海》应隔若干年就修订一次,此项工作永远不能结束。他的意见对于确保《辞海》修订编纂工作的连续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4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巢峰把“《辞海》(新世纪版)编纂方案”送交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审定。此时,几十年如一日修《辞海》的罗竹风已身患骨癌,长期住院治疗。病床上,老先生研读文案,字字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修改达49处之多,文末批上“请打印上报。罗竹风1994年3月31日”,这是罗竹风最后一次为《辞海》签发文件,也成了他留给辞海人永远的纪念。

  《汉语大词典》编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

  1979年,主持特大型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以来,罗竹风吸取前期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成果,将全书编纂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概括为:

  关于词典性质,《汉语大词典》应当是一部以汉语言专业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提高性质的特大型语文工具书,整个编纂工作都必须紧紧扣住这个中心来开展。

  关于编纂方针——“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即收词必须突破时代界限,古今汉语兼容并蓄,释文必须注重对源流的探究,全面准确地解释词义。更具体地讲,就是尽可能收录古今汉语著作中的普通语词和进入语词范围的专科词语,吸收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准确地解释词义,恰当地引用书证,力求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

  关于词典质量,《汉语大词典》必须能够达到反映汉语言全貌,并对中华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全面的总结的要求,而且必须超过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和台湾地区出版的《中文大辞典》。

  关于编纂原则,作品必须收词谨严,准确把握历时性和共时性,即收词工作既要有从古到今的纵向概念,又要有处于同一时代平面上的横向概念,把有生命力和有使用价值的语词收列其中;作品应纠正《大汉和辞典》和《中文大辞典》中的错误;释文应综合新的成果,增补新的内容,具有新的见解;释文应义项完备,释义确切,层次分明,文字简练;体例应整齐完备,切实起到规则和规范的作用;装帧设计和插图应具有中国风格。

  关于作者队伍,一定要紧紧依靠专家学者,编纂过程中搞好传、帮、带。大力培养中青年专业人员,并放手他们去发挥,以致其在工作实践中尽快成为作者队伍的中坚。

  关于资料工作,这是保证词典质量的基础,必须把功夫花在积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上,通过搜集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科学体系。词典的内容和观点,应当从丰富的资料中概括和提炼。

  关于编辑工作,一定要认真把关,确保质量。着重审核收词是否严整,做好补缺删滥;释义是否精准,做好去误纠错;义项是否完备,做好补漏删繁;书证是否适当,做好鉴别考究;体例是否齐整,做好规范统一;修改稿件一定要做到,提笔千钧重,下笔皆有据;审核资料一定要做到,依据权威版本,逐句逐字查对。

  他不辞辛劳地站在集中审稿、定稿的第一线,悉心研究推敲稿件,解决“疑难杂症”,始终抓住编写质量不放,始终抓住出书进度不放。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秘书长应国靖的记忆中,他曾一次次看到罗老伏案修改、校订条目小样,即便在出差的火车上,他也不顾车厢颠簸,全神贯注地在小五号体的铅字校样上勾划、修正,而这时的罗竹风已是75岁高龄。更加令人叹服的是,他把校样中的错字、错句或某本专著中错的原句一一挑出来、一一改正,竟不用一本参考书和辞典,足见其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

  就在《汉语大词典》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罗竹风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提出要充分发挥集十余年所积累丰厚资源的优势,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出版包括《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涵《汉语大词典》全部精华的《汉语大词典》简编本,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和现代汉语各个时期划分的断代语词词典,以及成语词典、典故词典等,不断为拓展和丰富《汉语大词典》系列指明方向。同时,他也提出要搞好《汉语大词典》的合作出版,让《汉语大词典》在所有汉语文化生存的地方发挥作用。此外,与《辞海》同样,《汉语大词典》应每隔若干年修订一次,使之日臻丰富与完善。

  1993年,洋洋五千万字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1994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功大会,作为《汉语大词典》主编的罗竹风也克服病痛的折磨,坐着轮椅参加了庆功会。《汉语大词典》的出版无疑是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壮举。

  不唯书,而要能够批判地吸收

  回忆起自己少年与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罗竹风用一个“杂”字道出了其学习内容之丰富,既读鲁迅、郁达夫、王统照的作品,又读了许多欧美文学。学业之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旧书摊。他的英语也相当好,还选修了哲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课程。熊十力、许地山都曾担任过他的老师。

  他倡导,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理论研究的座右铭。他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自由探索,既不能将书本上的内容作为教条,也不能因为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而止步不前。

  论及读书,罗竹风曾为《新民晚报》“读书乐”作文一篇《不唯书,不唯上》:

  书是开拓知识领域的手段,又是人类文化科学的载体,因而有“开卷有益”之说。这与“尽信书不如无书”岂不是截然相反么?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批判地吸收。书是个人或群体研究的成果,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如果认为凡是书中说的都要遵守,不能越雷池一步,就会变成两脚书橱或者书呆子。不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不从后来者居上的观点看问题,读书反而会起桎梏作用,把人束缚在狭隘的小天地里。

  “不唯书”,是从“尽信书不如无书”中衍变过来的吧,其间可能有血缘关系。唯书论,是一种僵死的观点,也是一种懒汉思想。以为书是万能的,只要记住或背诵一些固有的原理和教条,加以套用,便可受用不尽,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其实大谬。如果唯书,列宁只能拘守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又怎能在落后的俄国开始呢?先在农村积聚力量进而夺取城市的毛泽东思想又怎能形成呢?因为书上明明说了,革命只能在大城市先取得胜利,然后影响农村。

  “不唯书”很对,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善于独立思考,根据新形势分析新情况,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来。“不唯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新起点,是从已有的必然王国向未来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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