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园林让我回到了想象中的古典中国

2016-02-19 10:04 来源:苏州日报  我有话说

郑培凯:园林让我回到了想象中的古典中国

  郑培凯先生笑声爽朗,谈起苏州,像谈起多年的老朋友。

  1976年,在美国读博士的郑培凯第一次到苏州,被苏州园林所震撼。1998年,郑培凯教授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他感受到在香港年青人中推广中国文化的责任,于是辞掉了美国大学的教职,定居香港。从此,来苏州方便了许多,他常往返于香港和苏州之间,考察苏州文化,写下许多关于苏州的文字。

  郑培凯先生和苏州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他的夫人,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学教授鄢秀,是从苏州走出去的老一辈电影人韦布的外孙女。而韦布则是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姐妹的小舅舅,早年曾随姐夫张冀牖先生办学,在乐益女中任职。因此,来苏州也是走亲戚。

  苏州人知道郑培凯教授,多半是因为昆曲。作为一位昆曲研究者和昆曲保护的推动者,郑培凯多年来为昆曲的传承和保护倾注心力。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郑先生对苏州文化的兴趣和研究远不止于昆曲,他对苏州园林素有研究,对文徵明、唐伯虎,以及明末清初的苏州文人都有研究。

  郑培凯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涉猎之广泛,著作之丰富,令人惊讶。中国文化艺术史、艺术思维、艺术创作、艺术欣赏、文化美学,都是他研究的领域。他还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用笔名程步奎发表诗歌,出版过五部诗集。他20多年前翻译的聂鲁达诗歌,已被视为经典。

  看着苏州的冬雨,郑先生说,这很像台北的冬天,风从太平洋上裹挟着雨而来。郑先生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完全没有“台湾腔”。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说的国语,是没有今天这样的“台湾腔”的。台北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地方,从1岁随父母赴台,直到台大毕业。1970年赴美读书,因为参加“保钓运动”,作为“左派”学生被吊销了护照,曾有20年不能回台湾,直到90年代解禁。所以,有好些年,来苏州的次数甚至超过了回台湾。

  “每次去苏州,一定到网师园去看看,一来是观赏园林之胜,二来是追怀自己记忆中的老苏州。”这是郑先生在散文《网师园的记忆》里写的。虽不是苏州人,也不在苏州长大,但是因为在书里读到过明代的苏州,亲眼见过40年前的苏州,所以,对苏州的记忆和憧憬,牵系着文化的乡愁。

  2015岁末和2016年初,郑先生再一次出人意料,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书写斯文”书法个展,引起圈内圈外不小的关注。郑先生自幼习书,过去却鲜少以书法家的形象示人。他说他只是“爱好写字的读书人”,以书法抄录古诗文,是“与古人神交”,为了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景仰和体会古人的艺术追寻。这是郑先生的文化情怀的又一表达。

  园林使我爱上了苏州

  苏周刊:您第一次来苏州是1976年?当时对苏州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郑培凯:1976年,我还在耶鲁读博士,暑假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去了上海,然后来苏州。我印象最深的是园林,那真是很大的震撼。我去过日本,日本的园林让我觉得非常美;中国园林我在台湾看到过,让我觉得太雕琢。那次我去的是网师园,那时候的苏州是灰灰暗暗的,“文革”还没结束,但是园林让我觉得回到了想象中的中国一种很美的情景之中,过去只有在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可以想象,而我真的看到了。我记得,买了5分钱门票,园子里没有一个人。进了这个园子,我觉得我才真的体会到中国古典的世界所追寻的理想境界是什么。我在园子里走的时候体会到,那真的是移步换景、景随心转。日本的庭园非常美,设计得非常好,像一幅画,可它是静止的;网师园的每一步,每一个小径,上上下下,让你觉得它是活的,像一个奇特的生命体。我在那儿发呆了很长时间。我是研究人文的,会想很多事情。实景、具体存在的东西,会刺激你的想象,当然想象要有基础,基础就是对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对过去的历史的憧憬,在苏州看到了。这使我爱上了苏州。

  我1976年和1978年两次回大陆,都是学校资助的。网师园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是一种象征,代表文化的积淀还存在那里,好像召唤着我,将来还可以再来,即使时代经历了巨变,典型犹存,往日的优雅仍然荡漾在一汪池水中的亭台倒影。

  苏周刊:您对苏州文化的研究是从园林开始的吗?

  郑培凯:最早对苏州感兴趣,主要是园林,当时还没有接触昆曲。我经常想研究明清时候的苏州园林。从1978年第二次来苏州,我就对拙政园的变迁很有兴趣。从王献臣建拙政园,文徵明可能帮着设计,至少他画了《拙政园三十一景图》,还一一题诗。当时的拙政园和今天的有很大变化,这变化是怎么来的?书上讲得很少。我搜集了不少史料,和苏州园林部门的研究人员有些接触,找了一些资料,有过一个研究计划。可是这个计划后来搁浅了,我就转而做昆曲研究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再来苏州,园林局的朋友带我去不同的园子,特别是艺圃给我印象深刻。

  准备写一本关于艺圃的书

  苏周刊: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就开始研究艺圃?最初是怎么产生兴趣的?

  郑培凯:九十年代园林观光客开始多了。我一般早晨8时去,8时45分观光团来了,我就走了。听朋友说艺圃很少人去,我就去艺圃,在吴趋坊一带的小巷子里七转八转,走进艺圃,发现真的没人,我非常喜欢。苏州园林基本都是私家的,园主造园的时候如何想象他的世界?怎么营造他的世界?在安静的园林里,我比较能体会园林主人的追求。我每次来苏州都会去艺圃。我有个好友是园林局的总工程师,他给我讲了修复艺圃的过程,怎样从一个废弃的厂房完成修复。他说在修复中,特别是住宅部分,有时会发现一些老的建筑物件,但是他没有考古的基础,并不能够说清它的变迁。

  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是艺圃的第二任园主。我研究过文徵明和他的家族,对文家从兴起到败落的过程很有兴趣。我想要了解中国传统在审美追求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是怎么来提供一个基础,让这些人来创作的。特别在晚明,思想意识有开放的迹象,是怎么发生的,和苏州的关系是什么。

  后来山东莱阳人姜埰买了这个园子。姜家在山东莱阳是个大家族,明末山东民变,家中遭到灾难,姜家兄弟俩都是进士,都到了南方,都参加了复社,后来留寓在江南。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我们的观念里认为,山东人是比较粗犷的,他们为什么会爱上江南这样的地方,还在苏州落了户?艺圃的主要建设都是山东姜家人做的。很多匾额,比如东莱草堂,和他的思乡之情有关。我对这发生了特别的兴趣。不一定是苏州人才爱苏州的文化,可以是所有的中国人到了这里,就喜欢这里,是什么在吸引他?说到底,就是苏州文化的魅力。中国文化凝聚到苏州的时候,是宋元明清。文化南迁,逐渐成为主流,是从宋代开始的。从环境史的变化来说,对南方的控制并不容易,古代这里有瘴疠之气。北方在古代反而比较适宜人居。苏州以前靠着河道生活,很有意思,也并不容易,人们是逐步地驯化了环境。我对艺圃的兴趣也在于,它背后掺杂了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山东人最后落户在这里,异乡变成了家乡。

  我准备写一本关于艺圃的书,主要不是园林建筑的历史,是关于生活在艺圃的人们的历史,从文震孟买艺圃、文家衰落,到姜埰买艺圃、姜埰一家落籍苏州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和复社有关。资料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

  苏周刊:除了网师园和艺圃,还有哪些园林让您比较感兴趣?

  郑培凯:另外有一个园子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同里的退思园。它跟我们学术上构思出来的明朝的品位、风味是一致的,但是它是清末造的。我们都认为清朝艺术的追求非常繁复庸俗,但是退思园没有,是个充满了巧思、十分雅致的园子。苏州的文化积累中,除了士大夫累积的文化,苏州的工匠也功不可没。审美的历史积淀深厚,从文人雅士一直贯彻到工匠,成了面的累积,而不是过了一个时代,因为精英阶层的没落,就没有了,因为它是深入到整个工匠的传统里的。因此苏州在清末这个农业大帝国败落的年代,也可以盖出退思园这样精致优雅的园林。苏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累积很深厚,重新兴起的可能性比别的地方要强。

  苏州让我思考明清文化转型的历史关键问题

  苏周刊:苏州文化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郑培凯:苏州的生活,让你在悠闲中思考人生的意义。现在这个世界太纷乱,和香港、上海这些城市相比,苏州人稍微慢一点,让你觉得很舒服,比较能思考一些事情。中国发展得太快,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好事,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我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或者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是多思考,把自己能做的事,能发挥出来的尽量发挥出来。

  苏周刊:喜欢苏州文化和您研究明清历史有关吗?

  郑培凯:当然有关系,我想我对明清历史文化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我非常不喜欢清朝的文化。我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明末的社会开放是什么意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是什么样的历程,经历了什么样的风光,是否看到平沙落雁,是否看到远浦归帆,还是遇上了急流险湍,碰上了涌浪狂飙。许多人说明朝的政府是最专制的,制度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文献上看,从一些特别的例子看,是专制的,有锦衣卫、东厂这些机构,但另一方面,明朝中叶以后的皇帝都很懒、很昏庸,整个帝国的管制是松弛的。中国历史的写作经常充满道德性教训,突出站在道德高地的忠烈和特别坏的邪恶佞臣,《明史》亦然,但是,明末的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当我们进入21世纪民主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发现人是很复杂的,人不是单面的、可以贴标签的。我们发现明朝中期以后的社会开始复杂化,不是单纯的黑白斗争。阉党当然很坏,可是政治斗争和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能不能只关注朝廷的内斗,而忽视社会基层的变化?清朝就不一样了,清朝是一个管制非常严,思想统治非常严厉,而且执行有效的王朝。晚明政治

  制度严苛却不去执行,昏庸混乱,清朝统治则既严苛又执行有效。从文化的发展来看,混乱的社会有时会出现思想新机,看看春秋战国就知道。我们时常讲“民国范儿”,却是出现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苏州让我思考明清文化转型的历史关键问题,我喜欢晚明,山高皇帝远,就有一定的开放空间,苏州的经济繁荣促成了思想的活跃与审美品位的提升。昆曲的发展也和晚明的文化审美有关,与中国历史有一段时间比较开放、活泼,有探索精神有关。

  初见昆剧,就像第一次进网师园

  苏周刊: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就开始研究汤显祖,那么第一次看到昆剧是什么时候?

  郑培凯:1990年之后我到台湾做客座教授,每年有一学期在台湾教书。1990年代的台湾,因为富裕了,开始追寻传统文化中优美的、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向。园林、昆曲开始在台湾受到关注。1992年,大陆剧团第一次到台湾演出,京戏当时最受欢迎,那次我印象很深,都是梅家、谭家、马家的后人,一票难求,一张票两千块都抢不到。后来,中国京剧团去演出,袁世海带队,杜近芳、刘长瑜这些名角都来了。这都还不稀奇,直到昆曲到台湾来,看到浙昆、上昆和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出,那才是震撼!就跟我第一次进网师园是一样的感觉,是梦里见过的,你想象当中它可能存在,然而从没见过,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看到了,就像《牡丹亭》里杜丽娘在《惊梦》与柳梦梅合唱的:“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我们这代人,都听父母讲,他们从前在大陆生活,见过好东西,而我们在台湾,成长经历是个西化的过程,并没有亲眼看到中国文化的好东西。等到你真的看到,震撼非常强,原来是这样的!那时候昆剧的处境很差,后来就逐步好转了。我从在台湾开始,就参与了对昆剧的保护。1998年到香港之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昆剧的保护中。

  苏周刊:您为保护和传承昆曲做了很多事,请具体谈谈。

  郑培凯:2001年昆曲成为世界口述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代表作,我在香港,报社打电话来问,昆曲是什么东西?他们请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登了两天,我很有感慨,“挟洋自重”,才能让我们重视昆曲。我觉得那时候最麻烦的是,有人会以为,这下昆曲好了,要好好发展,要创新。那时候我们吵得最厉害的是,要保护,把所有的剧目保护起来,要传承,有轻重缓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是做研究的,本来不是做活动的人,但是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做活动。每学期我都请一个昆剧团到香港城市大学做三天的演出,每一次还会请一位著名演员做讲座。我们在香港培养了一批观众。

  我们很担心传承出问题,所以搞了昆曲传承计划,请人捐了钱,然后一个一个地请那些老艺术家来,比如张继青、汪世瑜、侯少奎、岳美缇、梁谷音、计镇华、蔡正仁、刘异龙,给他们客座教授的待遇,请他们去两个月,目前已经请了十位艺术家,留下了资料。我发现,学术界有个倾向,你一定要写论文、写书才能有前途,学术专著要引用文献。而中国戏曲是列在中文系下面,研究戏曲可以不必看戏,只要看文献,从文本到文本就可以,对于整个戏曲的理解和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想到,要把老艺术家表演的这些东西变成文字,整理出来。

  要了解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要学历史

  苏周刊:您在美国30年,后来为什么去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学建立中国文化中心,并且留在了香港?

  郑培凯:1998年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请我去创办中国文化中心。中心开出了全校的通识课程,分成20个不同的领域,都是中国文化,有33个专题,包括园林、戏曲、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等,6个学分,两门必修课。其他系科的人有点不满,认为没有用,学生还蛮欢迎的。

  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我很不满,美国不是这样教的。我们学历史,要背人名、地名、年代,我教学生,不要背这些,你要了解中国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汉唐是盛世,为什么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畜牧文明会有冲突,汉唐盛世为什么在北方,社会经济是如何从北方发展到南方的,为什么工业文明颠覆了中华帝国,为什么要现代化,为什么民国以来中国人崇洋媚外。你要了解,现代中国的疆域如此辽阔,基本上是清朝打下来的,这是一个政治与军事的成就,但它也带来一些其他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要思考。

  留在香港,是因为我认为做的事比较有意义,我的生命“有用”。到香港之后发现,香港大多数大中学生对中国一无所知。港英殖民时代中学还学中国历史,回归之后,取消了中国历史课,因为“没有用”,中学每周三个小时的历史必修课改成了资讯科技,

  学电脑。什么叫有用?这是很难说的,学生不了解中国历史,就根本没有文化凝聚力。

  苏周刊:您在美国多年,有没有影响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郑培凯:当然有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对环境很不满,很向往西方,可是不太了解它整个历史文化的血脉,认识还是比较虚的。我在美国生活近30年,慢慢了解了,它所有的一切都有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就回过头来,把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理清楚。我们从一个农业大帝国,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经历是不容易的。农业大帝国其实不是现代国家的概念,而是“天下”,这是个模糊的概念。现代的国家,权利、义务出现了,这是西方近代出现的。我出国后逐步有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文化的认识,慢慢觉得,有许多东西你急也急不来,你学也学不来,因为你不是他,你要弄清楚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同时,你也不会产生自大或自卑。我觉得自大和自卑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有人说中国人崇洋媚外,怎样才能不崇洋媚外,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要学历史,要了解人家,要知己知彼。第一要开放,第二要搞清楚你自己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前发生的事如何影响到现在。中国文化是可以有选择的,发展不是乱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用钱来肯定自己。

  人物简介

  郑培凯,1948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0年负笈美国,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台湾大学等。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担任中心主任及教授。现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华学社社长。著作有《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茶道的开始》《流觞曲水的感怀》《茶香与美味的记忆》《茶余酒后金瓶梅》《行脚八方》《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等30余种。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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