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跨学科工作坊关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

2017-07-17 16:25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讯(记者颜维琦)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张振华承担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跨学科工作坊项目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沙龙召开第一次会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政法学院等单位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新闻学研究的十余位老师先后做了发言。尽管临近暑假,活动仍吸引了来自政治学理论等专业的研究生。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耿曙认为,在当今中国,讨论“是否/能否采用发展型国家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发展型国家能否转型”。他从林毅夫和张维迎对于产业政策的辩论谈起,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讨论经济体制的选择与转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王向民教授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为题,将中国群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解读为其朝向“民生化转型”的迹象。一方面,群团通过“小机关、强基层、全覆盖”的组织改革来弱化其行政色彩,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化(如引入律师)、专业化(强调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和社会化建设来增强其社会服务功能。中国的群团组织及其变革是既有的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框架所不能够解释的,是一种独特的“威权-民生”结构。中国对社会的治理日趋精细化,手段更加多样和细腻,这是多数东亚发展型经济体不可比拟的。将中国鲜活和复杂的经验实践,强行套在僵硬和死板的理论框架中,这类做法的局限性会愈发的明显。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也需要一套新的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话语体系。

  张振华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为题申报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他就该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内容以及难点和重点等进行了报告。他认为,既有的对于中国经验和道路的总结通常从转型经济的视角做出,强调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与其它转型经济体的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是其关注重点。这类研究在取得重要洞见的同时,也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不只是一个成功的转型典范,还是一个成功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后者正是发展型国家理论尝试解释的议题。然而,迄今为止,一方面,中国主流的经济学者对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中国经验也没有在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取得应有地位。此外,发展型国家理论内部仍存在较大争议。一是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出现“标签化”的现象,即将所有取得非凡成就的经济体都称作是发展型国家,甚至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所推行的重商主义,也有学者开始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进行诠释。二是以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为界,东亚发展型国家中出现了“可怕”的割裂:之前它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的典范,之后则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要警醒和反思的对象。他希望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来澄清这些基本议题,尽量消除理论内部的分歧与争议,弥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割裂。

  张振华提出,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有三种基本办法。一是“找相同点”或类比。可以从政商关系、产业政策、官僚体制、生产型福利制度、国家自主性、金融抑制、合作主义劳动体制、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来发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共同点。二是找差异点,讲述中国故事。在这种方法中,发展型国家能够被泛化定义为“只要有意愿和能力将经济增长设定为国家最为优先的目标与任务的政体都算发展型国家”。中国与东亚其他发展型经济体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是发展型国家,而是中国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发展型国家。三是从案例中找寻发展型国家。案例依据两个维度来选择:一是与政府关联密切的产业、市场和企业组织(如光伏产业、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二是已经被模式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在讨论环节,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袁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晨熹教授指出,课题需要对发展型国家进行更为细致的概念界定与分类,要区分发展和发展型国家,要在理论上明确发展型国家究竟是一种国家形态还是一种国家类型。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刘伟伟援引青木昌彦的理论,指出发展型国家与勾结型国家并非截然对立,在没有恰当制度配合的情况下,发展型国家有蜕化成勾结型国家的危险。与会者还就中国模式与道路和发展型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恰当视角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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