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威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内外形势作出最新判断和具体对策，并对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和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立足于“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会议在“变”与“不变”中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思路。

　　从“不变”来看，会议对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三个“仍然”的判断，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变”来看，会议提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其中，“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特别值得关注，这是基于完善宏观调控层面首次提出的，其战略定位和运作机理超越了以应对经济短周期波动为主的传统逆周期调控政策框架。

　　第一，宏观调控跨周期是相对于传统的逆周期调节而言的，但不是对逆周期调节的否定或取代，而是对其的完善和升级。国内外宏观经济调控实践证明，我国的宏观调控理论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如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从稳定总需求出发，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方式熨平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总量性特征。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还要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加强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在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还关注结构调整与优化，特别是通过结构性调控来实现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以看出，“跨周期”是对“逆周期”的完善和升级，意味着在关注短期经济周期性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

　　第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所引发的问题和矛盾。随着国内经济逐步得到修复，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仍是防止短期疫情冲击演变为趋势性变化的必要举措。但需要避免的是不合意的短期逆周期调节所引发的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海外疫情的快速蔓延所产生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等不确定性加剧了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复杂性，从而对我国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的宏观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顾历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为对冲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都全面扩张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方向和力度来看，一方面，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反危机增长效应，我国在金融危机后短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刺激政策“后遗症”，我国经济由此进入“三期叠加”阶段。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不仅考虑特定经济周期内的问题，而且更加关注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延续的时间与覆盖的效果，既立足于短期经济波动，强调各项政策的协同和配合以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着眼于中长期的政策传导效应，在结构调整与优化中实现风险可控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第三，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不应是另起炉灶，可在现有的框架体系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拓展，但应更加注重长短期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首先，相较于已经走向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宽等非常规政策的欧美国家，我国的政策空间相对充足，但也并非没有边界。因此，在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时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为中长期留出合理的政策空间储备和余地，特别需要综合考量政策是否有时滞、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以及传导路径是否畅通等因素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判别，避免因误判而出现政策过度或偏差。

　　其次，总体来看，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变量，其所形成的冲击终归是外生性冲击，短期的冲击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力和韧性。随着复工复产逐月好转，放缓的经济便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运行。因此，在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上，既要立足当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更要着眼长远，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生物医药、5G网络、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以及远程教育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宏观政策运用得当，长短结合，才可化“疫情”之危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之机，维持住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结构性变化趋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财政金融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