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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ARS到新冠病毒肺炎,十几年时间,疫情发作的强度、传播的速度、波及地域的广度、消灭的人口、损失的财产成10倍以上增长,不亚于全球性大规模战争,美国、意大利、菲律宾等60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些宣布为“战时状态”,以“战争”对待,启动抗疫军事行动,但实践表明,各国军事防御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并不适用,甚至显得无能为力,由此提出了社会防御的新命题。
大规模入侵经由公共安全威胁卷土重来,提出社会防御新使命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下,在国力不断增长的大好形势下,还有核武器保护,难免产生外敌不会踏入我们领土,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入侵的想法,但随着9.11后公共安全事件日趋频繁、破坏力越来越大,生物病毒、网络病毒与黑客、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加上地震海啸、旱涝等自然灾害,跳过军事防御体系,直接打击社会目标,展现出新的大规模入侵态势。
公共安全威胁上升为战争级别。9.11后基地组织对美国驻外使领馆发动恐怖袭击,美国率领反恐联盟用了十年时间、几十亿美元才平息局面。十年后,网络安全成为全球安全的新软肋,最早伊朗核设施被“震网”病毒攻击,俄罗斯驻北约代表称“达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及至2019年,委瑞内拉国家电网遭受网络攻击,13个州发生断电一周的惨剧,公共交通、医院、工厂、通信系统全面停摆,导致病人无法手术而亡。2019年底以来,新冠病毒全球爆发,使人类看清公共安全威胁的新特点新后果。这就是从局部的传播性和低强度的对抗性、有限的破坏力上升到全域的传播性和强烈度的对抗性、无限的破坏力。
对抗性展现出多元化和联动性。既有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如网络黑客发动网络战争,恐怖分子和海盗发动分布式的恐怖袭击;也有人与生物之间的对抗,如对付SARS和新冠病毒,对付虫灾;还有人与自然破坏力的对抗,如汶川地震、东京大地震、印尼海啸。当某一安全事件发生时,就会导致社会多方面反应,甚至被敌对方利用产生连锁反应。如伊朗受到新冠病毒重创后,美国趁机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以激发伊朗经济社会动荡。
传播性和流动性高速化。所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以致无穷。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病毒如海啸般席卷全球,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各国措手不及,相继沦陷,甚至北极圈的人民也未能幸免。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仅仅3个月,全球新冠肺炎至少蔓延45个国家。同理,震网病毒在因特网上几十小时感染了全球20多万台电脑。未来恐怖组织在手机上发布一条攻击暗号,恐怖分子就同步在全球各地发动袭击。
杀伤性和破坏力超常规。公共安全威胁往往先渗透潜伏,后滚雪球式的爆发,犹如核爆炸,产生巨大破坏力,甚至是毁灭性后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新冠大流行感染数字呈指数级增长:第一个10万,用了67天;第二个10万,用了11天;第三个10万,用了4天;第四个10万只用了2天。三个月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50万,死亡超2万多人。其间美国股市四次熔断,中国仅饮食、娱乐、旅游几个行业损失就超过2万亿元。这远超同一时期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等全球战争伤亡数字总和、战争损失总和。
混合战争加速公共安全威胁的整体化,需要把公共安全从预警处突上升到针对社会目标的全面防御。自一战起,对平民的保护就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世纪初就开启了民事防护(civil defense,主要指战争中对平民的安全防护,主要针对无差别轰炸而建设防空洞,开展红十字医院救护等,后来扩大到和平时期应对灾害灾难和事故,属于防护性质。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现,民事防护拓展到多样化的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上来,加重有强制性的处置性质。但进入21世纪以来,战争助推恐怖主义、疫情、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等公共威胁,甚至军事战争也转向重点打击经济社会目标,包括硬摧毁和网络病毒攻击国家电网、水坝电站、城市交通、能源、金融系统,一旦受毁便是几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威胁。从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用石墨炸弹让南联盟断电,到俄乌战争、叙利亚战争,打击经济社会目标和军事目标相结合,形成混合战争新形态,使现行的公共安全预警系统和处置手段难以应对。形势逼人强,所谓魔高一丈道高一尺,需要以战争防御的姿态来对付战争级的公共安全威胁。
社会防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防御,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脚点
公共安全威胁具有与军事威胁不同的目标对象、特点和威胁方式,以公众生命财产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设施为打击对象,具有开放性、隐匿性、传播性,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性,谁是敌人?敌人在哪里?看不见,摸不着,现有军事防御几乎无效。所以要求社会防御具有与传统陆海空等军事空间防御不同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方式。
理清社防与国防的关系。寓公共安全空间的国防于社防,使国防效益最大化。从2003年非典,其后禽流感,再到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泛滥,“生物国防”呼声溅起;从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瘫痪,其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使互联网成为颜色革命的主平台,“网络国防”风声鹤唳。甚至文化安全领域也有文化国防的提法,金融安全风险的增长也会带来金融国防。但如果不深入社会,公共安全威胁就防不胜防,防御就无从谈起。
理清防御的目标和对手。国家防御是以政权为保卫目标,以国界为防御线,保卫国土安全,抗击外国军队侵略,防御的对手也主要是国家行为体,作战对手是敌人的军队;社会防御则是以公众为保卫目标,保护公共安全,防御的对手是恐怖主义、生物病毒、网络病毒等公共威胁。
理清防御的本质。相比战争以消灭敌人为中心,社会防御是以保护公众为中心。公共安全威胁具有寄生性,寄生在社会母体之中,难以完全消除威胁,所以,社会防御的宗旨是有效治理威胁,确保损失最小化,而不是把消灭敌人的数字放到首位。比如,反恐怖作战,保护人质是首位,消灭恐怖分子为第二位。还如恐怖分子投毒水源,水坝上埋设定时炸弹,在互联网上发动病毒攻击城市电网,解毒排爆是第一位的,保护公众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比抓捕罪犯更重要。再如生物防御,身体携带病毒的病人是保护目标,而病毒则是打击对象,不能因消灭病毒而消灭病人;同样网络防御,被病毒感染的网络是保护目标,网络中的病毒是打击对象,而病毒长期存在并不断更新,消除病毒、遏制病毒发作和中毒后快速修复三结合是网络防御的宗旨。
理清防御的法则,强调防、控、封、反四大法则。防范为基,强调平时不间断的监视预警,根据威胁等级确定防护等级,实行战略储备和预置。控制为先,鉴于公共安全威胁都存在爆发临界点,压制苗头,控制传播途径,就抢占先机,从而遏制危机。比如社群监管使恐怖分子没有施暴的条件,抢先隔离病毒携带者就控制疫情,网络上主动搜索病毒程序就阻止黑客攻击。封堵为要,以强制手段切断传播链,强调早期小范围封锁,把生物病毒、网络病毒、恐怖分子封堵在小范围内流动,保障全局安全。反击制胜,掌握威胁特点,解析发作规律,研发精准克敌的手段,部署实施。
理清防御体制。依靠人民战争体制实行联防联控,整合群防群治力量。公共安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民战争体制的高度实用性,发展信息化人民战争体制是社会防御的法宝。现代军事防御主要是对外防御,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则主要是内部防御。对外防御强调陆海空联合作战,对内防御则是军政民大联合,即政、军、产、学、研和社会团体联防联控。信息化人民战争体制呈现网格化布局,具有传播上的优势,可以压制病毒的传播;具有从决策到行动的优势,保证从高层决策、中层管理到基层执行的指挥链畅通;具有协同优势,可以高效组织多方资源,形成整体攻坚力量。
理清行动与力量编成。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发展成为社会防御行动。应对不同公共安全事件需要不同的军事力量组合。对武装力量而言,适应兵力角色的翻转,主战部队翻转为辅助力量,后勤部队翻转成主战力量;核生化防御部队、抢险救灾工程部队、医疗队、防疫大队等这些后勤部队,转型为社会防御的骨干力量,武警部队成为社会防御的基础力量。
综上所述,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到军事防御与社会防御相结合的总体防御上来。早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当前,逆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气候变暖大交叉,公共安全威胁发展频繁并且交织的危险急剧上升,正是以公共空间积极防御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时候。
筑全球公共安全防御体系,共享社会防御
军事防御是国家间相互为敌,而社会防御则是各国面对共同之敌。从新冠病毒肺炎的泛滥可以看出,公共安全威胁的传播性和致命性,迫使社会防御全球化。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性抗疫,是一场反生物病毒的世界大战。只有国家大联合、社会大联合、军队大联合,才能取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
对接各国公共安全防控体系,以开放的防御应对流动的威胁。公共安全威胁具有无界性,就如病毒以人和动物为载体,自由穿行国界。即便一国一时控制了本国疫情,但境外的感染者又会坐飞机入境,带来二次感染;如果封闭国门,又孤立于世界,对外贸易和交往中断,经济损失承受不了多日,所以,在生物病毒、网络病毒和国际恐怖主义面前,是真实的命运共同体。一国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将各国防控体系连成一片,才能境外早发现、境内早预警、早备战。帮人就是帮己。
开展国家间社会防御武器装备研发合作,集全球之智攻关。生物病毒传播性攻击达到武器级后果,但公共卫生防御还处在非武器阶段。战争早熟于和平,杀人的武器开发超前于救人的武器,大到核武器、航空母舰,小到生化武器,包括病毒武器,美国一家存货可以毁灭地球多次,导弹飞跃千里摧毁目标的精度已经达到米级,但反病毒却相形见拙,这就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同样,各国经济社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但一个网络病毒就可以全面瘫痪,而防毒解毒程序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当疫情泛滥和网络瘫痪时,全球遭遇的都是同一个病毒,而研发管用的药物和软件周期长,要想提高效率,赶在全球性坍塌之前研发出反病毒武器,需要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联合研发。这将颠覆武器发展史。
把全球产学研纳入社会防御体系,推动防御社会化。鉴于公共安全事件类型多、专业性强,而专业性力量高度分散在政府、军队、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团体中,比如,每次生物病毒、网络病毒的爆发都比以往更复杂、破坏力更大,解决的难度更大,需要高科技支撑,而且是国际化支撑。为此,建立政府、军队同全球生物医学、网络安全、工程、环保、气候监测、地球情报分析、核生化领域的企业和机构之间协作,并推动各国之间开放公共安全科技成果,不脱钩、不禁运,并由联合国监督高科技防御技术的和平运用。
推行兵力与资源共享的新型战时体制,全球社会防御体系向各国赋能。共享社会防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新冠病毒不分国籍、民族、派别、信仰,无情地侵袭所有群体,他呼吁全球停火,一致抗疫。虽然当今时代仍是民族国家形态,军事防御作为国防主体具有合理性,社防的兵力兵器不可能做得很大,也不可能做得全面,一旦面临像新冠病毒这种高强度且致命性的公共威胁入侵,各国都显得战斗力短缺,为此,只有把全球社防的兵力和资源汇集成体系,按需求差异和轻重缓急,为各国输血赋能,才能使防御效能最大化。正如中国控制住疫情后,把救护队、呼吸机等突击兵力和战略物资支援意大利等新的重灾区,可以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建立全球防疫作战协调中心,调度全球社防力量。这样可减轻各国社防负担,也比美国全球招聘全球医务人员高效,还能防止稀缺资源恶性竞争,使一国到全球的防御效益最大化。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东)